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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温馨提示：签名本sj发送，送完为止，介意者慎拍！
1.经典官场题材小说，鞭辟入里地描写了官场生存的秘密。
2.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深刻的心里搏斗。
3.生存和尊严，权利和良心博弈的古老命题在当代语境中的完美呈现，写透了一个具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质和坚守的当代知识分子必然会遭遇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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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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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池大为是一名医药学研究生，出身贫寒，但坚信平民的高贵。毕业时，他出于知识分子的尊严，拒绝投机留校，从北京回到省城，成了省卫生厅的一名公务员。池大为和官场小生态、传统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价值观就此开始展开搏斗。在钢铁一般坚硬的游戏规则面前，在避无可避的生存压力之下，在现实的尊严被逼入墙角之后，池大为的良知和坚守将何去何从？对个人欲望的心悦诚服，对知识分子道义的苦苦留恋，同时存在于池大为身上。在反复彷徨、怀疑、自责之后，他终于还是为精神找到了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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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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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1995，海外版名《白雪红尘》）、《沧浪之水》（2001）、《因为女人》（2007）、《活着之上》（2014)，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2003），以及学术论文、散文等。有《阎真文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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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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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篇
1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我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在门槛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人才能分辨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着，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生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嵇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2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后我绝望了。将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班，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又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生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把赶制出来的寿衣给父亲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代，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把许多生石灰塞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轻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把信给了池爹，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就一头栽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槛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
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作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他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槛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3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作日子，把自己当作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作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把白天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同学们的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竟以3∶2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拥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作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游行后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后她叫我：“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作声，笑着。我怔了一会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着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地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看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楼下经过回宿舍去。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的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后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吗?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一天晚上我去教室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后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儿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走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芳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神不定，那种淡淡的芳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那间教室去，模糊地希望再见到许小曼。到了九点多钟她还没来，我心神不定，又说服自己说：“几年才碰到一次，还有第二次吗?”渐渐地我反而安心了，想入非非，那可能吗?正想着她进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一眨眼，可不就是她。她笑一笑，我点点头，又低下去装作用心看书。她在我的左前方坐下，掏出笔来写着什么。我的头不听使唤似的，老忍不住微微偏了斜着眼去瞟她的侧影，鼻子、耳朵、头发，无一不是恰到好处。看见她头一动，我马上就把头转向书本。这样好几次，我看着看着忘了情，她突然一转头，我似乎不记得应该掩饰，仍是那么微张着嘴呆呆望着。她眼睛询问似的一眨，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把眼睛转到书上，书上写了什么，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再往后我就不敢去那间教室了，许小曼是谁，池大为又是谁，那可能吗?能那么近距离地看一看就已经很奢侈了，还真能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作超水平的发挥，那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了把我列为“老九”。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我只好把“八老”之说讲了。她说：“有这样的事?那现在放你走，明天晚上，老地方。”不等我回答她就走了。
第二天我不敢不去，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蹿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泄了气。我太自作多情，人家顺口说句话，我就当了真。心中又怨着她，你那没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乱了方寸，这一乱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第二天上课仍不见许小曼的身影，我想问女同学，又不敢问。晚饭前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议论，说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我在窗外来来回回地走，总想找到一个机会，单独地看一看她。可不断有人来往，一待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天黑之后又来了一个男的，高高大大，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恨得我心中痒痒的。本来还想就这么进去，看同学嘛！到后来越发失去了勇气，人家有人看有人守，我是谁?回到寝室想找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可没有勇气开口，好像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想什么。又回到医院，那人还没走。一直到医院关门，看那男的出来，我在他后面跟了一段才回寝室。
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课，一打铃就直奔校医院，老天保佑，她床前没人。许小曼很兴奋，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有人守到关门，我就没进来。”她笑了说：“傻哥哥呢，那是别人，不管他。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眼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话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在我的手腕上来回抚摸，后把我的右手握住，攥紧，渐渐攥热了，说：“你好。”眼睛也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像是一种能量在瞬间被点燃了。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不可能?”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手心传过来一种湿热，一种渴念。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正在这幸福的时刻，她妈妈来了，要接她回去。我叫了一声“阿姨”，她点点头，不说什么。看着她妈妈在收拾东西，我待在那里，手脚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她妈妈扶起她的时候，我想上去帮一把，手往前一伸又缩了回来。许小曼说：“池大为你拿东西。”我心里一热，把网兜提在手中。这时进来了一个军人，她妈妈说：“小李把东西提到车里去。”我就乖乖地把网兜递了过去。小李把车发动起来，我呆站在那里。许小曼说：“大为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刚把手扬上去，车就开了。回到寝室，我把右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闻了闻，犹豫着，在脸颊上摸了摸，脸上一阵发烧，羞怯地偷笑了一声，又犹豫着，揭开衣服，把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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