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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为山西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点的2024年优秀成果论文集。作品收录了针对山西本土的艺术进行专门研究的艺术类文章约15篇。这些文章既有针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如园林、书法、国画、乐论、文学等,又有超越具体艺术门类的宏观研究,如哲学、美学、艺术史等,反映出山西大学学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其中既有老一辈教授的研究成果,又有中青年教授的研究成果,多以新的视角或材料突破传统研究话题,资料翔实,富有见地,无不折射出山大学者们的学术精见,对于了解艺术学理论前沿研究动态以及艺术学理论学习研究均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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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约 15 篇针对山西本土艺术展开专门研究的艺术类文章。这些文章涵盖范围广泛,既包含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如园林、书法、乐论、文学等;也涉及超越具体艺术门类的宏观研究,像哲学、美学、艺术史等,充分展现出山西大学学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同时,论文集中既有老一辈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有中青年教授的研究成果。诸多文章以新的视角或材料突破传统研究话题,且资料翔实、富有见地,无不折射出山大学者们的学术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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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主编梁晓萍,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美学、戏曲理论与戏曲美学研究,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坛》、《文艺争鸣》、《艺术百家》、《中华戏曲》、《艺术界》、《戏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哲社版)、《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国内中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或部分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子课题、文社科青年基金、省级科研项目5项,出版专著3部,另主编专著1部,参撰1部。科研成果多次获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西省教科文卫体联合工会论文奖等奖项。曾获山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记省级一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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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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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艺理经纬
宋元理学美学 “道艺观” 辩证 侯文宜 3
庄子审美之 “游” 与中国艺术精神 梁晓萍 17
严羽的诗歌哲学及其美学史意 郑伟 3
康德哲学中的艺术美与自然美再探讨 郭宾 46
幽灵作为媒介:东浩纪的 “邮政式” 思考 王飞 56
中篇 民艺探赜
传统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模式的文化哲思 段友文 77
山陕豫民间文艺实践的谱系特征与审美价值 卫华 91
稷益庙明代戏台中的哈斯效应研究 —— 兼议在古戏台上唱戏为何不用专职指挥? 杨 109
当代文化生态中的霍州书 赵海英 131
中国中部地区传统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 周娜、梁晓萍 147
下篇 艺术评析
社会运行中的书法馈赠 —— 以晚清大学士祁雟藻的艺术生活为例 刘维东 173
从日本近代看东方传统写生观念的西方化裂变 臧新明 196
中日文化交流与互鉴:从空海入唐看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 王力军 207
《山西中草药》动物本草画艺术研究 史宏云 224
从晋文化传统看安清翘的天文历法与乐律成就 贾争慧、杨小明 247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场 “礼乐建设”——《礼乐半月刊》研究初步 刘 258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常玉形象的质变与其绘画艺术的东方神韵 孟姝芳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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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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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艺” 之说,最早见于孔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君子理想。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后世文人学者多有不同认识与界说,至宋元理学美学最具影响,但也因周敦颐 “文以载道” 说和程颐 “作文害道” 之极端而备受诟病。事实上,在宋元 “道艺观” 中亦有不少精辟之见,包括程颢、朱熹等人对 “艺” 之审美价值的肯定,郝经、刘因等人对 “道”“技” 两兼、“道艺合一” 的理论构建。故今极有必要进行正本清源、客观辩证,以发掘中国古代 “技道两进” 的美学精神,为当代艺术创造和审美理论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宋元理学;美学精神;“道艺观”;技道两进
所谓 “理学”,是由北宋五子开创而后经由朱熹加以系统化的一种新儒学,它以追求心性修养和天地之道、万物之理为思想特征,并上升为一种本体论哲学,经南宋一直到元明两代都获得极大发展,故又称为宋元理学或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自然相应地渗透和影响到人们的文学观、艺术观,并形成了诸多新的命题和理论,如果说在明代阳明心学发展下,主要产生了 “童心说”“性灵说”“唯情说” 等,那么,有关 “道艺” 或 “文道” 之论,则构成了宋元理学背景下突出的理论话语与建构。然而,自现代以来后者却颇遭贬抑甚或唾弃。众所周知,从传统儒学到程朱理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均遭遇了严重的冲击和批判。只要沾上 “道学”,孔子云其 “未尽善矣”。孔子不仅将 “道” 看作是文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且在文章技艺与 “道” 的表现上重内容轻技艺,甚至认为文采辞藻会影响到思想内容的表现,所谓 “辞达而已矣”。无论当时的《乐记》还是后来汉代的《毛诗序》,都有许多类似总结,进一步将诗乐艺术纳入 “美刺教化” 之道统,如《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这样,“艺” 也就成了附属于传道教化的形器之技。
如果说传统儒家对 “道艺” 关系还是在伦理学意义上温情地引导文艺的话,那么,发展到宋元理学,则变成了从形上的哲学层面来思考,其所言的 “道” 或称 “太极”“天理”,主要指万事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具有本体论意义,而文则是从 “道” 中生发出来的形下之器,二者由此体现为道体文用的关系。伴随着宋代文人对 “道统” 的建构,文艺与道的观念同前代相比也有很大变化,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思辨性和体系化倾向增强。在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建构下,一方面,“道” 所蕴含的德性内涵开始从具体道德升华为抽象道德,这一过程亦完成了儒家道德由伦理规范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艺” 的从属地位亦进一步明确,其工具性被最大限度指认。无论是欧阳修、“三苏”、王安石等文学家,还是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 “艺” 看成是 “道” 的载体,而且出现了非常偏激的观点,这便是一些学者见道不见艺、贬艺为载道之具,甚至将道艺完全置于对立面。它一方面与社会变化、哲学的演变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不无学者个体认知角度和学术走向极端之故。而周敦颐和程颐可谓极端倾向之代表。
周敦颐以提出著名的 “文以载道” 说而闻名千古,其功也、过也,或许皆有。其在《通书?文辞》中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节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尤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 这里的 “文以载道”,从一定意义上指出了文与道的一种表层关系,也即一般理解的语言文字与其表达内容的关系,然而殊不知,文与道在根本上其实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这就不如稍后元初的郝经认识深刻。就上文所言已说得很明白,周敦颐的 “文以载道”,显然只是将文学视为一种阐明道、传达道的工具。他还较多地强调了文学作为 “艺” 的负面效果,认为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样,对文辞的关注就几乎成了对求道的妨碍。这种 “文辞” 观代表了宋元时期一般理学家的共识,但他们并不至于走到完全否定 “文”“艺” 的地步,而且许多人同时身为著名的理学家、诗文家,尤其元代较突出,但 “二程” 之一的程颐却继周敦颐后进一步将道、艺推向对立。
程颐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在其世界观中,将 “道” 的追求奉为至高无比的境界。如其所云:“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 程颐认为,只有 “经” 这样的文才是载道的,传注义疏如果不及道,则不过是无用的糟粕。据《二程遗书》记载,当弟子问程颐:“作文害道否?” 程颐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 当弟子又问程颐:“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 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 在程颐看来,文学写作对人的诱惑太大,通过作文体道是必须抛弃的,作诗也是闲言语。例如他曾批评杜甫的诗说 “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虽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理解程颐所虑,但他以文艺容易使人沉溺于其中 “玩物丧志”、妨碍儒家 “大道” 弘扬为理由而否定文艺,却是对人性审美需求的扼杀,又何尝不是违背 “天理”“大道” 呢?只是他顾此失彼陷入了思维的绝对化误区。如此,程颐的 “作文害道” 说显然将道与艺的关系推到了极端对立的境地,既有悖于天地自然全面人性之 “大道”,也有悖于文艺自身 “艺” 与 “道” 互进的本质规律,不啻是思想史上的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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