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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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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以各种名义牺牲女性——道德、宗教、政治、爱情、母性……尽管女性解放的言论不绝于耳，但杀害、强奸、骚扰、婚内虐待、禁令与羞辱依然持续存在。女性的命运，注定就是牺牲吗？且看那些伟大女性——伊菲革涅亚、海伦、彭忒西勒亚、美狄亚，乃至贞德——的牺牲。她们的影响力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无意识牺牲？在这部日常神话学随笔中，安娜·杜弗勒芒特尔将这些历shi上女性的戏剧性命运，与那些我们每天擦肩而过的无名女性——姐妹、邻人、流亡者——可能同样悲剧的人生相对照。她以细腻的笔触，接近我们精神层面的隐秘之处，揭示出一种真正的牺牲情欲。面对存在于世间的恐惧，这位哲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以温柔回应，提出激进的、不屈从的、革命性的观点——“被牺牲的女性，就是那个始终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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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人类社会的深处，有一群女性始终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她们是少女、情人与母亲，她们或被命运选中，或主动献祭，在沉默中走向牺牲与毁灭。《被牺牲的女性》不是一部控诉之书，而是一次穿越灵魂的叩问。
·何为牺牲？
牺牲不只是压迫的代名词，它同时是某种反抗与新生的符号，因此，女性的牺牲永远是一种悖逆之举，是一场背对着“公序良俗”的个人壮举。
·牺牲从何而来？
牺牲往往源于未被言说的创伤——家族的秘密、暴行的记忆、童年的缺失，它们如影随形，迫使女性在某些时刻成为“替罪羊”或“摆渡人”。
·为何总是女性？
女性之所以成为牺牲品，并非因其天然的性别属性，而是因为女性特质的命运，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向牺牲。
从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安提戈涅的违抗、朱丽叶的殉情，到彭忒西勒亚的作战、埃洛伊兹的修道、美狄亚的复仇，再到伍尔夫的创作与死亡……她们的牺牲虽无观众，却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底色，提醒着我们：没有见证者，就不存在牺牲；而女性的声音，必须在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被真正听见。
献给所有曾被牺牲绑定，或仍在牺牲中寻找出路的你。
因为你值得为自己活着，而非为他者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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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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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杜弗勒芒特尔（Anne Dufourmantelle，1964—2017），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在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深造。曾任教于法国国家建筑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rchitecture）、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以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作为法国哲学界独具魅力的声音，她的思想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影响，并与之合著《论好客》（De l’hospitalité，1997）。2017年，她因救两名落水儿童而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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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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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001
引言…………………………………………………………………001
一 牺牲性女性……………………………………………………005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007
个体的行动，集体的宿命……………………………………011
女性的影子……………………………………………………014
不省心的女性…………………………………………………016
牺牲者还是被牺牲者？………………………………………020
空白的生命……………………………………………………022
放弃的诱惑……………………………………………………026
倾盆而至的女英雄……………………………………………032
牺牲，从创伤中解脱？………………………………………036
二 少女……………………………………………………………043
今日此处，仍有伊菲革涅亚…… ……………………………045
一位少女………………………………………………………057
安提戈涅，少女与死亡………………………………………063
考狄利娅，被偏爱的女儿……………………………………075
朱丽叶或已逝的韶华…………………………………………081
彭忒西勒亚（Penthésilée）与处女战士 ……………………089
圣女与食人怪，圣女贞德与吉尔·德·莱斯………………104
独一无二的女性………………………………………………111
三 情人……………………………………………………………119
牺牲里的情欲…………………………………………………121
伊瑟……………………………………………………………127
关于贞洁与伟大的爱情………………………………………133
牺牲，爱之痴缠………………………………………………145
姐妹……………………………………………………………153
兄弟之爱………………………………………………………157
贝蕾妮丝或对绝对的偏爱……………………………………160
卖淫……………………………………………………………167
野性的女人……………………………………………………178
四 母亲……………………………………………………………183
牺牲中的交易…………………………………………………185
母性： 恐惧与创作 …………………………………………191
马利亚和美狄亚………………………………………………196
杀子……………………………………………………………210
五 创作、牺牲与女性……………………………………………217
牺牲与死亡冲动………………………………………………219
创作与解脱……………………………………………………220
致一位画家女友………………………………………………225
关于焦虑的必要性……………………………………………229
弗吉尼亚·伍尔夫： 童年、死亡、优雅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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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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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夏洛特·卡西拉菲（Charlotte Casiraghi）
如果有一件事令人伤痛到无法承受，那么，情感与理性思考是无法将其消化的，甚至连记忆都无法读取这段往事。像是被切走了一块我们的经历，我们无法描述真正发生了什么。面对覆水难收，如何找回时间感，如何从浑浑噩噩中回归现实？“重掌主动”，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应把什么献祭出来？
“牺牲”通过将伤口展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献祭的姿态招来回应的众人，由此成了某种找回时间之绳，或者说是让主体重现生机的方式。自远古以来，献祭的仪式往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载体，它能上传人间疾苦，以面陈某位全能者的方式抚慰死亡带来的伤痛。在这场献祭仪式中，有一股焕新之力，一股生命活力。当个人迎向死亡时，他会接通这股力量。但在这场献祭中还有某种无法被拯救、永远丢失的东西。牺牲勾勒出生者与死者的边界，推着我们直到极限，就像走到了“刀尖上”。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如同一位神奇的仙子，她在两界之间、晦明交替之处寻觅，以期用文字复活曾经丢失之物。她以此来定义所有作家的使命：“作家既是文字的摆渡人，也是亡灵的摆渡人。”
生之跃动抑或死之沉沦，生之冲动抑或死之欲念，我们不知牺牲会将我们拉向哪一边： 是用宏大的姿态再度唤回我们的意识，让宿命失手？还是将我们拽进无可救药、无法辩白、残酷、沉默与隐秘？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的文字正是将我们带到了这处悬崖边上，到达某种极限之境。在这里，她扫除了前路的痕迹，让我们从内部碰触这种去主体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能辩白，不能解释，毫无话语权。我们能觉察到，我们的不可替代性被利用了。此时，耳边怎么会不响起雅克 ·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赠予死亡》（Donner la mort）中说的那句话：“因此，这仪式源自某种不可能的替代，即不可替代，同时有从动物到人的替代，特别是在不可能的替代物本身，存在着某种将神圣与牺牲挂钩、将牺牲与隐秘挂钩的东西。”
《被牺牲的女性》一书试图捕捉在某些时刻无法说出，甚至没有机会说出的伤痛话语。这是一次炽热而冒险的尝试，因为它让作者深入自己灵魂的秘密深处，在这些“献祭区”内，哲思与心理分析的理性演算都土崩瓦解。必须接受在这条路上会有忧心忡忡，会有迷途失径；难以捉摸的愁绪会震颤灵魂，也会让我们的伤痕袒露。在低语中，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向我们—只向我们—吐露秘密。不是自揭伤疤，而是透过她的女主人公们，穿越其他女性的生命，重拾当年的承诺：“映射世间的内里，因内里和皮囊一样，影响着万物。”
然而，某些东西也随之浮现： 对女性忧愁的争议，以及摆脱这股忧愁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因为这忧愁是“脐带式的”，与母亲的身体紧密相关。正是在母体中，它汲取了所有的灵感。在这副躯体内，完成的不只是纯粹的生物进程，还有“向爱与创造敞开怀抱”的过程。这副身体承载和保护了一股改变与绽放之力。这副身体提供了“无尽的创造可能性”，因为它还将生之究境与死亡及野性联系了起来。这个母体是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这部作品之中心。她常以它为原点谈到爱之风险，论及爱之暴烈与温柔；以它为原点，我们做梦，我们化蝶；以它为原点，我们嗔恨，我们牺牲……每一章都在迫切地质询当今社会中母体的现状，提醒我们虽然那个女性因产子而丧命的时代已远去，但为母的议题仍会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女性的一生中。女性与男性不同，后者将投向外界的勇猛之举与牺牲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在自己的身体内就会经历牺牲，比如为母的选择就是如此。不管女性是否选择生子，这种权力都是令人悚然的，因为它糅合了生杀予夺之权。赋予生命同时是赠予死亡。这是为了另一个人而用激进的方式来试炼自己的生命。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女性在灵魂的秘密深处默默受苦。因为提及女性在面对母职时—不管她们是否选择为母—贯穿始终的暴烈与艰辛，会动摇母职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进而瓦解关于全能母亲和红颜不老的幻想。
但为何在集体无意识中，牺牲性的女性还会被判定为“危险的”呢？人们并不总是认为她是女主角，而是常常将其视为宿命的牺牲品，如果她没有调转航道、履行母职，只为创作，只为爱，或者只为了自在地活着，那她还会被视为妖孽。当爱、热忱与母性这些词语聚于一副女性身体之上时，在大众身上所激发的浓烈情绪中既有神往，又有不安。为了不被这股神力所裹挟，人们选择框住这副躯体，用禁令、羞辱与负罪感将这副躯体隔离开来。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尝试，让这样一副躯体牺牲点什么。时至今日，有种矛盾的观点认为，人们已不要求这副身体牺牲什么，或者说人们试图让你相信，不必再牺牲什么。然而，女人想着鱼与熊掌兼得，男人想着将女人压榨到一丝不剩： 既要贤妻良母，又要青春肉体。这种关于圣母与少女两大理想型之间的割裂，让女性时刻处于男性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的眩晕中。为了逃避这一迷局，女性会给自己下达别的指令，或者用一些安心的法子，来确认没有任何东西消亡，确认理想的女性力量丝毫无损。
这就是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对我们说的“无所牺牲的牺牲”，她以“空白”（blancheur）一词喻指自我的消失与抹煞，而这也是生死的选择。
她描绘了一幅不为大众认定为主角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选择“如影子般消失”，却都在不自知中成了牺牲品。这些女性对自己的苦痛只字不提，埋在她们体内的创伤也不为人知。我们应该将她们拉出被遗忘的沼泽，安娜 · 杜弗勒芒特尔对我们说道，并直面她们的牺牲。“没有女人能逃避是否选择为母的命运，即使她选择了放弃，这一抉择也将决定她的人生走向，压在她的肩头，像无形的雪花一样，一点点抹去风景的轮廓。”
即便说有人要赠予我死亡，也就是说要杀了我，但这份死亡总归是属于我的。因它归根结底是属于我的死亡，所以我并不是从谁那里收到了死亡。也因为如此，死亡永远不能随身携带，不能转让，不能应许，也不能传递。
雅克·德里达
《赠予死亡》（Donner la mort），伽利略出版社（Galilée），1999年，第68页
一 牺牲性女性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牺牲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开辟了一个悲怆的空间。因为必须要找到一言半语来回应来到这个世界的恐惧，之所以恐惧是因为要在背靠死亡与允诺的情况下面对未知。在任何时期，献祭仪式的壮观都是在传递这份悲怆，让人尽可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与人性。即便献祭不指向某位神明，没有任何固定仪式，也不是出自什么神圣的经文，但只要我们共享同一门语言、同一份对逝者的记忆、同一段历史，牺牲就是牵系所有人类族群的联结。从这场灵魂的自我对话—古希腊人称之为“思想”—中衍生出了我们心底的渴求： 相信有人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牺牲”（sacrifier）一词来自拉丁语“sacrifacare， sacrum facere”，意思是“做神圣的事”。牺牲，最初是向神明献祭以获得他们的恩慈，以期神明用神力让生死之界壁垒分明，以防二者互相侵蚀。在当今的世界，俗与神的界限已不再分明，至少在世俗社会的纷杂日常里是如此。但“牺牲”一词仍会让我们记起有一个位置是留给被抛弃的神性的。但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如果说牺牲总是面向某位未知、虚构且全能的他者，那正是因为面对神的缄默，我们必须创造一套语言。这一创造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场域，由此语言才能趁虚而入。就这样，依赖着恐惧而生的牺牲求助他者的方式，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召唤他者，祈求得到他的回应。
当宗教在信徒生活中只占据微不足道的一角时，祈求神明慈悲又有何益呢？牺牲仍在分隔着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但在神位上，已空无一人。可以想见，之后连这个空位也会消失，最终被废弃。但从某种角度上看，牺牲的仪式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与实在。
一直以来，“牺牲”一词都意味着生者与彼世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位于冥界的彼世本是缄默不语的。人们试图用牺牲来让彼岸内或外的某个存在开口。以前，我们管它叫“神明”，现在我们称之为“虚无”或者—用更合适的词来说—“科学探索”。但人类仍然希望某个本原之物能在有限的边界之外与人沟通，让他逃离生之荒谬，这种荒谬在于生因死而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价值加诸他的行为或延续给他的后代。牺牲是这份希冀的展现形式，这也是牺牲要质询他者的原因。他者越不回应我们，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越崇高。我们想象自己背负着欠他的债，换句话说，我们这条命是欠他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笃信，这一世要遵循某种必须完成的宿命。而这份笃信撑起了整个宇宙、价值等级和道德体系。各地文明以极具差异化的方式表现出这份与神明的债务关系，只是当权力系统濒临崩溃时，这种表现才格外明显。当人类要到彼世寻找自身厄运的原因时，牺牲就成了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演示了与神明或其他冥灵的联系。
如今，我们似乎已不再需要这样的演示。尽管神明已离弃人类情感的剧场，但这世界真如人们所说，与宗教彻底疏离了吗？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截然相反，比如信仰的复兴，比如尽管习俗不同、国家不同，人们却痴迷于信仰与宗教战争领袖，又比如某种“软信仰”，这种虔诚无关某位神明，却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试图为糟糕的偶发事件找到某种意义。牺牲仪式上的规矩都在尝试用亡灵的记忆联结人类与神明，开辟出一个被承认的神圣时空，它超越了所有物质供奉。
我们在脑中勾勒的牺牲意象总是因战争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并且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持续升华。但其实牺牲昭示了深埋的创伤，它揭开了某个神圣的领域，之前这里被损毁、被辱没，如今要重塑差异—当然也包括距离、意义、象征—以求个人或集体的伤痛不会被沉默与遗忘掩盖。我们也可以说，之前被蹂躏或被否认的找到了修复的出路，找到了救赎（希望“救赎”这词不至于过于沉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牺牲仪式里。
某一举动要想获得牺牲的意义，必须要在社会空间中产生回响，让献身牺牲者的命运被粗暴地解读为宿命。但也有一些“空白的”生命，他们的自我湮灭也涉及牺牲的场域，但从未获得任何外部形式的公众见证。照亮他们的是一条通过自我消解的道路，最终极的形态就是秘教或弃世的形象。他们的“空白”是一种标记，象征着他们的生命切断了所有与尘世成规的联系，只留下绝对性的一面，并日渐锐利，让我们愣在原地。这种“生中之死”（mort dans la vie）的体验，使得这群人—比如巴特比1—变成了摆渡人。他们用乖张又新奇的方式拒绝俗世，但实则是对庸常的宽宥与超越。
在牺牲行为中，一切都关乎分离与边界—存在于阳世与阴间之间、宽恕和谬误的圣境与妥协和爱恨嗔痴的尘俗之间。因此，在最初的牺牲仪式中，切割肉身显得非常重要。解剖一只牲畜要依着其关节的走向，因为没有及时分离的部分会坏死。此刻的风险就是眼见着枯朽腐蚀生机，这种腐蚀可能是肉身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分离，首先是打开差异的场域： 死者和我们不一样。然后是哀悼的场域： 我们可以为他们哭泣，他们确实是离开了我们。最后是可能性的场域：没有他们，我们也能活下去。分离，得以让生者不受死者侵扰，让他们远离亡灵的纠缠与恐怖（比如屠杀、战争与谋杀的记忆）。这是沿着牺牲所构筑的分隔生死的边界线与不可名状之物拉开距离。凭什么说这是绝对现实存在的呢？因为我们从未停止做这件事……作为言说的生灵，我们出生并生活在某段时期，但却总是在跟死者打交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也可能是我们的先人，可能是在战争或病痛中徘徊在我们身边的人，还可能是蛰伏在文字里的人，栖息在每个发声的字节里。
查尔斯·马拉默德（Charles Malamoud）曾向我们指出，在印度经典《梨俱吠陀》（Rig-Veda）提到过的献祭仪式里，献祭肉身的具体限度变成了举行祭祀仪式的封闭领域。这具肉身将神圣空间与凡俗空间分隔开，而这样的差异使世间恢复了烟火气，就如同人死后所产生的空寂因棺材或坟墓这一空间而有了人形。马拉默德强调，献祭肉身并没有随着牺牲而消失。任何牺牲都做不到烧毁一切。总有东西留下，任何火刑，任何想一把烧干净的尝试都不会使之消失。这里的“残余”（reste）是世界本身吗？正是这个“残余”的部分，让意义在牺牲者之间流传，构筑了时间与空间，在字节之间留下了空白。这份残余既不能还给人，也不能还原为人。无论如何，它都是非人的。正如马拉默德所说的，这份残余并不专属于宗教性的传统族群，它存在于今时今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便是现代的火化，既不留下尸体也没有写下碑文，既没有祈祷也没有召唤，最后还是留下了一把灰。而余下的这把灰虽然已没了人形，但仍属于此世。即使是撒在了公园里，也并不等于完全被抹去、被遗忘。它压在生者心头，提醒着他们那些难以名状之事。在死神盘桓之际，应有人见证并为其言说。牺牲的缘起经常是那些因创痛而不能安息的亡灵，他们被遗忘、被抹去，见证者为他们发声是在讨要某种补偿。德里达曾说，牺牲本质上是对债务的偿还。但既然从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未能摆脱这笔债务，又怎能奢望清偿呢？
这是一笔因活着的事实而向死者欠下的债。这笔债务要说的未尽之事应不断向人性回流、向话语回流、向创造回流。创造者们负担了这份债务中的大部分，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以所赋之名召唤亡者，并与他们定下契约。这就显得仪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仪式尝试从无以名状中建立一套说法。“债”“牺牲”与“偿还”这几个词，只有在“有物可代”的逻辑下才并行不悖。为了避开被抹杀的风险，我们用其一代替另一。对应生物，我们代以静物；对应人身，我们代以牲畜；对应神务，我们代以俗务，以此来完成代偿。未能摆脱这笔债务的总归要上贡，只是欠债的并不想知道要上交什么。被轻忽之物总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比如鬼屋、闪回、幽灵、现代科技淬炼出的地狱轮回。存在即被分离的状态，却知晓我们从属于某些羁绊。这些羁绊以忠贞之盟联结了生者与死者。盟约是不背弃记忆，不遮掩来处，不让一位逝者无坟无名。如今没有了这份契约，暴烈的怒火将重新席卷我们这片不温不火的大地，就像从前复仇三女神（érinyes，也称作“Euménides”或“Furies”）让罪犯在希腊神庙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一样。
个体的行动，集体的宿命
牺牲是个体的举动，但其意义却是属于集体的。这一行为将某个人从其群体中割离，但同时保留了他对群体的黏附性。它有一种契约性质，在同一性被扰乱与抹除之处，重建了差异。在亡灵纠缠生者记忆并使其不得安宁之际，在虚实难辨、时间停滞之时，它都会介入其中。它将死之可能当作分离之利器插入生命核心，可能是以爱之名，可能是出于报复，可能是因为兄弟友爱，甚至可能是为了和平，当结果与一场屠杀大同小异时，就显得更加光怪陆离了。
牺牲仪式经常以阳刚壮烈的方式举行，并被赋予一系列以战争为范本的价值。在捷克哲学家扬 · 帕托契卡看来，为他人牺牲自我是“人的绝对场域”。1这甚至可以让前线敌对的士兵集结到一起，让主体进入“苦难经历者的共同体”，让人们超越之前使之对立的冲突，进入帕托契卡所谓的“广阔的生命体验”里。此处说的就是西方世界与死亡的关系，这也是人可以为了比生命更崇高的价值而去死的原因。
牺牲是为了某个共同体，是以身代替某种失控的危险暴力，肩负起这个共同体，并赋予其意义。这道由牺牲之刃插入日常之网而产生的裂痕，反过来也要求社会之经纬能围绕对牺牲的纪念而重建，因此对它的纪念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循环。在这一事件里，牺牲的主体既是激昂的，又是被剥离了自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自杀式攻击者不再是“个人性的存在”，因为他只想成为摧毁敌人的炸弹。他抛弃了身份、过往和族系传承，只为进入到一个更庞大的循环，在那里，他的这一行为有了某种意义和救赎价值。当牺牲主体透过牺牲脱离了生命与自我，以期触及不同于生之法则的其他法则时，他就是接受了只作为一个象征性载体，让事件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牺牲主体放弃了曾经使之成为众生之一的所有，只为进入到一个理想之地。在那里，他所失去的（名誉、美貌、生命等）与他所获得的相比，不值一提。他获得的是某种永恒和提醒，提醒所有人铭记那些值得被记住的逝者。除了战争时期，牺牲这一行为几乎总是难以被亲友与族群所理解。如果牺牲的是个女性，就更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牺牲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动，它让牺牲的男人或女人摆脱了人类的共同法则，也摆脱了来自国家的任何可能的威胁。（如果活命不再是可谈判的筹码，要如何胁迫一个自杀组织成员呢？）当一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一个母亲—要放弃命中注定赋予她的生命授予权时，就更加难以为世人容忍了。这就是将女性英雄化或妖魔化的要义： 把她们推到一个自我已不复存在的位置上。即使牺牲可能是一场犯罪，但这并不是一次谋杀。奔赴牺牲的女人失去的或许是生命、名誉或财富，但她强势获得了一个天选之位，得以凌驾于众人之上。长期以来，这是对女人来说为数不多的能够生存下去的选择之一。这也是我想指出的一点： 为了摆脱无名，摆脱奴役，摆脱压迫，女人们选择了最终能给她们生命赋予意义的“盛事”。当我们说一个女人是“sacrif icielle”（“牺牲性的”），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置身于行为场景中的主体，至少从语法层次上看是如此，因为在法语中，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属于牺牲的”。一个来到行为场景中的主体，同时是消失在此场景中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存在用“牺牲”一词就可准确概括。至少，这或许是牺牲的女人为之奔赴的理由： 在这场“盛事”中抹去自己，穿过牺牲，与这一行为秘密致敬的他/她汇合。
即使有时牺牲来得声势浩大又荒诞不经，但它始终表达的是一种召唤—只是召唤的对象有时会变换名称： 上苍、神明、爱人、财富等。此中的祷词道出了牺牲的女人对世界秩序的反抗意志。这使得牺牲跳出了法理之外，至少跳出了城邦的法理之外。即使是为了某一集体的利益而在合法范围内做出的牺牲（比如阿伽门农为了能向特洛伊开战而献祭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牺牲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人伦，充斥着残暴，还隐藏起罪恶。正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让我们看到的，这在当时节制有度的社会秩序中掺入了无度的混乱。
那么，我们为何需要这样的牺牲？这样的牺牲又是献给谁的？献给旁观的同族，献给观众。没有见证者，就不存在牺牲。不管他们是在现场还是后来因一封信、某个地址或历史本身而得知牺牲的行为，见证者就是牺牲发生过的明证。对牺牲的叙述以及赋予牺牲神话价值使得这群人承受住了生命的残酷。这群人也让分隔生者与死者的行为得以实现，从而重新建立起了生者之间的联结。有了发生在法理之外的事件，群体所遵循的法理反而得到了确认与保持，变得比以往更加有可行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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