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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我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在沉沉的睡意中我被广播惊醒，知道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从座位旁的小圆窗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看一眼手表，醒悟到今天正是八月八日，想到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幸运之日来到北美，在迷惑中似乎又得到了一点安慰。马上我在心中又给了自己一个冷面的嘲笑，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六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的成功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主持答辩是北京来的著名教授，他建议我去他那儿读博士，并主动提出论文的发表由他负责。我的导师也掩饰不住一脸喜气，答辩完出来他在我肩头拍了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传达着一种含蓄的赞许。当然我不会去读什么博士，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到北美去，在等待着我。妻子林思文去年八月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前她寄来了所有的材料，催促我尽快赶赴加国。她办事的迅速使那些渴望过去探亲而等待已久的人吃了一惊，一个个跑到我这里来询问。探亲的护照在五月里已经办好，一环套一环一切顺利。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登上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由于去年思文签证时遇到过的波折，我去的时候就做好了折腾几个来回的充分准备。可是在北京只待了两天，还来不及去看看大学同学看看母校，我就拿到了加拿大使馆签发的签证。这种意想不到的顺利简直使人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那种幸福感乱糟糟的，简直来不及仔细梳理仔细体验。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逼近，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等了好久才进了厕所，总算有了个安全的地方让我可以再次品味那种令人昏眩的幸福。我闩好了门，从内衣口袋里小心掏出护照翻到贴有签证标记的那一页，那黄色的小方卡给了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正实现以权威的证明。我抚着那光滑的表面在列车隆隆声中哈哈大笑，把护照用嘴轻轻叼了，双手伸过头顶拼命地拍得“叭叭”响。又呆看着拍得通红的双手晃着头微微地笑，嘴唇哆嗦着自言自语地吐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直到外面的人等得焦躁拼命捶门我才出来。回到座位上不多久，我又一次产生了那种渴望，又一次排队进了厕所，我心痒难熬又抓不着非看看那黄色卡片才能稍稍平静。刚下火车我在广场上遇见了朋友胡大鹏，他妻子两年前去了美国，他正准备去北京办签证。他说：“成了？”我说：“成了！”说着领袖似的一挥手。他说：“真成了？拿到手了？”我说：“骗你呢！”说着一拍胸前的口袋，雄赳赳地把胸一挺。他说：“看看好吗看看好吗？”我把护照翻到那一页递给他，他双手捧着手直抖。我笑起来：“你抖什么手，我自己手也没有抖抖的。”他说：“这就等于多活一百年了。”他见我不明白又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你马上就得到了，这可不是多活一百年么？”我说：“你这个比喻真他妈的太妙了太神了太陶醉人了，一百年呢，你想想真的一百年呢！”他说：“别人搞了几年都搞不通的事你就这样一路通过来，连我都要为那些搞得可怜的人打抱不平了。”我说：“你别嫉妒，过几天就是你了。”他说：“但愿吧。你我都是靠女人出国，男子汉想起来也有点丧气。没有林思文，凭你，你想到北美去？”我说：“那是那是，前几天我把思文寄来的一千美元到黑市上兑掉，你猜那个人说什么来着？嘿，看不出你倒是谈了一个好对象啊！我就点着自己的鼻子问他，嘿，这样子还看不出么？够了！”说着两个都笑起来。
这些才多久的事呢，梦一样的现在就身在北美了。
在这个盛夏的晴朗早晨，加拿大东部边城圣约翰斯凉爽宜人。圣约翰斯，这个坐落在纽芬兰岛东端的海滨城市，我早就在心中把它生动地想象过无数次了，它和大西洋一起，一年多来是我心中现代人间的童话世界。我家中地图上的那一块由于无数次的指指点点已经变得油黑。今天真的我就来到了这里。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我怎么走下飞机来到了候机室我不知道，那种怦然心跳昏眩迷醉的感觉覆盖了一切。候机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行李传送带空寂地转动，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拿下自己的行李，我茫然地对他嘿嘿一笑，他莫名其妙怔了一下，这提醒我回到现实中来，开始理解身外的事情。我想给思文打个电话，却没有一枚一夸特的硬币（夸特：加币单位，为二十五加分）。小商店要到七点钟才开始营业，要换零钱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守着行李不敢走远，就那么呆站着有十几分钟。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屁股后面吊着一尺多长的电棒。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一笑说了声：“Good morning.（早上好。）”他这一笑给了我一点勇气，我马上回了一声，把那张十加元的钞票摊在手中向他伸过去，用生硬的英语问：“Can you change money for me?（能帮我换开钱吗？）”我怕他不明白我的话又圈了手指做出硬币的形状，指指电话做出打电话的手势。他“OK（好的）”一声，摸出一枚硬币给我，我连忙把手中的钱递过去，不知怎么表达，含糊地发出“嗯嗯”的声音，他摇摇手笑笑走了。因为这一个夸特，加拿大留给我极好的印象。
接电话的是个外国女人，我反复说了“林思文”几个音她似乎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她说些什么，她说得飞快似乎是对我这么早就打扰了她不耐烦。我冲着话筒说：“A Chinese girl!（一个中国姑娘！）”她说：“It may be Mary.（哦，可能是玛丽。）”她放下话筒去叫人，我又掏出电话号码来看。玛丽？怎么回事！那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谁？”这是妻子的声音吗？我有些陌生，没有把握。我说：“我找林思文，我是她爱人。”那边声音急促起来：“高力伟！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机场。”她声音更加急促：“上海机场吗？”我知道她又进入打国际长途的紧张状态了。我说：“我在加拿大，在圣约翰斯，我已经来了！”她说：“Wonderful!（好极了！）站着别动，我马上就来。”
一切顺利，太顺利了。我这样想着，一个姑娘的幻象在心中一闪而过，那是舒明明。明眸赤颊、轻盈活泼、披发垂肩。这是我留在中国的遗憾。一星期前我离家的前夜，她在我宿舍里依依地哭了好久，不断有送行的朋友来敲门，我们躲在里面不作声。要出国去只好分手别无选择，带着几分无奈几分狠心，我除了说些模棱两可的安慰话再也说不出什么。几天之后，我这就在地球的另一面了。我把行李移到候机厅门口，缓步走下台阶，下到后一级，我停了一下，带着一种期待，郑重地把腿跨了下去。这就是加拿大的土地了，它就在我脚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在心里嘲讽地“哼”了一声，这片土地被自己想得太神奇了。在国内那种狂热的气氛中，一个人甚至不能不这样去想。空气纯净如水洗过一般，但我又怀疑这种感觉是出于自我心理暗示。机场前面一片平展的开阔地，绿草如茵、生机勃勃、苍远平旷，一直伸展到远处小山脚下。许多花奶牛星星点点在草地上从容徜徉。数不清的海鸥来往翔掠，在远山的背景前点缀出些许移动的白影，有几只停在我脚边，我抬脚吓一吓，却并不飞走，只是跳开一点。天宇澄清，蓝得透明，我没有见过这么纯洁的天幕。眼前的景象与我想象的那么吻合，这使我对进一步的证实有着一种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冲动。正四下张望，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我没有去想轿车与自己会有什么联系，却听见一个声音在喊：“力伟！”我一看思文正从轿车里出来。她还是那个样子，精精神神，穿着我熟悉的小碎花连衣裙，亭亭而立。在飞机上设想好的拥抱欢乐那样的场面忽然觉得不合适了，也许就是这辆意料不到的轿车影响了我。我羞涩地笑了说：“林思文，你好哇。”说完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这是妻子又不是朋友，却想不起说什么才是好，又叫了一声：“思文！”她笑笑表示了对我窘态的理解，指着行李问：“都在这里？”我“嗯”一声。她说：“可以带七十四公斤呢，别人都是超重的，你不超至少带满，少带只是便宜了航空公司。又是舍不得买两只大箱子！”车上又下来一个高大的白人，过来提了箱子往车后塞。我想着是她的同学，忙把手提袋提过去。车开了我说：“纽芬兰的风景真好，天都是透明的。”她说：“早几个月赵霞来，带了一百多公斤的东西。”我说：“这里的鸟也不怕人，赶它也不飞。”她说：“少带东西想是省了钱，到这边来还贵几倍。”我说：“那片草地看了心里就舒服，在上面翻个跟头才好呢。”她说：“其实到了上海也来得及买。”我说：“上海只待了两天，搞机票去了没来得及买。”她说：“好啦好啦，我还不知道你，又是舍不得。”准备了多少话一时都觉得讲着不顺口，搭讪着问：“近来还好吧？”她说：“昨天在上海起飞？”她提示着，我倒抓住了话头，把旅程讲了一遍。她边听边和司机说着英语，说得很快我听不懂几句。她的手就放在我手旁边，我把手贴着坐垫轻轻移过去想抓住她的手，一碰到又退了回来。我觉得自己真可笑，怎么这也需要勇气，我们之间什么事没干过，抓一下手又算什么，这个人不就是我的妻吗？可心里还是觉得她在西方待了一年，和原来的她就有点不一样了，高雅了，可不能冒昧。
下了车她付给司机二十二加元，我心里陡然一惊，这才意识到这是出租车。车开走了她告诉我，车费二十元小费二元。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同学帮忙呢！”她说：“你没看见前面的计程器？”我说：“我哪知道什么叫计程器？次坐了出租车还是白人给我开的。天爷爷，快赶得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她说：“要把国内钱的概念搬到这里来，人就别活了，还要按黑市价算。我刚来那几个星期也不习惯，不过要你在心里转这个变，要准备几个月，你我是知道的。”我说：“赚了钱我也会花，我现在是穷光蛋，你也不是就富得流油了。二十多加元就没有了，想起也心疼。”说完了又感到自己的抱怨太奇怪，不叫出租车，从机场走过来吗？想是这样想了可心里还是惦记着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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