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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精准击破女性内耗，陪你在细碎的生活里，缝补出精神的托底
你是否在琐碎与疲惫中习惯了硬扛，在无数个深夜里偷偷崩溃，天亮后却还要擦干眼泪，扮演那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习惯了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却唯独弄丢了那个满身疲惫的自己。
这本书懂你的倔强，更懂你那些无处言说的委屈。它不是在教你如何更完美，而是给你一份“不讨好的底气”。它陪你在低谷里稳稳扎根，在黑暗中守住微光。它想告诉你：你不必活成谁期待的样子，当你学会不再向外寻找避风港，你就是自己最坚实的靠山。
2、拒绝鸡汤，通过直击人心的真实叙事，以滚烫的共情治愈受伤的心灵，多名读者在试读阶段表示“被深度疗愈”
这不仅是320页的文字，更是跨越三代女性（外婆、母亲、作者）的生存智慧结晶。阅读本书，相当于完成一次20小时的深度心理复原，帮你找回因生活变故而丢失的“掌控感”。书中没有空洞的鸡汤和生硬的说教，只有真实的人生剖白：至亲离世、婚姻破碎、巨额债务、独自育儿……书中记录的每一个至暗时刻，都是无数女性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困境。作者以亲身感悟与深刻共情，陪你在他人的悲欢里看见自己，在真实的故事里获得抚慰与清醒，帮你卸下心理枷锁，重塑自我，重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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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写给当代女性的觉醒之书，也是冰心散文奖得主叶浅韵深耕多年的生命剖白。作者以细腻而有锋芒的文字，诚恳记录了自己从大山走出，历经至亲离世、婚姻破碎、巨额债务等人生至暗时刻。在这些近乎窒息的困顿中，她没有选择依附，而是通过文字与思考，一次次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托底”。
书中不仅有清醒的自救洞察，更深度挖掘了祖辈女性如草木般坚韧的原始生命力。它刺破了“委曲求全”的幻象，温柔缝补那些被现实撕裂的缺口，告诉每一位在内耗与重压中疲惫不堪的女性：维系幸福的并不是婚姻或生育，而是自我长足的进步。
这不只是一份心灵疗愈的慰藉，更是一份精神成长的行动指南。它教你在万般缺憾的人间，如何把自己重新养大一遍，活成自己永远坚实、不倒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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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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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等刊物，获十月文学奖、《收获》无界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冰心散文奖、云南文学艺术奖、《安徽文学》奖等。多篇文章入选中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及各种文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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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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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
一个人的队伍 / 2
珍珠是蚌的心头肉 / 27
如来如去 / 57
别回头，我已不在你身后 / 81
既是人间，谁家没有悲欢
如果还有明天 / 102
所爱皆山河 / 120
天狗咬过的月亮 / 139
喜鹊枝头叫 / 161
谁家悲欢 / 188
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
山中芝兰 / 212
肉糜之外 / 235
苏醒的土地 / 250
归源知自性 / 270
河流之上 /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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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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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来了，我的人间
这些年，我常思考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而写作，我应该写什么？每每读到拍案惊叹之作时，我就会生出绝望。既然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好作品和好作家，那我不是在制造垃圾吗？
第一次生出这种绝望感，是在上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时。老师们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作家、作品，我竟然大多都没听说过，更何谈阅读那些作品。我怀揣着自卑之心，做出一个决定：上完“高研班”回去，我就不写了。这一次出发，是来让我认清自己的。我可以足够勤奋，因为这是大山赐予我的本性，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文学天赋。不能确定的事就往低处打算吧，这是外婆教给我的生存哲学。
有一天，班上有同学小声问我：班长，你读过谁谁谁的作品吗？你听过某某某的名字吗？马尔克斯、塞万提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布斯基、别林斯基……各路大师的名字听下来，脑袋里早已雾气腾腾。在相互试探中，我们终于明白自己还是文学小白。大约是老师们都高估了我们，以为我们应该配得上“高研”二字。那时我想，做个纯粹的、快乐的读者，也许才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某一个夜晚，另一种念头像星火般闪现。我忽然想到李白、杜甫、王维未曾坐过飞机、高铁、游轮；曹雪芹、汤显祖、孔尚任也未曾知晓网恋。我们这个时代的缤纷，是
古人无法体会到的。那我为什么不写呢？我思故我在。来都来了，就应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诸相流转，是为我的人间，我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原谅了自己的浅，并自我解嘲。还好，还好，所幸我叫叶浅韵，肤浅的浅。恰逢有位幽默的老师来上课，他说大狗、小狗、土狗、洋狗都要叫，满堂大笑。我一时
就想到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丰富、多样、层次、阶梯、包容、持续……才是健康发展的态势啊。这下，我彻底释怀了。
后来慢慢交流才知，全班同学中，中文科班出身的人少之又少，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很多人阅读范围不够广阔。
比如我自己，小学时能见到的书是《金光大道》《林海雪原》等，再有就是小画书，谁得到一本，谁就是那个时间段的王者。四年级时，我从亲戚家借来《西游记》《红楼梦》，却因此吃了我妈的棍棒。我一直记得，她一边打一边骂：读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
要知道，那时在边远的云南小山村，有很多女性都没有受过教育。到我上小学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不仅常有女孩子辍学，更有声音嘲笑我妈爬泥啃土供我上学。县城的广场上，至今都还能见到裹小脚的老人。也就是说，我们与外面世界的差距大致有半个世纪。在山高坡陡谷深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我的家乡有一所百年小学——戈平小学，建于 1912 年，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符聘卿先生所建。这位有革命理想的青年，怀揣一颗教育救国的心回到家乡建立了一所新式学堂。我爸爸也就读于这所小学。那时，在乡间我所能听见的最有出息的女性，就是我爸爸口中的符校长，也就是符聘卿先生的女儿，闺名未知。后来才知叫符琳玉，是卓琳的同窗好友。卓琳是故乡的旗帜，跟随小平同志戎马一生，他们的峥嵘岁月已成传奇。但大山阻隔了信号的传递，卓琳的名字我很晚才知道。
卓琳与符校长是同窗好友的事，也是近年才得知。中考时，我的爸爸想让我报师范，成为符校长那样的人。我爸爸一直觉得一个女孩子最好的饭碗就是教书育人，如果还能引导教书育人的人，那更是不得了。在以父系为主的村庄里，爸爸算是点燃我理想的第一人。可我的班主任认为我应该有更高的理想，读中专，有更多的专业选择。他是位幽默、厚道的好老师，我听了他的话。
我上中学时，学校有个简陋的阅览室，我常常溜去翻书。
当时我最喜欢《大众电影》杂志，原因很简单：封面上的女性太美了。原来我的同类也可以活得这么光鲜亮丽，而不是终日尘灰烟火色，干完外面的活儿，还要干家里的活儿，一不小心还要挨打受气。她们在画面上闪闪发光的样子，令我着迷。
我在那里认识了刘晓庆，又看了乡村露天电影《原野》，感到有种来自同性的力量，向阳而发。我在所能阅读的视野里，寻找优秀同类的案例，以期获得榜样的力量。我希望，自己也有一天可以飞到山外的世界，去追随同类的光。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我终于可以挣脱大山的阻挡，放眼望向更广阔的世界，得到诸多力量的加持，成为今天的自己。我像一株晚熟的玉米，在满山满地都进入收获期才开始灌浆。也就是在最近这几年，我才开始意识到，维系女性幸福的，并非一段婚姻，并非生育了孩子，因为婚姻会离散，孩子要离开。阅读和写作，便成为救赎自己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一生中，唯有长足的进步，唯有一颗向阳生发的内心，才可以让人的生命一直蓬勃生长，日益饱满充盈。
当我在阅读中又一次深深仰望时，我对日渐长大的治说，也许我真不应该再写下去了。没想到他说，妈妈，你当然应该写下去，我们的家族中发生过那么多故事，要是没有生长出你这样一位作家，谁能知道呢？你要代替他们说出来。也就是说，我是那个有话可说也有话要说的人。
陪伴我成长的亲人，一路相遇的师友，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以及一生也不可能有交集的人们，在时间面前，我们都是一粒沙。但正是这无数微尘的喜怒哀乐，构成了人间最真实的温度。千万个这样的小我才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也正是无数独特的个人经验的汇集，才让生活如此丰厚。那么，我们的存在，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于是，我的笔就再没有停下来的理由。世界有万般的美好与缺憾，都在我行走的途中等我，它们将给予我不同的生命体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花开花落、人来人往，用我的方式讲述出来。
漫长的告别
在一路负重前行的摸爬中，我终于明白，这
人世间最贵重、最宽宏的爱，已然离我远去。而
我必须在凛冽的寒风中踽踽独行，借着残缺的月
亮的清辉，和着阳光初照时的清冷，去追寻，去
求索，去成为父亲眼中的骄傲。
一个人的队伍
1
医院的过道里挤满了寻求光明的人。人来人往的拥堵，夹杂着焦虑、迷茫与悲伤。我牵着我妈的手，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我刚在电梯里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偷偷抹眼泪，他的小爱人的安慰像她娇小的身影，不够有力，仿佛与他隔着一米的距离。她仰望着他，目光中的惶恐上下移动，楚楚可怜。他说，我的一只眼睛就要报废了，看不见了。她说，做了手术就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说，别相信什么见鬼的概率，落到谁的头上都是百分之百。万一我瞎了呢，瞎了呢？
她追撵着他，迅速靠上去依偎着他，想拉近身体的距离，来消除他正在升腾的恐惧和无助。我也向我妈靠近了一些，悄悄对她说，别害怕，帮你做手术的医生，是云南最好的眼科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呢。我知道，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正如我妈所说，上一次做开颅手术都没害怕，还会怕这个小手术吗？可我分明能感觉到她指尖上传来的颤抖和冰凉。
是的，我更能确定害怕的人是我。手术室外七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那种煎熬和惶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次听到手术室有响动，都以为是我妈出来了。我和弟弟妹妹慌忙迎上去，可惜我们都不是医生呼叫的家属。秒针，仿佛比分针还慢的秒针，它碾过我们的身心，虐待般疼痛。爸爸五十三岁，走得那么突然，“轰隆”一声大厦倾倒，压住妈妈和我们。还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我们又要经历一个个劫难，祸不单行的日子，刀刀见血，痛进骨髓。
失火烧毁的家园失去的只是财产，而财富就像四平村门前的那条河流，只有煮饭、烧水、喂牛、洗菜的，才真正属于自己，其他的都要流到别的地方。爸爸的豁达与幽默，像他的五官一样，分布在他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说，要听老人家的话，只要有人在，什么都有可能实现。爸爸未曾实现的愿望，自动交接到我的肩上。我曾听见他跟他的老朋友们这样说，我的大女儿，样样操心，其实她就是我的大儿子。
事实上，大弟才是爸爸的大儿子，彼时他刚大学毕业，参加考试未果，尚无力多管诸事。从他上高中，我就一直带着他读书，后来又带着妹妹读书。等他们都上了大学，侄儿侄女、表弟表妹又来了。我在小城的居所成了驿站，承担着某种从乡村到城市之间的特殊使命。那时年轻，并不觉得负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只为一声声需求与召唤，我就要挺身而出，两肋插刀。
如今，我常常觉得身后有对沉重的翅膀，让我耗尽移山心力。我妈心疼我，偶尔会历数我的愚蠢，让我少管些闲事。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两次跨越式的长大，第一次是十三岁，我妈的双手腕骨骨折，两亩多的蔬菜不能烂在地里，每一个集市我都在风里雨里和太阳下，努力克服一个少女的羞耻心，为占地与人争吵，学着讨价还价、用秤、算账，揣摩买菜人的心理。一个暑期结束，我仿佛从十三岁长到了十八岁。第二次是爸爸去世，我初为人母，就见死亡扑来不由分说地带走了我的爸爸。任我哭天抢地，任我妈肝肠寸断，房舍无色，四壁无声，也未能叫回我亲爱的爸爸。这一年，我变成了奶奶和外婆的样子，想用自己的方式试着疼爱她们。只可惜，她们在短短几年中，相继离世。无法言说的悲伤，让文字找到我，为我剖开一条河道，用于宣泄眼泪。
被死亡一次次侵犯过后的身体，像枯木一样，有风吹即朽的败象，在我和我的亲人们身上铺陈，尤其是我妈。她在短暂的五年中，失去丈夫、母亲和自己的家园，这些浸润着她一生心血的爱与愁，让她陷入痛苦的深渊，万劫难复。她的身体瘦得像一根细竹竿子，深陷的眼窝中已经没有眼泪，就连我也感觉自己已经衰老了。不能承受悲痛的时候，我甚至有了以求速死的念想。
我不敢与我妈讨论那些艰难的时光，我害怕我们会被绝望吞噬。我知道，我妈最大的安慰是她的四个孩子读书成器了，实现了跳出农门的愿望。再苦再累的日子，她都说值了。万万没想到的是，爸爸会走，走得那么突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机会也没有。
那一年，单位组织职工体检。当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里有一个肿瘤的时候，我没有一滴眼泪。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妈，她又要失去女儿。第二个想到的才是我的孩子，他会有个后娘，他会受很多委屈，但他总是要长大的。而我的妈妈，她将永远失去我。好在只是虚惊一场，肿瘤诊断为良性，至今还在我的身体里与我相依共存，和平相处。也算是死亡给我提了一个醒，让我有一个准备的姿态。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只是害怕有一天会痛苦地死去，耗尽亲人的情义与钱财，那将是我在人间造下的大恶呀。
历历的劫难，给我的身心造成莫大的伤害：失眠，脱发，心慌，手抖。医生的诊断书上写着：受刺激过度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心脏安到正确的位置，面对阳光和花朵，我终于可以微笑了。可是，新的厄运又来了。
我妈在体检中查出脑膜瘤，我拿着片子奔波于各大医院，想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我妈却想用“生死由命”来消极抵抗，在儿女们的万般劝说下才同意手术。
当我妈终于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们像是取得老天的特赦令，有种山呼万岁的洪恩浩荡，从脚底到眼睛，匍匐，涌起，升腾。只想好好守护着我的妈妈，从 ICU 到普通病房，擦身、排便、喂药、换洗，医嘱的细节，连标点都没放过。
我生怕弟弟妹妹照顾不好，非要不舍昼夜地守着。后来他们都有意见了，说我钱要把着出，人要把着看，而妈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可以承担责任了。也许他们不会明白，一个太害怕失去的人，内心有多么恐惧和不安，我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呼吸，她在叫我，她需要我，我才能心安。
病床上，她紧闭着眼睛，术后的高烧让人心焦。我多希望她能对我扬起大巴掌，说要拍死我，或者用娇嗔的语气对我说“滚”。“滚”是她的口头禅，爱的时候说，怒的时候也说，其中的意思完全隐藏在她的语气中。她和四平村的所有老人一样，无法对人说出“我爱你”，听到别人这么说都会以为是有病。爱就是滚，滚就是爱。此刻，我多想在她的言语中滚来滚去，成为一个可以撒娇耍赖的孩子。如果她的手中还拿着条子，呵斥我们要不要“吃跳脚米线”，那就意味着老天已经还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妈妈。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这样的妈妈了。
“吃跳脚米线”是四平村的大人们体罚孩子的方式。大人手拿一根从山上折来的细条子，抽在孩子的小腿上，每打一下，孩子都痛得直跳老高。在物质贫乏年代，出于对吃一碗米线的强烈向往，打孩子这件事就被戏谑地称呼为“吃跳脚米线”，且在滇东北一带流传甚广。能吃到米线的机会很少，但调皮的孩子可以每天都“吃跳脚米线”。我和弟弟妹妹都吃过不少，尤其是小弟。我妈的细条子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一片起起落落的号哭。除了小弟会拔腿往外跑，我们三个都只会站着挨打。我妈曾经痛心疾首地对奶奶说，这三个都是憨货，打了都不会跑。
其实，她也没放过往外跑的小弟，如果不能一把揪回她的小儿子，她就提着条子追着他满村子跑，一边追一边骂：“等老娘抓到你，要让你身上蜕几层皮！”她追不到就气急败坏地回来，在我们身上出点气，然后挑着桶去浇菜了，到了晚上也就忘了要打小儿子的事情。反正有那么多的农活儿，需要拿出比打骂我们更大的气力。而我们三个，打死都不跑，奶奶示意多次，不跑就是不跑。奶奶只好长叹一声：细条子是长眼睛的，就你们三个没长眼睛！
我占领着病房门口的条椅，以不同的姿势送走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连日的焦虑和操劳，让我的咳嗽无法忍住了。
医生说，一定不能让妈妈受到感染。我静听病房里的动静，戴上口罩等待我妈的召唤。直到有一天，她能在病房对我发脾气，能大声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快好了。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妈妈的打骂声中长大，有一天妈妈沉默了，那必定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我害怕沉默。这本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最多时有九口人吃饭。祖父说，不管喝酸汤还是稀饭，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生生的，比什么都重要。每一顿饭，只要有一个人还没上桌，祖父都不许大家动筷子。过年盛米饭的时候，要从周围开始，挖出一个小山包的样子，才是团团圆圆的年。如今，他们的牌位都被请上了楼上的供桌，恭敬地站立在天地国亲师位的两侧。每一个春节，由妈妈带着我们举行跪拜和祈祷的仪式，以翠柏、青松、斋饭、茶酒、香火、纸钱寄托哀思。
当我妈顺利出院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在与死神的对峙中终于赢了一次。后来我不断听到因为做脑膜瘤手术出了问题的病例，有人不会走路了，有人不会说话了，有人死了。若是早知道这些病例，我是万万不敢让我妈上手术台的。我观察她很久，发现她依旧反应迅速，行动敏捷，唯一不好的就是头部缝针的地方凹凸不平。她说，那个帮她拆线的实习生，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总是拆一下就甩一下头发，还要看一下那个帅气的医生。这桃花盛开的样子，不小心被我妈看见了，也让她吃了大苦头。好多年过去了，她头上的凹凸不平依旧很明显，摸上去还会有轻微的痛感。
这些年，我妈辗转于儿女们的家，带大了一窝孙辈后，就嚷嚷着要回四平村。她坐在每家客厅里，都像个客人的样子。这让我不安，仿佛她不是来享儿孙绕膝的福，倒像是来代替儿女们受罪。她以能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为第一要义，并固执地认为只要她还能动，就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们拗不过她，就只能由着她的性子，无奈地把“孝顺”二字缩减为后面一个字。
回到四平村的我妈，猪、鸡、鸭、鹅养了一堆，土地上的庄稼样样规整，水果蔬菜应季而生，甚至她又重新操起她的旧业，上街卖菜。她说以前是为了挣钱供我们上学，现在就像玩，让我们别干涉她。她买了三轮摩托车，仗着从前自行车技术一流的底子，生龙活虎地往返于街市之间。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她正在卖红薯，为三块钱一斤的红薯价格而开心，还后悔自己没有多种一些。听说我这边在买红薯，她就抱怨这时空带来的距离，不能让我吃上好红薯。那些大棚里打的什么药水，膨大的，缩小的，驱虫的，除草的，老板们为了多赚点钱什么事都干。她还要延伸到人类的生育和繁衍，说，人吃了这些，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好歹老娘在土地上种些东西出来，你们来了，拉一车回去，吃的吃了，丢的丢了，也不可惜，总是好的。
我们的冰箱里常年塞满我妈的馈赠，从蔬菜到肉类。我一想到我们每次回去，那些鸡、鸭、鹅也许都会瑟瑟发抖，就有种轻微的罪恶感涌上来，但随即又放下了。我妈说，养这些不都是为了吃的吗？收起你那点小心思，有本事别吃。
我妈认真地喂养它们，又熟练地宰杀它们，分装成小袋，冰冻好，让我们带走。我不忍心让她太操劳，要去街上请人宰杀，我妈说，与其有这个工夫，还要花那份钱，我早就自己弄好了。她像一个精明的会计师，说替人打工才七十块钱一天，她早起宰完四只鸡，那就赚回八十块钱了呀。她心疼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吃菜叶也要自己花钱，不像土地上种什么长什么。而我的心疼却不知该安置何方。我试着对她说，我们小的时候听你的话，现在老了，你要听我们的话就对了。
她大声武气地对我说，听你们的话，除非老娘的脚直了。
我的妈妈，我年近七旬的妈妈，活得像一支一个人的队伍。我们心疼她，她心疼我们，可是常常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遥控器却在她手上。年轻时，她骑着自行车，肩上背着，车架上驮着，一次能运三百多斤菜。现在换成三轮摩托车，威风凛凛地上坡下坎，有多少就能运多少。傍晚，车上还要载人回来。稍闲一点，她还要去帮附近搞种植的老板做活儿。
这些，她都嘱咐村里的人不能告诉我们。如果说养猪，就说她只养一头，种菜只够吃，至于帮人做工是绝对没有的事。
村里的人都与她结成了同盟军，口风紧实。差不多一年后，因为一次节日出差在外，有朋友去家里看她，邻居说漏了嘴，我才搞清楚我妈做的这些事情。她真把自己当成年轻人了，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不允许她骑摩托车载人，她说大家都是为了方便。嘴上答应不载了，背着我们依旧干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直到真把摩托车开翻了，伤到一个搭车的人，还好没有大碍，她得到了教训，终于不再一意孤行。帮人做工的事，搞不定她，我只好托人带话给那些老板，谁要是敢叫我妈去干活儿，她感冒了我都要送到他家里让他们负责。
这一招可真管用，从此我妈不再为了一天几十块钱而在烈日下劳作了，可她依然不想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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