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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以全新视角解读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本书由权势阶层切入，从市镇内部与外部环境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内察地方大户的兴衰变化，外视市镇发育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深刻揭示市民、市镇与地方社会的缠斗与共生。
2.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书中描写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家族兴衰史，如夏氏捐金凿河开市、丁氏捐监入仕、顾氏毁桥夺权，通过家族创业、科举博弈、多元经营、权力倾轧、信仰争夺等场景，拼贴出“士绅富户主导、平民参与、官府博弈”的市镇景象。
3.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基石，为研究奠定扎实的学术根基。作者广泛整合了地方志、家谱、文集等多类型史料，跨越苏州、常州、嘉兴多地，深入挖掘家族兴衰与市镇变迁的细节。通过对史料的深度甄别、考证与多角度印证，纠正部分家谱记载的错误，并创新性地运用如《紫堤村志》等新发现的史料。
4.丰富了城市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从微观层面为晚明江南的发展史提供新的注脚。本书突破了以往对江南市镇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的局限，将市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创新性地关注了地方力量在市镇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乡绅大户的“士绅化”过程。
编辑推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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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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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聚焦晚明江南市镇的区域社会史著作，从家族兴替、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角度展开，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书中以权势阶层为切入点，深入市镇内部，揭示在带有明显人为“创市”痕迹的市镇中，权势群体的形成与变化，其中，地方力量的“士绅化”是一项关键节点；又从外部环境的视角，分析市镇这一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本书将市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创新性地关注了地方力量在市镇发展中的作用，揭示特定时空下江南社会历史演进的内涵与特征，为理解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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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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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茜，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东华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明清史及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已主持完成三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在《历史研究》《史林》《历史档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丁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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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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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晚明江南的开发:地域、市镇与士绅
一、江南地区的开发
二、地域结构变化:市镇
三、地方社会力量:士绅与家族
四、本书的研究范围与主旨
第一章 家族与市镇
第一节 “创市”现象
一、因人成市
二、“创市”概况
第二节 创市者的形象
一、“主姓”形象建构
二、家族背景与经营渠道
三、人为力量的凸显
第三节 家族扩张与新市镇
第二章 市镇权势的士绅化
第一节 从“赀郎”到“制科官”
第二节 经营与困境
一、睦族与义行
二、赋役之困
三、家族内外冲突
第三节 士绅化历程
一、定居与荐举
二、压力与发展
三、徭役与竞争的危机
四、科举策略的成功
第三章 市镇权势的家族兴替
第一节 长泾市
一、从三泾里到长泾市
二、“主姓”的兴衰
三、新“市主”的崛起与纷争
第二节 诸翟镇
一、聚落环境
二、著族兴替
三、侯氏动向与影响
四、家族活动印记
五、王朝鼎革下的紫堤村
六、余韵
第四章 园林与市镇文化
第一节 市镇园林景观
一、市镇之园林
二、园林区位与分布
三、园林景观与市镇风貌
第二节 园林文化活动
一、园林雅集与市镇文化空间
二、李流芳与南翔镇园林
三、檀园宴集与南翔风雅
四、园、地相传
第五章 市镇与州县治理
第一节 失治的堰坝
一、澉浦镇环境与永安湖水系
二、明代湖堰失治
三、澉浦士绅的谋划
四、治湖困境与现实
五、利益选择
第二节 城、乡之间
一、市镇河道的功能与环境
二、市镇水利的主持者
三、“亲和”于城市的水利实践
四、管理张力
第六章 市镇与基层秩序
第一节 城、镇之序
一、水利形势与主次之序
二、历次疏浚分析
三、区域利益与施政偏向
第二节 市镇之争
一、耿橘治水
二、抵制与平衡
三、地域认同与影响
余 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地方史志类
二、其他史籍类
三、近人研究著作类
四、今人研究论文类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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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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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明万历二十九年，常熟知县赵国琦主持县内的河道浚治，其中包含一条重要的地域性河道——横沥塘。该塘东接太仓七浦河，西抵白茆河，并流经常熟县内的何家市。何家市在明嘉靖年间即已出现，市镇中的商贾对外交通多依赖这条河道。赵知县在处理横沥塘疏浚工程时，对不同流经区域的役力安排做出明确区分，涉及人群除了惯例中的士大夫和农民，还特意提到了何家市中的“市民”:
白茆口迤至何家市，上区任之，市民向舟楫之利者佐之；由赤沙塘口迤至晋贤泾口，下区任之，别区如四十都、二十三都有田相续者佐之。……士大夫不得借优免之名，巧为规避；市商贾不得概诿为农氓之事，而坐享其嬴。 (《邑侯赵公议浚横沥塘碑记》)
几年之后，另一位常熟知县耿橘再次开启水利工作。在浚治县中另一市镇(归家市)附近的河道时，镇中市民一度遭到奸豪大户的“仗役鲸吞”，耿橘为此发布公示，申明“止开市镇之河，略借市廛之民力耳”，强调“除市河之外，并不用市民开浚尺寸”。(《禁大户科派市民开河示》)
通过上面两则事例，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在市镇中生活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已经是签派水利力役时的一个固定群体。与此同时，乡绅大户会像科派小农一样，向市镇“市民”转嫁劳役，但“市民”也有推诿逃役的情形。在乡绅大户和村落民众之外，市镇“市民”形成一方新的利益主体，而市镇本身也成为官府在牧民理政时必须予以单独考虑的一类聚落空间。
本书正是在诸多如上述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
16世纪之后，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市镇获得快速发展，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功能和规模也同步增长 其中一小部分市镇今天已被开发成为旅游区，如乌镇、南浔、周庄、同里、西塘、朱家角、枫泾等。这些热门旅游古镇，在明清时代都是具有重要市场功能的商品集散地，用著名学者施坚雅的话说，它们是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的出售地，也是家庭需用但不自产物品的购买地，换句话讲，商业市镇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所谓“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在江南地区以棉布和丝织品为大宗，它们从三角洲广大乡村生产者的手中汇集到一个个市镇，又从市镇店铺中卖出，随着无数客商“向上流动”进入全国乃至海外市场。
商业市镇的繁荣，是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突出表现。正因此，江南市镇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市镇的经济面貌是最受关注的层面。 不过，当我于2012年前后开始接触江南市镇的研究话题时，却一直未打算在经济层面致力。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创作一份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市镇经济领域丰厚的研究成果令我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对历史中具体的人及他们的行动更感兴趣，尤其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许多冠以姓氏的市镇以及类似开篇的案例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其实，广布的市镇，在备受关注的经济领域之外，仍然对江南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这样的思路下，本书的内容有两个锚点，一是生活于江南市镇中的“权势阶层”，二是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置于江南社会中展开讨论。
“权势阶层”，主要指豪强地主和乡绅大户，他们无论在明清时代还是现代学术研究中都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地方行政的完成有赖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发育过程中，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反映着一系列变迁。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内”的部分。
将市镇作为一类聚落形态来讨论，前提在于江南市镇乃自然生长而成，但并不具有建制性，所拥有的地理空间又往往地跨若干基层政区，且数量和功能都有相当的规模。 本书主要选择以水利为主的州县治理工作，分析市镇作为这一时期大规模发育的聚落形态，对晚明江南地区原有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与变动。此时，市镇内普遍存在的权势阶层仍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本书标题“内外”中“外”的部分。
本书讨论的主题，缘起于申请攻读博士时的研究计划，之后经历了博士论文的初步搭建，以及毕业后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思考与修订，最终形成现在的文本。 虽仍不见得成熟，但作为一个阶段的研究心得与见证，愿借此次出版的机会，求教于方家。
——节选自杨茜《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家族、土地与市场：明代常熟“主姓”崛起的三条路径
就常熟县域目前所见材料，“主姓”家族的发展与财富积累过程，大致有三个方向。
其一，借助宋元以来积累下的家业，在明代早期创市。较早出现的奚浦市，其主姓钱氏，家族积累自宋元以来一直延续着。钱氏始迁祖千一公，相地奚浦之后，经过一番“剪荆食田，诛茅蔽雨”的披荆斩棘和开发经营后，家声大振。四世之后，昌宗公(字通宝)于元末通过“输粟补都官”，并且还有能力在元末动乱之际，在乡间“捐仓练丁勇”，守卫乡井。昌宗公有二子，即分别被视为鹿苑市和奚浦市支祖的钱镛和钱琛。奚浦支的钱琛，在易代之际短暂离乡逃亡，回到家乡后，很快即业复隆起，成为乡村社会中的富户、大户。明初钱氏很自然地被签派为粮长。两代之后，便有了钱广兄弟的创市之举。
其二，通过入明之后的土地开发积累财富，继以创市。西徐市的创市者徐恪，在其父亲徐讷一代时，“率其僮奴服劳农事，家用再起”。此后，徐恪于成化二年(1466)中进士，其兄长徐恜则早在正统年间成为举人。功名仕途必然可以进一步促进财富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家用再起”，指向徐家曾经的富有。的确，徐讷的高祖，名珵，据载为“元海道万户，佩金虎符”，元至正年间还曾“倾赀集乡兵御乱，居民赖之”。滨岛敦俊曾有分析，“万户”“金虎符”应是指代漕运万户府所辖的官职，从事海运实务。也就是说，徐氏像朱清、张瑄一样，在元代依靠海漕和海外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与土地。不过，这一巨大的财富并没有长久延续。元末，徐珵的儿子避乱于外，两代人之后才又返回常熟，这时刚出生的徐讷所面对的已经是“田庐荡然”的局面了。因此可以说，徐家虽然有元代海漕时代的兴盛，但到正统年间创市时，所依凭的只是徐讷、徐恪父子土地开发打下的基础了。
同“西徐”起家方式类似的是创老徐市的“东徐”。“东徐”奉徐立为常熟始祖。徐立于元代定居常熟县城保安里门外的庄前街，当时这个地方“海舶骈臻，商贾毕集”。 徐立的儿子徐澄“治生尤勤，开拓市衢”，向东拓展了庄前街的规模。显然“东徐”早期的家业也与元代的海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但到徐栻兄弟因土地开发而得以创市前的几代人时，又是一幅家世沉寂的景象。徐栻的祖父徐鲲、父亲徐天民都只是在乡间“有隐德，乐义而好施”，
仅为一般富民罢了。
归家市的创市者归椿的家世与上述“两徐”又略有不同。据归有光考证，归氏祖先中有名“罕仁”者，在南宋咸淳年间官湖州判官。其孙称“荣四”(或“荣始”)者，迁居至常熟白茆浦，荣四的孙子名叫道澄，被奉为“归墅支”始祖。 又经三世即为生活于明成化到嘉靖年间的归椿。这期间看不到与东、西二徐氏相类似的元代海漕与贸易的积累痕迹。 归氏另一支系“昆山支”，在成化、弘治年间势力颇盛。归有光即属于昆山支，曾言“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 吾归氏虽无位于朝，而居于乡者甚乐。县城东南，列第相望。 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世为县人所服。 时人为之语曰:‘县官印，不如归家信。’”归椿创市亦在弘治之后，可以想见，“归墅支”系这一时期可能也如昆山支一样，家族财富与势力均有大幅积累。而积累的方式，不外乎土地的占据与开发，记载称，归椿在白茆浦沿岸的“浚浦辟田”，达致“富甲于邑”。
借土地开发而致富，在明代中期并不是个例。最有名者，如吴人“谈参”对农田的多种经营:
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 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 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 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 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者植蔬属，皆以千计。 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 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 视田之入，复三倍。
朱国祯也讲过通过筑堤改善灌溉条件对低乡、高乡田地的重要性，并指出因之而“致富厚”甚至“万金”的现象:
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 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 ……明农者因势利导，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如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然尤莫利于上乡之田。辛丑，余南归，经磁州，遍野皆有水沟，深不盈二三寸，阔可径尺，纵横曲折，随地各因其便，舆马可跨而过，禾黍蔚然。异之，问舆夫:“水何自来?”遥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问:“泉那得平流?”则先任知州刘徵国从泉下筑堤障之，高丈许，堤高泉与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约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为乐土。
其三，由商业投资赚取财富。市镇的发展，本身即商业贸易发达的结果。各市的市主能够创市，都离不开一定的商业活动。所见材料中，表述最为明显的为何家市。市主何墨，在其父亲何辉时即已经开始了“刻意货殖”，随后“家道日益昌”。何墨继承家业传统，一意治生，在开发荒田的同时，“因民之来集也，为庐以居之，而日征其廛息”，即在投资市场基础设施的同时，收取租金。生活在海陆交接地带的钱氏，如前文所及，依地利之便，多从事布丝、鱼盐、蜃蛤等物的贸易活动。此外，西徐市创市者徐恪，其父亲徐讷也从事商业贸易。滨岛敦俊分析认为，徐讷能够在荒年“遣人籴麦江北，得六百石”，必然不是单纯的地主，而是有客商活动的经历，如此才会有能力短时间内长距离输送大量粮食。显而易见，坐商或客商等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是创市的另一重要财力来源。
对生活在明代的“主姓”们来说，上述第二、三两个方向的经营不是非此即彼的，地主在土地开发的同时，展开商业贸易活动，在明代中期的江南三角洲高乡与低乡属于普遍现象:“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像前述的归椿之子归霆在父辈的开发成果上，继续“辟土田、创市肆”，才使得原本习称“白茆浦”的乡村聚落正式更名为“归家市”。徐氏除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以外，亦“善忖度时事，若烛照数计，乡里视为指南，投无不中”，可见其商业投资活动。何家市所在的地域，最初多有抛荒旱地，何墨“相原隰、辟污莱”，且杂植嘉木，于农田经营亦有成效。创建璜泾市的赵氏家族，也至迟在成化初年已经兼营土地与商业活动。因此，参与市镇草创的“主姓”家族，一般兼有土地开发和商业经营的双重属性，是乡间拥有大量财富的豪强。
总体而言，从经营方式上看，“主姓”家族与同一时期的豪强家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然而佐以天时、地利等其他因素，他们因缘际会地成为某个经济中心地形成过程中的显耀力量。家族的命运与市场的生长交融在一起，构成明代中叶江南市镇大发展背景下一个重要类型。
——节选自杨茜《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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