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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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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的研究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重塑了财政学的分析范式，为理解中国经济稳定与产业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其观点不仅强调房地产、价值链升级等现实问题的风险关联，更推动财政学从“收支管理”向“风险治理”的理论跃升，对构建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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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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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公共化、全球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基本标志。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性”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前瞻未来的逻辑起点。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公共风险”这个核心概念，并成为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本书阐述了风险财政学的基本原理，从风险视角对财政职能、财政能力、财政收支、财政体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债务和大国财政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读来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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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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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其代表作有《公共风险论》《收入分配循环论》《宏观金融风险的财政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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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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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财政学
第二章 风险财政学的基本原理
第三章 “风险人”假设与财政的基本职能
第四章 国家治理中的财政能力
第五章 财政收支的新认识
第六章 面向未来的预算
第七章 分配风险的财政体制
第八章 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
第九章 对冲风险的政府债务
第十章 全球风险治理与大国财政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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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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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财政理论创新，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现实社会在金融化和数字化之下加速成为一个“虚拟社会”，尤其是数字革命，很多新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把原来实体三维空间存在的东西呈现在超三维的虚拟世界中，在快速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过往，这些场景只会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现在的人类生活，已经在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两者叠加的状态之中，经济交易、社会生活已经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供求关系进入了没有物理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当中，极大地拓展了“可交易性”；交易对象也越来越多地变为虚拟的抽象权利，新增的社会财富越来越以虚拟形态呈现。金融化叠加数字化，导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虚拟化特征，这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新特征，是一种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塑。
人类越来越依赖虚拟化生存，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形成。为什么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呢？过去没有风险，难道现在才有风险？从过去到现在，风险总是伴随着人类，过去的风险多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维度，而当前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这个维度。在这个维度，风险的内涵则更多地与人类制定的规则相关。风险的来源是什么？风险与规则、秩序相关。为什么要有规则，为什么要有秩序？在工具意义上就是防范化解风险，为人类生活注入确定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秩序则使社会陷入混乱，那就变成一个混沌、混乱的风险世界。但是规则和秩序构建越来越滞后，这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演化的加速度有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不是一个匀速运动，从一个时间跨度来讲，农业社会是千年一变，到了工业社会百年一变，数字社会十年一变，ChatGPT 出来以后，下一步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变化难以预料。这个速度是加速度，所以在研究数字经济的时候我一再提出一个看法，在工业社会，落下的工业化有“补课”的机会，而进入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发展差距一旦落下很难追赶。这就是我们当下状态的一个特征，这个加速度不断颠覆传统的规则和秩序。因此，我们的社会处于规则“破”的速度快于“立”的速度、实体逻辑在虚拟化过程中不断被打破、监管跟不上创新以及政策既对冲风险、也可能制造新的风险状态中，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能够适应现实、解释现实，而且要前瞻现实。
当前流行的财政学都是“经济财政学”，其理论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而确定性思维对经济学的影响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尽管过去的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了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存在，但大都是基于微观个体视角，等同于“偶然性”，这与经典物理学的“决定论”是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主流哲学社会科学都仍是建立在基于确定性的“决定论”基础之上，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经突破了决定论。不难想见，构建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传统经济财政学，是半拉子的财政学，无法真正地和有效地认识财政的地位作用。透过表面的观点，传统经济财政学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元素和公共风险理念，如传统经济财政学讨论的政府与市场，实质都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安排；传统经济财政学中的收入分配，其背后实际是风险分配，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承担的风险不同，其占有的收入份额就不同，实质是按风险分配，收入是风险的报酬；传统经济财政学关注的制度实质上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历史产物，否则，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现代行为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等已经触摸到公共风险理论的边缘。然而，在传统的经济财政学当中，确定性思维是基础，内嵌到了经济学逻辑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与现实世界不相符的理论与逻辑缺陷，对公共风险认知也非常局限，最终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处境。
总结而言，传统的经济财政学在确定性世界中可以一定程度解释现实问题，但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传统的经济财政理论就出现了失灵，沿用老一套的确定性思维和分析方法，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财政现象就会失真，会忽视很多东西，尤其是对风险的观察和认知。第一，基于确定性世界观的风险理论是基于过去，认为未来风险是在过去的延长线上的偏差。这种暗含的假设流行于各种计量模型和预测之中。不言而喻，基于过去的风险理论会忽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尤其是对未来十字路口的认知会产生盲区，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其实是高度不确定的，突变的拐点总是无法预测的，一旦面临这样的风险，可能毫无察觉，不由自主陷入风险和危机之中。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危机都没有预见到，不然，就不会产生危机。第二，基于确定性世界观的风险理论认为风险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过去防范和化解风险的经验、方法，并将之形成制度，只要严格按照制度做出行动，就可以解决风险问题。然而，现实世界不是机械的，而是不确定性的，完全遵循成文制度行事的制度主义在一个快变的社会中越来越不相适用，用成文制度来定义的规则，难以应对复杂的不确定性，何况成文制度本身总是带有高度的模糊性。第三，基于确定性世界观的风险理论下的风险思维并非彻底的风险思维，而是基于“偶然性”的风险思维，是现象层面的认知，没有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在于不确定性，确定性是现象，是构建的。一个人在水里没有沉下去，那是他学会了游泳，构建了自己的确定性。只有基于不确定性世界观的风险思维，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风险问题。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当下中国的共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的理论创新更是迫在眉睫。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相对于只是作为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传统财政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新共识。问题是如何沿
着这个新共识来深化财政理论创新呢？毫无疑问，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借鉴世界财政研究成果，将财政理论创新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财政理论创新和财政学科建设紧密关联，涉及财政学科定位问题。基于此，要以时代之问、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为思考路径，超越传统学科定位，推动财政理论
顺应人类文明新趋势创新性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推动财政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分析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从事什么样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突破局限。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理论，而是要超越传统，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构适应人类文明时代的新思维和新认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视野
才能变得更为开阔，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才能看得更清楚。人类文明新时代的基本问题是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公共化、全球化。风险的公共化、全球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
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性”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前瞻未来的逻辑起点。超越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从广义社会来观察财政问题就成为财政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以广义社会为观察视角，并非简单回归到欧洲传统的财政社会学，而是要基于当下的以数字文明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来考量。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由风险公共化的结果—“公共风险”这个核心，并成为风险社会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以未来观照当下，风险是最佳的视角。
强调财政理论创新，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要强调学科体系的重构。在一些局部的、边边角角的问题上进行创新并非不可以，但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即基于人类文明和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中国在发展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比如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的
问题等。按人口结构来看，在社会身份意义上，至今农民群体占53%，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个时代和社会背景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市场化、工业化、社会化和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和现代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趋势的复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问题谱系。解决这些问题恰
恰要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牵引、形塑作用。局限于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科定位，不仅会限制财政理论创新，而且会妨碍国家治理基础的构建。只有把这些基本问题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跳出基于经济学的财政学科定位。财政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本来不应局限于经济学。“经济财政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思考财政问题，应该首先从回答治国安邦的时代之问入手，然后再考虑财政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应该是先有孩子再取名，而不是根据取的名字再决定生什么样的孩子，这个顺序不能错。财政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都需要超越，超越传统理论、超越传统学科定位，真正基于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基于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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