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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之后涉及的中外著名人物事件——额尔金勋爵、威妥玛式拼音法发明者威妥玛、巴夏礼领事、恭亲王奕訢、咸丰皇帝、战将僧格林沁、洋务派崇厚，以及太平天国、捻军、咸丰去世、祺祥政变（详细记录）等等，都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2.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因为是日记体，作者亲历，记录人物事件更加灵活，可容纳的内容更丰富，大到皇室贵族，小到平民百姓，从国际大事，到各国在华势力，清政府和普通人民，可以作为官方史料的有益补充。
3.如本书译者所说：他的偏向中国的阐释，有自省能力的中国人可能未必同意。但无论如何，这给予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性格有一个重新反省的机会，也知道在160年之前有一个外国人尽力在给我们说好话或给我们的乖异行为辩护。
4.“亲历中国丛书”之一，不同的视角，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晚清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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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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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在京设立使馆。本书作者芮尼医生即随英法使团进入北京，进驻使馆。这是中外交往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使团常驻北京。从1861年3月到1862年4月，作者以日记体、第一人称讲述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从影响清王朝历史的大事件——“祺祥政变”导致慈禧专权长达40年，到使馆人员与清廷官员的交往，再到北京的城市布局、商业活动、军队演练、风土人情等大大小小的事情，作者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为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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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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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尼（Dr. Rennie），英国人，医生，先后两次来中国服役。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的第一年内，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出版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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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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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最早的外国使馆
第二章 恭亲王
第三章 京城游踪
第四章 西山览胜
第五章 商务交涉及其他
第六章 圆明园浩劫
第七章 清兵编制
第八章 窃案
第九章 高温求雨
第十章 高僧
第十一章 金融震荡
第十二章 咸丰帝驾崩
第十三章 万里寻子
第十四章 元大都勘探
第十五章 天主教修会及其他
第十六章 祺祥政变
第十七章 天津
第十八章 回京渡年
第十九章 枭首之刑
第二十章 西式军操
第二十一章 僧格林沁防线
第二十二章 告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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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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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丛书》的策划始于2002年，那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时任社长郭又陵先生来我校访问，我带他浏览了本馆所藏的大批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旧籍。其时自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又一次“西学东渐”热潮正盛，域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经典作品在被有系统、成体系地引进。我们觉得，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离不开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后来的外交、商务人士和学者。这些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虽然不是域外汉学的主流，也是与汉学和中国学紧密相关的材料，值得翻译出版。郭社长回去后邀请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先生担任共同主编，获得首肯。耿先生并为丛书作序，确立宗旨如下：“《亲历中国丛书》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补不足之处。”也就是说，集中从一个方面配合方兴未艾的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提供国内难得一见的资料。
经过2年的运作，第一批2种译作于2004年面世，反响颇佳。至2010年，《丛书》出满10种，耿昇先生退出，改由郭又陵社长共同主编，笔者写了新序，装帧也更新了。接下来的6年又出版了10种，郭社长荣休，出版社领导更替，此后只履约出版了3种签了合同的书稿，《丛书》的出版于2019年告一段落。
回顾历程，必须感谢郭又陵社长作为出版家的远大眼光和胸襟。这部丛书的经济效益或许并没那么好，社会影响却出乎意料的好。《丛书》中的《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获201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被评为第十三届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于2002年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曾有意把它纳入，因技术原因未果。学界热烈欢迎这类域外资料，从中发现不少有用的材料。比如《我看乾隆盛世》，书名几成口号，内容被多种著作引用。即便是民间，该书也引起一些有趣的反响。比如《我的北京花园》中立德夫人客居的到底是哪个王公的园子，一批网友曾热烈地探讨过。其作为史料的意义，更是突破了最初设想的汉学范畴，日益彰显丰富。简而言之，因为《丛书》所选的西文旧籍都是公版书，当初截止于晚清，目前已扩展至民初，差不多涵盖整个近代。
近代史料的形式多种多样，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学界对与政治史相关的档案文献关注较多，其他，尤其是与当时中国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等相关的记载被相对忽略。本丛书所收集的纪实性著作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员、军人、商人、传教士、学者、旅行家等。他们游历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的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几十年，其中许多人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在中国的所历、所见、所闻做了细致深入的观察和记录。因为记录者是外来人，从而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物天然地怀着某种好奇，对中国人无意识或不屑记录的内容的转述，到今天恰恰成为极为珍贵难得的史料。又因为近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各地的山川风物和社会百态多已烟消云散，却被凝固在这些西方人的著述当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虫，历尽岁月，依然栩栩如生。它们不但是研究中外关系、中外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方面的重要资料，正可以补上述之阙。换言之，这类旧籍有如一个包罗万象的宝库，不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都有可能从中发掘出有用的材料，一般读者也可把他们当作Citywalk的指南，据以追怀各地的当年风貌，得到有趣的阅读体验。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整理、翻译、出版这一系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历史资料，因而尽量少做删节，也不在文中横加评论。但是这些书的原作者，都来自100多年前，那样的时代，身份各异，立场多样，有些人免不了带有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和宗教优越的心态，行文当中就表现出对当时的中国、中国人、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等的歧视。也许还有个别人是怀着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思想控制、殖民控制等目的来到中国的。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既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旁观，也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对一些恶意的观点，坚持批判的态度。
因此，同样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同仁的眼光和胸襟，愿意接过这套丛书继续出版。我们的计划是一边先再版早期的反响良好的译作，一边逐步翻译新书。再版的译文都请原译者修订一过，唯当初的翻译说明或序言之类一仍其旧，以存历史，特此说明。
李国庆
2023年岁末于哥伦布市细叶巷
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并逼迫清廷签订条约，除赔偿、开放通商口岸等之外，还要求在京设立使馆。本书的开始便是英法使团连同军队一干人等从天津前往北京，入城进驻使馆。
本书是日记体裁，记述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第一年内，作者认为值得记述的事和对事物的观察。这是中外交往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使团长驻北京，对于这些外国人，北京人怎样看他们？而他们又怎样看中国人？作者透过对事件的叙述，展示他们的观点，读来颇饶趣味。
日记为时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祺祥政变。这个政变造就了慈禧垂帘听政，专权中国达40年之久。在书中，政变前的蛛丝马迹，读来耐人寻味。
另一宗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是时正如火如荼。太平军武力威胁上海外围，清朝守力不济，欲谋求外国协助。此点在本书中亦有提及。
作者芮尼医生（Dr. Rennie）以非常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的偏向中国的阐释，有自省能力的中国人可能未必同意。但无论如何，这给予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性格有一个重新反省的机会，也知道在160年之前有一个外国人尽力在给我们说好话或为我们的乖异行为辩护。
原著出版于160年前，用语和今天的有所不同，比较困难的是语句结构，往往一句话有五六行之长，需要分析和解读。另一个困难是名称，特别是人名和地名，因为书中所用的并非今天的拼音系统，而当时也并无系统可言。（最早期的威妥玛拼音法尚未出现，而事实上威妥玛正是本书频繁出现的人物之一。）不少人名地名虽费了许多时间仍然未能解读。在这方面，幸有本丛书的主编李国庆先生的帮助。李先生的渊博，我十分佩服。
译书现在呈献在读者眼前，尚望不吝赐教。
李绍明
本书内文所呈现给读者的，其内容实无须特别在前言中加以介绍。因此我在这序里所说的，会十分简短，同时主要限于介绍撰写时的背景，以及解释是书延迟出版的原因。
当英国使馆在北京设立了几个月之后，使馆人员普遍有一个感觉，便是应该在使馆设立并长驻在中国首都的初期（这是中英现代交往史中最重要的一页），便把每天发生的大事作记录，以备将来印行。我于是向普鲁斯爵士提到我存有一本日记，把每天我认为重要的事记了下来。普鲁斯爵士听后觉得很好，并毫无保留地准许我在建议的方式下加以利用。此后我便更加用心记述每一件事，即使很琐碎的事也是如此。我的用意是增加我在远方的同胞的知识，让他们知悉一个遥远而稀为人知的国家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心理特征，而这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是头一次有一小群英国人在那里居住。除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外，我同时也记述了其他人遇到的有趣和令人诧异的见闻。这些见闻，因我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是无法亲身遇到的。
但是，随手写一本日记，并要它不加修改便可出版，不是易事。因此我清楚地知道，每天写日记意味着在为自己日后的工作作积累，因为我需要在公开它之前重新拟写。这重订的工作，本打算在随军绕过好望角回到英国的航程中进行，因为那时我已积累了12个月的日记，同时亦估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修订。可是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这批英国军队从天津撤出后的目的地：它原定返回英国，现改为驰往江苏省执行军事行动。而当军士正疲于拯救上海附近的区域以免落入太平军之手时，一场霍乱瘟疫竟在士兵之间发生了。在这调防的整个过程中，皇家炮兵团、皇家工程兵团、第31团及第67团总共有220名士兵死亡，其中因战事死亡的只有9人而已。换句话说，在稍多于6个月的时间里，在参与战役的欧洲部队中，每100人中便有16人死亡。这情况，再加上其他有关的事务，使我不得不延搁这修订日记的额外工作。我一直等到1864年的夏天才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把这部日记修订得适宜出版。而我还要补充的是，这不定时的空间还得在我的医务工作的间隙中挤出来。
在一部不打算原封不动便发表的日记里，必然包含了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在日记正式出版之前必须予以删除。因此，当我完成了修订工作之后，我感到诧异的是，除了两三处之外，我基本上可以一字不易地重抄日记的内容。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我把中国人的性格涂抹得太美丽了。说我对中国人有偏爱，我绝对承认，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外间所知甚少，而且对他们的描绘，可称错误百出。既然我自知对中国人有好感，我因此小心翼翼地不让这些偏见影响到我，使我对不利于中国人评论的事情视而不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从我每天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描绘出中国人的真正面目。
在以下所叙述的事情中，全都可以反映中国人的性格。以我所知，只有一个例外，这例外恕我不能描述。如果读者有质疑的话，请容我问一句，有哪一个国家对相同的事的报道没有限制呢？罪恶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区别只是有些国家比其他的更为猖獗，而很多时候，在一个社会内，它较多集中于某个阶层。我曾在中国服役两段时期，中间相隔8年，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的判断给了我一个信念，便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绝对不是从那些有限的和不公平的观察中所得出此结论那么邪恶。相反，比较我们国民的下层和他们社会的下层来说，他们无疑更为守礼、严谨、勤劳和聪慧。我这个说法可能会招来讪笑，但这是我的信念，而我知道这也是许多比我更有经验和更有资格对这问题作出判断的人的信念。中国出现过残暴事件，而且许多时候规模很大，但世界上所有有坏人和有政治不满的地方都同样会出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有二三十万这样的坏蛋存在，便认为4亿的人都会犯上同样的罪恶，犹如中国人不能基于1864年的贝尔法斯特暴动便指控英国民众都是暴徒，或基督教信仰同样嗜血。因此，如果阅读本日记能够让人们用较为亲善的眼光，去看待以北京人和北直隶农民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性格，那我花在这本日记上的时间就没有白费。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很小心地交代所有消息的来源，读者将没有困难察觉它们的出处。对于日记中一些有趣和发人深省的事件，我非常感谢提供信息的朋友。如果我这试图填补关于中国文献某些空隙的努力能够得到广大公众称誉的话，我想这主要归功于那些就职于英使馆和法使馆的资深语言专家的帮助。我很高兴能够有幸结识他们。我特别感谢文翰先生（Mr. Wyndham），他现在是英国柏林使馆的二等秘书，是他鼓励我完成这部日记。他也很慷慨地提供了他的逼真的素描，让我用作本书的插图。
于加尔各答
186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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