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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饱含著者至情至性、与著者生命最终融为一体的国史著作，那一定包括钱穆先生的这部《国史大纲》。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抗战中陷入绝境的中国军民注入必胜信心。时隔85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让钱穆先生所守护的民族精神之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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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部《国史大纲》，以此传递他对这片土地的信念，以此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致敬。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在这部通史巨著中，钱穆先生以纲举目张之体论述了上自远古、下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历史进程，对历代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社会风习、文化思想及其相互影响均有深刻揭示，以此阐明中国时代变化之特征、一脉相承之传统、多元宽容之文明、治乱盛衰之缘由。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温情、洞见和睿识赋予了这部通史经久不衰、超越时代的生命力。这部书已经成为国人了解国史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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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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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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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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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七章 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秦代兴亡及汉室初起）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
第九章 统一政府之堕落（东汉兴亡）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 （在西晋及南朝）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 （在五胡及北朝）
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第五编?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第二十五章 盛运中之衰象（上） （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第二十六章 盛运中之衰象（下） （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第二十七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第二十八章 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第二十九章 大时代之没落（续）
第三十章 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下? 册
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第三十六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 （明代兴亡）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 （自唐至明之社会）
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 （清代入主）
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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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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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馀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馀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 二曰纪传， 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觌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大体论之，约殷商一代年历，应在五百年左右。
刘歆三统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 则谓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远情实。 左宣三年，王孙满言:「商祀六百。」孟子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也。
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
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 见观堂集林卷九。 其最要之发见如次:
一、推证殷人出自帝譽之说。 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谏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见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 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姊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 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 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于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亦出后人所捏造。 如殷帝之出帝譽，即其一例。 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皇帝。 古史之新系统，随时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转变。今殷商出帝婴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发见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 「振」乃「亥」字之譌。 据此则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
三、又有王亥而发见王恒。 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所不详。 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
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史记所载夏代古史，亦同样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与汤同时，则禹与契亦可略同时。 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既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 尚书尧典说禹与契同在虞廷，史记五帝本纪说、殷同出黄帝，此等说法可出后人伪造。然史记载夏、殷历世帝王名字、世次，干燥无味，未必亦出后人之伪造。 史记可以有漏说，有譌误(例如前举)而大体则可信。 此此即前节所辨，「传说」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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