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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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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赫尔曼借由本书为“丝绸之路”正名。赫尔曼在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的基础上深化研究，使得具有相对明确的内涵和时空范围的 “丝绸之路”概念定型了下来。在当下“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热潮中，对“丝绸之路”的概念有扩大、泛化趋势，一定要注意它的基本内涵不能随意改变，译介本书对于使学者注意到此问题有一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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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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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认知与阐释东方和中国的重要图书。本书延续、修正、深化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通过更为缜密的历史文献梳理和更为精确的地理测绘数据，厘清了“丝绸之路”南北两线的具体走向，并将“丝绸之路”向西延伸至叙利亚，首次强调了河西走廊及沿线长城之于“丝绸之路”的过渡和屏障作用，为见证中原、西域和欧洲之间商贸往来及文明互鉴的“丝绸之路”重新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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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阿尔伯特·赫尔曼，19世纪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他重新考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中亚、印度、两河流域)概念，将“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以此凸显了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横贯亚欧大陆的通商及文化交往通道的重要意义。
译者简介：
付天海，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德语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J育部基金项目3项，在CSSCI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译著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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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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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用缩写
导论
第一章 古代中国与伊朗 图兰国家的直接交往史
第一节 公元前114—23年
第二节 公元87—127年
第二章 对古代丝绸之路相关文献及其加工整理的一般性评述
第一节 遗迹及其考证
第二节 中国文献记载及其加工整理
第三节 古希腊 罗马文献记载及其加工整理
第一部分 中文文献
第一章 综述
第二章 司马迁的 《史记》
第三章 西汉编年史 《汉书》
第四章 东汉编年史 《后汉书》
第五章 汉代以后历朝补充性文献
第二部分 司马迁笔下及汉代编年史记载的中亚
第一章 西域的名称 边界和大小
第二章 地形地貌说明
第三章 水文地理说明
第一节 河流 (塔里木河)
第二节 盐泽 (古代的罗布泊)
第三节 其他水域
第四章 殖民与人口
第五章 丝绸之路走向及沿线诸国地理位置
第一节 丝绸之路北线和南线的共同起点
第二节 丝绸之路北线及北向分岔路线
第三节 丝绸之路南线
第四节 丝绸之路各交叉路线
第五节 通往婼羌国 (位于柴达木河南岸) 国都的路线
第六节 总结
第六章 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与伊朗图兰国家直接交往史上的
重要意义
第一节 公元前114—23年
第二节 公元87—127年
中亚地形图使用说明175
1.主图 (比例尺为1：5 000 000)
2.辅图: 和田附近遗址 (比例尺为1：2 500 000)
勘误与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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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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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论著正式竣稿并交付出版之际，我在欣喜之余也有义务向我备受尊敬的老师、枢密院议员H.瓦格纳(H.Wagner)博士以及W.西格林(W.Sieglin)教授表达我最真挚的谢意。感谢瓦格纳先生为这部书稿提出的多方面建议和为书稿出版提供的慷慨资助，也感谢西格林先生热情友好地将拙作收入他主编的“文献来源与研究“系列专辑。此外，在其他方面我也得到了热心的支持:来自哥廷根的F.C.安德烈亚斯(F.C.Andreas)教授尤其在涉及词源学问题时向我提供了重要信息，我之所以特别感激他，是因为每一种东方语言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来自德累斯顿的库尔特·费舍尔(Curt Fischer)教授把部分尚未出版的针对托勒密(Ptolemius)著作的评注版[该系列出版计划是由卡尔·米勒(Carl Muller)发起的]之中确定的命名方式告知于我，它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因此我感觉也有必要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
在按发音标写古汉语专有名词时，我通常都是参照爱德华·沙畹(éd.Chavannes)的音译形式，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也对复杂的音译进行了简化处理，在此过程中下F.希尔特(F.Hirh，中文名夏德)和O.弗兰克(O.Franke)所运用的正字法规则为我树立了典范。
本论著共分三个专辑出版。这里的第一辑除导论部分外，还包含对相关中文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作品和汉代编年史的评论，这些构成了接下来对中亚进行阐述的基础。在第二辑里，相同的文献基础又被扩展至西亚和南亚地区。第三辑将基于马里努斯(Marinus vonTymus)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托勒密的陈述，对连同帕米尔地区在内的中亚展开研究。
1910年7月于哥廷根
阿尔伯特·赫尔曼
在古代人类交往史上，几乎没有一种商品能够像丝绸这样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使得两种迄今完全相互陌生的文化圈--中国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开始有了密切联系。作为丝绸的故乡，中国率先迈出了推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第一步。然而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两种文化的亲近之旅才真正开始。因为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促使中西交往的种种条件都非常不利。中亚应该是最适合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桥梁”的地区，尽管横穿中亚的路途极其漫长和艰辛，但更多的不利因素却来自邻近草原民族的好战态度和仇视对外交往的影响。特别是从蒙古入侵的匈奴人(即欧洲匈人的祖先)，他们阻碍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任何正常往来。自公元前3世纪末修建长城以来，匈奴人的进犯才逐渐停息，中国封建王朝终于能够缓慢地休养生息了。很快，国内在商品贸易和交通往来等领域也显示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一前87年)，他是汉初统治者之一，或许也是汉室最成功的皇帝。在同一时期，类似有利的局面也见于距离中国最近的几个高度文明的西方国家里，它们位于药杀水(今锡尔河)上游平原和乌水(今阿姆河)平原以及安息国(即帕提亚帝国)以西地区，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开始，在这些国家里希腊的重商主义便已蔚然成风。
西汉使者张骞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先是在公元前126年把西域存在人口较多且善于经商的民族的消息带给了同胞，继而开辟了通往塔里木盆地并由此继续通向众多帕米尔山口的道路，打通了中国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在他去世(公元前114年)后不久，第一支商队便踏上了通往西域地区的漫漫征途。此后中国与西域诸国商贸往来发展之迅猛令人难以置信。每年最多会有12支商队离开中国本土西行，每支商队由大约100个人以及数量众多的驮畜组成。西汉与受汉朝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绿洲居民，以及生活在伊塞克湖湖畔、乌浒水和药杀水流域的西域各族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此变得非常活跃。大宛(今费尔干纳)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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