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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音乐、思绪，交织成“如歌的行板”
思想者刘东，以乐不可支的运思，捕捉流淌的灵感
在古今中西的持续对话中，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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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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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学者刘东的一部跨学科文集，书名源自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呼应作者在散步听乐中捕捉灵感的思维特质。书中文章分为三类：一是对科学与社会、全球化等问题的专题讨论；二是为近年主编各类丛书所作的序，三是治学期间的答问随想与人生感悟。作者以自我互文的方式连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既有对自身治学经历的回溯反刍，也有对人类文明命运的叩问关切，展现了一位致力于在中西思想间搭建桥梁、以文字唤醒大众文化自觉的学者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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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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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出版《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等三十余种著作或译作。创办并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十余套丛书和《中国学术》《中国研究文摘》两种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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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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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乐不可支的运思
对于科学的历史回顾
全球化还可否拯救？
有汉一代的文化贡献——从儒学传播的角度看
如果历史终结于宋代
思想，在当下与永恒之间——由李军《孔子新证》一书想起的
文科的价值与作用（两次答问）
拖延已久的资源错配——在“艺术与社会译丛”出版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吴冠中的两支笔
“社会中的科学丛书”总序
“大学之思丛书”总序
“中西丛书”总序
“中西书院文库”总序
“中西讲坛丛书”总序
“台湾地区国学丛书”总序
“海外中国专题研究丛书”总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系列”总序
“社会思想丛书”总序
“地区研究丛书”总序
“跨越丛书”总序
“西方韩国研究丛书”总序
“南亚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研究文摘》发刊辞
大学问与真性情——书面答沪上记者问
一肚子学问，要怎么养成——写给我寄予厚望的后学们
问学于中西之际
那个锚定我们人生的——在《李曙白集》发布会上的发言
从自己阅读，到领着一起读——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
个人没有垃圾时间——在“社会思想丛书”发布会上的致辞
不信东风唤不回——写在“人文与社会译丛”25周年之际
怎样编，如何读——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25周年的答问
软实力，来自我们内心
阅读中国，是为了中国——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5周年
对于风险的有意遗忘——释读《水下巴黎》一书
我正在阅读的三本书
怀想小姑——纪念姑妈刘允德
刘东：不怕死，怕来不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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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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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还可否拯救？
一
我这本书在表面上的起因，是去年夏天收到了去上海讲演的邀请，而且看来对这个邀约还真不好意思推脱。可即使这样，我长期形成的习惯仍然是，绝不会拿一篇旧稿去糊弄事儿，要不就还是只能敬谢不敏，要不就干脆抖擞精神另起炉灶，由此才有了去年八月的那次讲演，而它的题目正是《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不过进一步讲，这本书更深层的起因则是，自己一直都在关注着“全球化”问题，也曾多次在清华主讲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而且它的讲稿也是早在十一年前，就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其标题到出版时则改成了《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然而有点捉弄人的是，那本书才刚刚出版了两年，特朗普就戏剧性地赢得了大选，而这个世界也就跟着头足倒立起来了，也就是说，主导的势头又从“全球化”陡转成了“逆全球化”。——由此一来，也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深层的不安，很想抽出时间重新检讨那本旧作，再来针对新的情势发出新的思考，当然最好还能找出时间写出新的著作。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结，我才索性把去上海讲演的外在任务，转化成了一种激发写作的内生动力，为此特地拟定了这个讨论“后全球”的题目。而在此之前，虽则有关“后全球”的那类著作，自己也在私下里默默地看了不少，却一直都未曾在公开场合提及过，更没有贸然向哪家出版社推荐翻译，唯恐会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
还需要说明的是，自己长期都在遵循陈寅恪的“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那么大家既然听到这里，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不愿只拿篇旧稿去上海讲演，还是在奉行着这样的“四不讲”。虽则在一方面，这样去自找压力肯定会很“吃重”，可在另一方面，却也很可能会有不期而遇的收获，那就是会逼出很多新的想法来，并且很快就能把它誊写到稿面上。由是大家也就可以想象了：等自己再回到学校的办公室，很快就会投入下一轮写作中，而在大半年后便会形成这本书。——于是就还有一点：由于我还是在严守这样的“四不讲”，今天在这里也同样不会照本宣科，而主要只会讲在书中未曾讲过的，冀能再进行一些补充与发挥。
二
如果说，我的上一本《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是在忧心“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那么，我的这一本《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则是在担忧“去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而如此的瞻前顾后、怕狼怕虎，正说明当今的危机四伏、布满陷阱，以至于也只能去左躲右闪乃至左支右绌。由此一来，也就想起了以往的一段自述——那种场景曾被友人雅诮为“北极熊式的”——“即使在大天白日，也往往会恍然感觉到，简直像是进入了哪个危险的北极镜头，战战兢兢地站在日渐消融、越缩越小的冰面上，惊惧地听到四面传来的崩塌声，而随时都有彻底掉入海底的危险……”
可话说回来，又足以从心智上获得解放的是，也只有在如“天塌地陷”般的骤变中，才会触动自己从根基处去彻悟：以往盛行过的那类经济学理论，虽曾被信奉为“铁律”或“金律”，或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在实际上，恐怕仍只是因时因地和相对而言地，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勉强成立或有限适用。——这种情况，正如我多年前在别处论述过的，当今这些跨海舶来、令人“不明觉厉”的社会理论，实则只是对欧洲自身历史的，还带有欧洲思想色彩的总结：“毕竟，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或文化理论，都只能是某一具体文明的特定‘语法’。正因为这样，一旦把某种‘语法’抽离了它的语境，那么，尽管它在别的语境中也会有所启发，但终究还会多少显得‘水土不服’。即使我们能把所有的欧洲理论，全都不辞辛苦地翻译过来，并且还全都心领神会地读通，我们也不可回避，那不过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带有欧洲思维特点的总结；所以，还是有可能跟它移植到的那个经验世界，显现出若隐若现却影响深重的脱节。”
尽管总爱拿一堆数学图表，来自封为“准自然科学”，可实际上，经济学理论仍然存有上述的问题。比如在我看来，李嘉图的那种“比较优势理论”，所参考的只是当时欧洲的内部，更符合那“一口袋马铃薯”的实情。而一旦再考虑到西方的对外扩张，就该再去参考贡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那本书也早被我选进了“人文与社会译丛”中。——与此相应，又正是在西方的强势扩张之下，既然遭遇了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就难免导致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去设计一种“国家急行军”的发展战略。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会逼出一个由国家意志来主导、由官僚阶层所施行的“东亚模式”，以期在这种被动的接受和被迫的回应中，转而谋求发展态势中的主动。事实上，我本人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指出这种吊诡的或意外的情况了：
从经济发展的模式看，东亚几小龙的成功经验也的确证明：在一个亟欲高速起飞的现代化中社会里，至少对于它最为当务之急的经济目标而言，其官僚制国家完全有可能发挥合理干预的积极性，不必只是消极地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甚至，考虑到种种宏观调控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以及由此牵动的社会分化，我们还可以对哈耶克的著名命题进行有限的修正——并非任何类型的经济计划都必然意味着“通往奴役之路”；相反，对于后发现代化社会中的长期喘息在极权统治下的人民来说，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恰恰可能是其缓慢的“通往自由之路”。
还需要提醒的是，一旦关注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又应去参考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在一方面，这本“日本研究”领域中的名著，跟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一样，都是在承认“日本奇迹”的前提下，来探讨“东亚模式”究竟是何以成功的。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傅高义的书似乎更为流行，不过相形之下，看来约翰逊对政府之“选择性干预”的揭示，还是比傅高义对“终身雇佣制”等要素的夸大，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间的磨洗。当然，在自己刚刚出版的这本新书中，还是相对更强调卡尔·波兰尼的那本书，即《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在我看来，只有从“地区研究”的案例上升到经济学的原理，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领悟到，越是到了那种模拟“自然规律”的、只怕是“过于提纯”的经济学理论面前，就越是要警惕这种“理想类型”的虚拟性质，就越是要留神在“嵌入”（embedded）与“脱嵌”（disembedded）之间的反复拉扯。——波兰尼本人就此是这样表述的：“当然，如果没有某种类型的经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段存活；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尽管19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确实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
而一旦获得了这样的批判视角，再来参对当今的“反全球化”逆流，就更容易理解波兰尼所讲的“双重运动”了：“由此，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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