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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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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多种思想碰撞，形成绚烂多姿的面貌，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在大众层面，都受到了学人的极大关注。但正因其思想的驳杂，种种曲解与误会也极多，本书以问题为导向，细致辨析了“晚明”之为“晚明”的多重路径及其理路，对于廓清及深化认识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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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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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反思性视角，以“辩证旧说”与“重建范式”为旨趣，从“时段”与“事件”的双重维度重新界定“晚明”，对晚明诗学的现代阐释进行了系统考察，深入剖析了晚明诗学如何在现代学术话语中被塑造和重构。在书中，作者提出“情”与“法”作为晚明诗学的核心论题，主张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重新评估其理论价值，以期突破既有研究的窠臼，拨开长期以来笼罩在晚明诗学研究上的理论迷雾，贴近晚明诗学的内在逻辑，回归文学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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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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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近现代文化转型与写作教育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已出版《明末学风与诗学》等专著2部，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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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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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多样与片面:时代变迁影响下的“晚明诗学”阐释
第一节 “晚明”的出场
第二节 周作人与晚明诗学研究范式的建构
第二章 预设与实证:“早期启蒙”学说的影响及反思
第一节 “中国早期启蒙”说与“中国近代启蒙”说
第二节 “早期启蒙”说与晚明诗学研究
第三章 框架与格套：经济视野与晚明诗学研究平议
第一节 走向经济活动内部
第二节 商人地位辨
第三节 市民及市民文学辨
第四章 策略与定论:“追溯晚明”现象的系统考察
第一节 “追溯晚明”活动的复杂性
第二节 “追溯晚明”活动的明显缺失
第三节 “追溯晚明”活动的学理检讨
第四节 “以今衡古”与“古今对话”
五章 祛魅与重建:晚明诗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审视
第一节 “复古—革新”范式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复古—革新”范式的历史溯源
第三节 “复古—革新”范式的先天缺失
第四节 “复古—革新”范式的潜在幽灵
第五节 “复古—革新”范式的扬弃与超越
第六章 文学与思想:晚明诗学理论价值重估(上)
第一节 “自然人性论”辩证
第二节 情感论考察视野之明确
第三节 “性灵”说新诠
第七章 文学与思想:晚明诗学理论价值重估(下)
第一节 “过程史”的意义
第二节 “第一义”学说与晚明诗学
第三节 元明诗学传统观照下的师古师心论争
结 语
附 录 “会通”与“贯通”视野下的《书画跋跋》——兼及对晚明文艺思潮研究的一点思考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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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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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回眸古人的世界，与“古代”建立对话关系，作为“现代”的他者参照，此即我们所理解的古典研究的精神实质。人文研究要注入新的生命，不能指望通过重振旧人文传统来完成，而是要更广泛地运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把经典作品作为古代与现代世界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上的环节，以更加广阔、有机的方式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方法是外在的，贯通古今的人文精神才是问题的核心。基于以上理念，学界同仁共建“古典与人文”书系，从2022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分辑推出。丛书分为“西方古典丛稿”“中国古典丛稿”“现代中国丛稿”“现代西方丛稿”四大部类，诚邀同道学人共襄胜业，携手作育一方清净园地。
崇奉并遵循早期启蒙范式系晚明诗学研究中的常态，但除了“个性”“启蒙”等高频词汇外，学人多半语焉不详。以早期启蒙为指导的意识固然明确，必要的概念厘定与辨析似乎仍然缺位，以致这一“常识”或“前提”的根基实在算不得牢固。首要的，我们似乎应当有一关于“启蒙诗学”与“诗学启蒙”的区分。就前者来说，明清之际已经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早期启蒙思潮，时人在其引领下自觉按照相关理念来进行创作。就后者来说，诸多领域显现特别因子，预兆一种新的风尚即将成熟，但此时还不曾汇聚成洪流；文艺创作亦然，其中表露出的旨趣契合早期启蒙思潮的主题，配合了这一思潮的推广及兴盛。如果说前者是主动自觉，后者则少了些明确的意识和积极的响应，只能算是一种暗合。如此划分似有刻意之嫌，其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让人生疑，因为这两种情形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非泾渭分明，过于明确而单纯的立场并不可靠。此举看似无谓，但揭示出的迥异思维方式确然存在，且相关学人高蹈激昂的论调清晰呈现出一种较为鲜明的单一倾向，与“启蒙诗学”的内涵趋同。譬如有人称，“16世纪……由于启蒙运动思潮的兴起，重新确认人的价值观，从而否定过去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封建传统观念，要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在此潮流裹挟下，文艺领域自然会有积极反应。就流派论，“从晚明来说……如果没有十六、七世纪的启蒙狂飙的喷薄，从而在社会风气上成为思潮，在文艺上成为流派，在文化嬗变上成为群体化的个体意识，公安与竟陵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就个人说，“由于启蒙思想对袁宏道的影响，所以不主故常、爱奇尚异、穷新极变的意识，在他的审美观中也居于主导地位”，甚至于“嘉靖万历之后的明小品代表作家，几乎都是在李贽人道主义启蒙学说影响下展示才华的”。
一应论调可谓言之凿凿，但可能的质疑并不缺乏。譬如说启蒙诗学的相关表述多半呈现为“因某思潮必然出现某现象”“某现象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思潮”等论断，不免简单而空洞。此种“无能”实则出于“无奈”，无论主动抑或暗合，个中关联都难以明白确证。我们似乎从其时的文艺现象中找寻出了与早期启蒙思潮相匹配的元素，但这种“匹配”有赖于我们的界定与阐释，至于由一点而扩充至其他，揭示普遍倾向与规律，更有赖积极建构。譬如说，吴调公认为公安、竟陵系浸染启蒙思潮而形成，并有具体研析，称“从晚明文学的创作方法看，浪漫主义的独树一帜，是体现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特色……语言风格的生动活泼和格律的解放，是体现文艺启蒙思潮的又一特色”，一连两个“体现”，可见文学现象与思想观念的结缘，系两相对照、比较后求同的结果。据此，晚明诗学与早期启蒙思潮关联之确立，或者说晚明诗学早期启蒙性质之判定，系事后追认所得，是基于某种理论的历史追溯，所谓“本然”更多出自“应然”。李健章在总结其研究方法时称，“留心公安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趋向，进而根据这些新的特点和趋向，探索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与当时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哲学思想方面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联系起来”，应该具有相当多的共通性。此举旨在重新审视传统，发掘其“现代价值”，但我们往往得有一个“先入之见”作为指引，进而去“搜索”合适内容，否则，为传统换上“新装”便将是难事。胡适昔日明确宣称，“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没有这类颠覆之举，无法开出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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