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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销量突破40万册，并已翻译为英文、德文、韩文等9种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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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并不声称不幸是美妙的。我们只是想知道，当考验来临时，是否只能束手，又靠什么来抗争？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为何同样遭遇挫折，有人一蹶不振，有人却能活出新生？
答案就是“心理复原”。
“心理复原力”从何而来、如何作用？作者超越苦难者身上所展现的内在特质，重新论述“创伤”对人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叙事智慧”重述自己的故事、创造意义，把过去的痛苦改写为“美妙的不幸”，逐渐锻炼出心理复原的能力。因为开始了叙述，所有的苦难都变得可以承受。分享苦难的经历，相当于请求亲友成为支持我们奋战下去的力量。
身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作者深知社会环境对于创伤修复的影响，继而将关切的对象转往社会整体的心理复原。一个社会若懂得倾听受创者的心灵故事，他们修复自我的过程就会比较容易；但若社会环境限制他们的感受，则会让伤口恶化，受伤的心灵将被迫屈服于命运，终生陷溺在不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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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鲍里斯?西吕尔尼克（Boris Cyrulnik)
1937年出生于波尔多，法国著名心理医生、人类和动物行为学家、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现任法国土伦大学教授。他著有多部畅销作品，被誉为“疗愈了法国”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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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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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我们以什么角度赞叹那些战胜苦难的儿童
当受伤儿童成为小说主题和科研对象
创伤的不均衡让我们相信历史不是宿命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已对不容置疑的损害做了充分说明。现在该去探究修复过程了
成功的防御只要几个逆喻作代价
受害者的解脱从不为行凶者开脱
第一章 意外之处见希望
令小孩印象深刻进而留在其记忆里的东西，在虚构过去的大人看来毫无意义可言
就像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只要母亲保持镇定孩子就有安全感一样，在“人体炸弹”事件中，受劫持儿童也被老师的游戏转移了注意力
五岁的小米歇尔之所以将自己被逮捕看作一件高兴的事，是因为在被关进德朗西集中营之前，他遭受了一段时间的情感隔离。而直至今日，深爱着自己母亲的雷娜特每晚都会回想起解放初被枪决的母亲的遗体
现实有多恐怖，梦境就有多鼓舞。无论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超人都是诗人
游历不代表游荡。清楚自己的来历不妨碍幻想自己的出身。不了解自己的过去，那就随意虚构一个
孤儿的记忆中，父母永远年轻。他们被迫独立，是自由的苦役犯，总是因在现实的荒漠中找到微不足道的宝藏而感到欣喜
流亡也是一所孤儿院。收容文化支持伤者时，别离之伤亦能愈合。对孩子来说，学校和工作成了修补父母所受之伤的幸福地
幸存者是英雄，却因“杀死”死亡而感到负疚
因耻于幸福而几近荒唐的时候，有复原力的儿童会向弱者伸出援手
当受人钦佩之复原力受阻于同样受人钦佩之团结。当亲人的死解放了自己的创造力，谁敢承认
极度创伤导致的迟钝往往没有潜伏性伤害留下的痕迹多。神话的冷暴力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比狂热的恨要大
要想转化恐惧，须要创建情绪得以宣泄的场所。重新社会化如果做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反而会突出伤口。而实际上，只要将伤害画出来、表现出来、讲成故事或变成积极的诉求，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伤口的转化
一名有魅力的园丁、一位启蒙大姐姐或一个政党都能改变痛苦的含义
不识虐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河中。在暴力被看作正常的教育方式的时代，虐待不会被思考
技术发明在夫妻关系的确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社会言论确立了儿童成长所遵循的规则
虐待：一个新概念
如何最有效地与有复原力的儿童擦肩而过
初见摆脱困境的人
直接观察的陷阱：结果美好不代表过程不痛苦
对那些称“障碍发生越早，影响越久”的人，我们的回应是：障碍发生越早，产生影响也越早；如果家庭和社会环境一直把障碍的故事挂在嘴边的话，影响也可能持久
情感上的脆弱可以转变成深情的力量，只要肯付出代价
职业选择和伴侣选择是最容易引起神经症的两个选择，但也是赋予我们人生主题的两个选择。然而每一场遇见都是一次转弯，是内心历史和社会言论进行谈判的敏感期
他人的目光具有塑造力
第二章 黑日之下无忧伤
“能讲出来的悲伤都不叫悲伤”
佐拉、希区柯克和弗洛伊德指出了文体准则
直接创伤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但它们是可逆的，而回忆讲述的都是周遭的故事
“讲述欲”让人不用“我”就能写出自传
当个人故事成为爱的宣言，听者或为之欣喜，或为之尴尬
就像有创伤后综合征或顺从于极权社会宣传的人一样，滥用记忆会将我们囚禁于过去
当记忆僵化了未来，当熟知过去的背后是极权纲领，证词便不再可能
要想获得种族主义者的幸福感，应避免换位思考，让自己服从于名叫“集体记忆”的神话故事
被他人情绪植入我们头脑中的个人记忆可被用来编社会剧
对美的需求太过迫切，证词因破除神话而破坏团结
社会故事的一致性十分重要，所有救助机构，即便是那些最慷慨、最必要的救助机构都会让那些证词令人难以置信的受害者们保持缄默
虚假回忆乐园
要是没有过去创伤的记忆，我们既不会幸福也不会不幸，因为我们会被当下彻底支配
蝴蝶效应加上叙事身份，让我们不得不讲故事
秘密是一种内心提纲，有着强大的情感力量。思想通过物理上的准—话语来传递
当秘密被掩饰，它还是会留下障碍让关系变坏。而当秘密被揭示，它要求的改变却叫人难以承受
当幽灵开战，还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它们的孩子会更加受创伤意象之苦
分享自己的不幸，无异于叫身边人替自己战斗
揭露秘密的效果取决于听的人，也取决于有秘密的人自己对倾吐的感受
伤者若想不自外于己，身边人要先让他的自我强化成为可能
我们弄错了病人。要想让伤者减轻痛苦，首先要治疗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的文化
创造力也许是痛苦的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痛苦是一切创造之母
像疯子一样梦想，以便填补缺失。不梦想，毋宁死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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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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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绝非如您所想的那样：本书并不声称不幸是美妙的。我们只是想知道，当考验来临时，是否只能束手，又靠什么来抗争？
我们以什么角度赞叹那些战胜苦难的儿童
每当我们见到那些童年经受了巨大考验却依然顺利长大的人时，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种惊叹由来已久，其常规的表述方法揭示了此类问题在被研究以前人们对它们的解读方式。我们之所以“赞叹”是因为他们“战胜”了巨大的“不幸”。“美妙”与“不幸”一早便被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胜利感，那要等受伤儿童在书写了若干人生篇章，回首过去发现自己战胜了不幸之后，才会被观察者发现。
要等到许久以后，我们到了理解事物的含义的年纪，才能给童年所受的打击赋予胜利的意义。然而在遭受打击的那一刻，痛苦和希望两种感觉已经混在一起。受伤之时，沮丧的儿童会想：“总有一天我会摆脱这一切……总有一天我会算这笔账……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看看……”与梦想之快乐混合在一起，现实之痛苦才更容易承受。或许正是苦痛激发了想象的需要？“道路越泥泞，精神的拂晓就越值得渴望，对理想的需要也越固执。”
没有绝对的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幸福。而时过境迁以后，一旦我们能把所受之不幸讲成故事，赋予所受苦痛以含义，我们就能明白自己是如何将不幸转化为美好的，因为一切受伤之人都不得不进行转变。正如卡特琳?昂若莱所解释的那样：“我学会了将不幸转化为考验，不幸使人低头，考验让人昂首。”
因此，我们将用两个词来组织我们对那些走出困境、长大成人并回首过往伤痕的人的观察和理解。这两个训练我们眼力的奇怪词汇是：“韧性”（résilience）和“逆喻”（oxymoron）。
“韧性”一词首先出现于物理学，指的是物体抗撞击的能力。彼时这个概念过度强调物质的重要性。进入社会科学后，它指的是“尽管压力或逆境通常最可能导致负面的结局，但还是能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积极地生活、成长并获得成功的能力”（即“复原力”）。
命运的打击之下何以为人？自从人们试图发现童年这块被遗忘的大陆起，这个带有钦佩之情的疑问就存在了。在《苦儿流浪记》中，可爱的雷米就清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是捡来的孩子，但是我相信我和其他小孩一样，也是有母亲的……”故事结尾，在经历了街头童年、辛苦卖艺、殴打、偷窃和疾病之后，雷米在伦敦获得了过上为社会所接受的生活的权利，并以那首那不勒斯歌曲作为生命的终曲，其中提到了“温暖的话语”和“爱的权利”。他的书写原则同在自己贫苦和受剥削的童年里汲取痛苦与胜利主题的查尔斯?狄更斯的完全一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让发生在人民底层的事像发生在上层的事一样起到教育的作用。那里有人性最好和最坏的微妙差别，有丑恶的方面，也不乏最美好的方面。”而当我们阅读托尔斯泰的《青年》时，也会不断地想起阿拉贡的诗句：“人就是这样活着的吗？”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其讲述的人生进程也再典型不过：第一部《童年》（1913—1914年），主人公尝尽了流离的凄凉；第二部《在人间》（1915—1916年），主人公开始了自我修补；第三部《我的大学》（1923年），主人公拨云见日，摆脱困境。这些大众小说表现的都是同一种观念：我们的痛苦不会白受，胜利总还是有可能的。
这一主题不断被重新书写，有如绝望之人的基本需求和唯一希望：“如果你看着毕生心血毁于一旦，仍能默然不语俯身重建/如果你严厉而从不盛怒/如果你勇敢而从不冒失/如果你面对成功和失败都能宠辱不惊/你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鲁德亚德?吉卜林）
“胡萝卜须”这个受虐待的儿童，在书的结尾重获希望；艾维尔?巴赞在父亲终于让福尔科什闭上嘴巴后得到了平静；泰山这个生活在野蛮丛林里的脆弱小孩最终成了受可怕猛兽爱戴的首领；佐罗和超人只是小公务员，但都打败了坏人，恢复了正义；弗朗索瓦?特吕弗和让吕克?拉艾所讲述的，也都是他们动荡童年的真实小说。在《欢喜城》中，多米尼克?拉皮埃尔更是刻画了所有致力于照顾无家儿童的人都具备的苦中作乐的惊人能力。
当受伤儿童成为小说主题和科研对象
事实上，这些社会童话代表的是工业文明下大众小说的诞生。它们在受折磨的人们心中植入希望，其口号永远是：“不必可怜我们，笑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比绝望更加强大。”
二十世纪，专家们纷纷围到婴儿床旁边，儿童也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专业不同，看待儿童的角度也不同。儿童医生视儿童为生物，心理学家视儿童为符号，两者完全不同；心理学家不了解社会救助机构里的儿童，还惊讶于历史学家笔下儿童深刻的相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儿童观察迎来了真正的革命。安娜?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一些在刚被她收容进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时创伤非常严重的儿童，后来似乎长成了充分发展的成年人。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也肯定了这一点：“有些人因命运或童年时发生的事故，身边缺少了母亲甚至是双亲，然而他们的成长依然可以是健康的。尽管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他们的成长与拥有完整家庭结构的儿童一样稳固［…］。”
1990年代以来，复原问题转向为对保护因素的研究：面对生存打击时，儿童会设置内在的防御手段，如分裂，即自我分成为社会所接受的一部分和更隐蔽、表达起来既转弯抹角又出其不意的一部分。例如，分裂的人会说：“你们说得对，可毕竟……”否认可以让人不去直面危险的现实或将痛苦的伤口平凡化：“不是的，截瘫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实可悲的时候，幻想就无比美好，它让人放弃过于复杂的关系，去想象美丽的安全岛：“我焦急地等待夜晚来临，好与我的梦独处。”理智化有利于避开牵扯我们自身的冲突：“别紧张，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那些侵害者，他们……”抽象化迫使我们去找到一般法则，以便掌控或躲避对手，而缺少危险的情况则容易让我们智力迟钝。
最后，幽默一笔便能将一个处境转化，将沉重的悲剧转变成轻盈的欣快：“我亲身感受过，在幽默的周围，有死亡、有谦逊、有孤独、有无法承受且紧张的温柔、有对表象的拒绝、有对秘密的保守、有无限距离之感，也有对不公发出的呐喊。”以幽默、无法承受之温柔和致命秘密之名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弗朗索瓦?比耶杜并不知道，它完全可以用来形容罗伯托?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1998）。这部电影并非在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玩笑。正相反，它是要表现幽默的保护功能，还有它的代价：第一幕，在欢快的氛围中，侵害者滑稽而不自知，因此幽默还伴随着快乐；第二幕，幸好受害者有幽默感，让他们能忍受不可忍之事；第三幕，幸存者笑到了最后。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真是笑死人了”告诉我们，防御机制是具有双重性的：既对我们有保护作用，又要我们付出代价。
乔治?佩雷克在给我们讲“宠物的自我变质（动物精神病档案， 1958年， 66： 3538）”或是他有关“西蓝花冻干中存在的大麻酚（司法警察季刊，1979， 158： 9751007）”的研究时，也让我们忍俊不禁。事实上，他的幽默嘲讽了政府部门中激进主义者们的冷暴力。这些人杀人只是因为要服从规定，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有情绪波动，就像《W或童年回忆》中一本正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管理委员会处死比赛失利的运动员一样，都是因为规定。正如被称为“最受人喜爱的伙伴”的门格勒医生的助手汉斯?蒙希所说：“我们很快就可以适应在有几十万人被毒气毒死的地方平静地生活，我没有因此有过心理负担。”
独裁者强迫人民有幸福感，却不希望他们有幽默感，因为幽默代表他们在对抗痛苦：“十月剧团因将雅克?普雷维尔的第一部戏剧 《丰特努瓦战役》搬上舞台而获奖，斯大林对此极为恼怒，因为像苏联人民一样的幸福人民就不需要幽默。”伤痛太强的时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它，所以我们感觉痛苦。然而我们一旦能与之拉开点距离，以戏剧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不幸就变得可以承受，或者说对不幸的记忆就被转化成了笑或者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在战后获得了那么热烈的欢迎，而直接证词却没有被人听进去。这些直接证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们既不让人笑也不让人哭，里面只有让人厌恶或无法理解的事。文化拒绝它无法升华的东西：“而如果我能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我就能改变我对自己的感觉。”这种防御机制有如走钢丝绳，因为如果我能让你因我的不幸而发笑，我就向自己证明了，我又能主宰自己的过去了，证明我也没那么像个受害者了。这种“撇开真实性要求不管”的做法，有利于心理受伤之人掌控对自己不幸经历的意象，掌控其叙事身份：“我不再是那个遭受了酷刑的人……我变成了那个有能力将苦难记忆转化成为人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人。”
凡是相关实践人员都对复原不陌生，但复原却没有被研究，这尤其说明，我们的文化依旧认为幸存者是可疑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其他人一起死掉，是因为他们与凶手有勾结。只有受害者才是无辜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推论认为事情非黑即白，不考虑我们内心世界的双重性，即我们有可能恨我们喜欢的人，也有可能想在我们最大的敌人那里找到一点人性。
当下备受推崇的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鲍比，在生命的尽头还希望对复原的研究能够开展起来。他说，心理学建立在一个暗含的先验观念之上，即“生活越艰难，我们越有可能抑郁”，这其实完全不好说。只能说生活越艰难，我们就越有可能觉得它艰难。痛苦与悲伤并不是抑郁的症状。
而且，我们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在不停地老去。同一个事件不会有相同的后果，因为在它发生的一刹那，我们就已经改变了。六个月就失去母亲有如掉入深渊，如果没有替代者来占据她的位置，儿童就会一直处于感官真空的状态。这种风险是致命的。六岁失去母亲，儿童成了没有母亲的人，成了“缺陷儿童”。这种风险是心理情感上的，会导致身份障碍。六十岁失去母亲，人只是会意识到这种考验迟早要来，这种风险就是形而上的了。
创伤总是不均衡的，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心理构造之上。
创伤的不均衡让我们相信历史不是宿命
我们的历史不是宿命。
已写下的不会永远写在那里，今日是者明日即非，因为人的决定因素都是短期的。我们的痛苦让我们不得不变身，我们也总是希望改变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幼年的缺失只造成暂时的脆弱，会因我们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得到恢复或加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就是一种自然过程，我们任意时刻的存在状态都必然同该过程的生态、情感和语言环境编织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环境的失灵都会导致整体的坍塌，而只要有一个支点，建构就会重新开始。
当然，在创伤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伤口。只有在许久以后，当终于复原了的成年人承认儿时受过打击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到复原力。但是我们沉浸在回溯的幻想之中，只谈论表象，即社会修复，而关于这个无论如何还是“成功”了的成年人，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无疑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外部看来，复原之常见证明我们可以摆脱困境；从内部看来，揭示了受伤之人的内心分裂，即让天堂与地狱并存，让幸福悬于一线的逆喻，正是我们的结构。
为了阐明这种编织的奥秘，一代代盎格鲁撒克逊学者重复着乐观主义信条：“我有，我是，我能。”他们到当地与心理受伤的儿童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发展。在夏威夷附近的考艾岛上，有两百名因父母和社会的原因而处境堪忧的儿童得到了定期的跟踪观察。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一百三十名在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发展糟糕，这说明了环境因素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没有人关心剩下七十名幼年经历了考验，却快乐成长，成为社会有为人士的儿童。
有十一名儿童由美国社会救助机构指定，被跟踪观察了五十年，通过定期的约谈了解他们的身体、心理情感、智力和社会状况。观察初期，他们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损伤。到了青少年期，他们在情感和社会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的风险因素，但是人们看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组织起了一定的复原因素，其中一些人表现得独立、善于交际、充满创造力、具备幽默。尽管经历了可怕的童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仍非常关心伦理问题，这有力地证明了不幸不一定会代代相传。接近四十五岁的时候，十一名儿童中的八名成了充分发展的成年人。另外三名儿童的发展不顺利，不是因为他们童年受到的侵害最严重，而是因为他们过于孤立、所获得的支持最少。
十几二十年间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实践人员们的感觉，在他们遇到过的案例中，总有一些故事让人看到，摆脱困境是可能的，只要在儿童身边安排几个成长辅导员，他们的未来就没那么黑暗。
有六十多名被安置进收容家庭的儿童被定期跟踪观察到二十五岁。他们当中一多半发展十分正常，身体健康、热爱工作、婚姻幸福，子女也健康成长。有12%的人日子还过得去，还有32%的人有身体、心理情感或社会问题。这一小部分人的成长情况比照参考人群来说不算差，因为后者也有23%的孩子承受着身体、心理或社会问题。童年受到过打击，生活一定会更艰难，但这远非目前我们的社会言论所
为止，研人员已对不容置疑的损害做了充分说明。现在该去探究修复过程了
对我们的课题来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所有走出困境的人都很早就将梦想与理智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套“生存理论”。几乎所有具备复原力的儿童都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这个问题促使他们去做理智化的工作；“怎样才能苦中也有乐？”这个问题让他们心怀梦想。复原的这种内在决定要素如果能遇到外在的援手，这些儿童的发展就不会是不利的。
成人后最为痛苦的人群，是那些父母有精神疾病或者有虐待子女问题的，以及没能找到情感替代者的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早地认为被成年人伤害的责任在于他们自身。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可能摆脱困境，但这证实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东西没能编织起来。
重蹈覆辙不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认为这些孩子命该如此，进而弃他们于悲惨命运而不顾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走上一代人的老路。我们的文化因这样做而让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但为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提供论据的数据本身，就源于三个重大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专业人员只收集将虐待延续下去的人的信息，忽略了其他人，因为有复原力的人身处社会救助体系之外，靠自己的力量应付伤口。这种专业偏颇绝非刻意，因为实践人员们只有在工作环境外才会遇见那些摆脱困境的人；而在工作环境之外，人们一般又不会谈论这些事情。
第二个错误在于，反之并不亦然。虽说虐待子女的父母往往自己童年时也受过虐待，但受虐待的儿童成为人父人母后却并不一定会虐待自己的孩子。
这些研究获得的数字不一致，并不代表研究本身不严密。相反，这正证明了童年伤害的发展非常受环境的不同组织方式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年的被遗弃儿童已为人父母，他们的社会文化发展如果不好，就经常会延续遗弃行为，像当年自己被送进收容机构一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收容机构。社会文化处境非常不好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历史就会让他们产生抛弃孩子的念头。但是自1980年代以后，送孩子进收容机构这种行为就几乎不再延续了，因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组织向这些人提供了更加良好的环境。
第三个错误在于，过度地分裂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以至于让我们相信个体可以不受其环境的影响。而事实上，一个事件之所以能渗透一个人的私人记忆，那是因为它曾被周围人的情绪反应或者被文化对它的重视渲染过。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同一行为有可能具有截然相反的含义：在社会化的人那里，贩毒被视为犯罪；而对于受到过社会羞辱的人来说，这种行为体现的正是自救、修补或复原。在那些社会不幸与文化贫瘠横行的街区，儿童受到羞辱如同家常便饭。在学校，他们是坏学生，因为他们的家庭往往不在乎子女教育，或者因为他们晚上要打工赚点钱。在由暴力统治的街上，他们因为弱小，不是挨打就是被恐吓。社会也不接纳他们，让他们沦为失业者，强调他们一而再的失败。直到有一天，一个贩毒头目告诉他们，只需一晚，就能赚到足以找回尊严的钱。一夜之间，他们不仅赚到了钱给家里人，甚至还能反过来支配曾打过他们的人。在社会和文化经历中备受束缚的他们，靠犯罪成了有复原力的人。他们通过弥补家庭来修补自我，通过变成罪犯来重获尊严。在波哥大或圣保罗街头的小孩中间，这是经典的自救情节。拒绝犯罪的小男孩毫无疑问会被淘汰掉。在这样的环境中，有犯罪天赋的人才有价值，才能走出困境，不仅可以买下面积巨大的产业，雇佣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还能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在这些有复原力的小孩那里，社会虐待绝不会延续，因为他们的孩子绝不会吸毒，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个罪犯父亲更属于一种社会幸运。
实际上，复原是靠千万种决定因素编织起来的。这些因素值得研究，因为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更容易获得，也更有效。自我感觉的编织似乎是复原能力的关键因素。然而，感觉这种在身体上体验到的情绪的根源是社会意象：骂一个孩子是“杂种”和把他视为“少爷”，所引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儿童感受到的、用行为表达出的情绪，是由社会言论植入他心灵中的。
以色列目前有二十万大屠杀幸存者，年纪都在六十五岁上下，其中28%的人是集中营幸存者，58% 的人当时被人藏了起来，近10%的人很小就参加了抵抗武装。人们发现，除了那些拿起武器的孩子，其他所有人战后都有过几年的抑郁期。
这一数据很难解读。这10%的儿童更坚强，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最有复原力的吗？是让抵抗运动者团结一心的归属感使他们免于抑郁的吗？还是他们的叙事身份，即战后几年间在内心中讲给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感觉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更像英雄：“我是那个十岁就敢反抗德国佬的人”？复原力若是编织，应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有效的因素，在别的时刻就完全失效了，因为它引发的效果不一样了。人们发现，五岁就被关进集中营的那部分儿童，战后抑郁的情况最严重。这并不令人吃惊。但是取得了最卓越的社会和家庭成就的，也是这批人。与此同时，虽然从小参加抵抗运动的那部分儿童在战后没有抑郁的情况，但是这些小英雄在成年后均满足于让他们活得开心的中等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内心的从容。而被关进集中营的那些儿童要想战胜集中营的巨大苦痛，就必须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经历中取得成功。因此，战后的抑郁促使他们把一切都押在了家庭幸福和社会成功之上。换句话说，是抑郁让他们不得不追寻幸福！所以说复原的代价正是逆喻。
成功的防御只要几个逆喻作代价
逆喻是一种修辞格，特点是将两个矛盾的字眼连接在一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高乃依的“昏暗的光明”。当形容词“美妙的”用于形容“不幸”这个出人意料的对象时，这一修辞用以表达一种对照。它不是主体对使他产生冲动之人产生有爱有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时所表现出的双重性，即弗洛伊德有关“鼠人”所说的：“我们的爱慕者对同一个人的爱与恨在他心中猛烈斗争。”当奥赛罗想要通过杀死自己最爱的人来完全占有她的时候，或者当因爱而恼怒的婴儿在啃咬自己母亲的时候，这种双重感情在他们的嫉妒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双重性是冲动的特征，是对让我们产生渴望、产生依恋，甚至是产生禁锢我们所爱对象的动念的特征。而逆喻显示出的，是承受巨大打击的人通过分裂人格来适应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反差。承受打击的那部分人格感到痛苦并发生坏死，而被保护得更好的那个部分依然健康却十分隐蔽，这部分人格利用绝望的力量将一切还能给人一点幸福和生存下去的意义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因而在适应打击的时候，坏疽与美丽、厩肥与鲜花都能被联系在一起。当钱拉?德?奈瓦尔谈到“忧郁的黑太阳”的时候，他不是要对立两种感觉，而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就像抑郁症患者自称为死亡的恐怖之美着迷一样：“恐怖”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死亡欲望感到害怕，而“美”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再痛苦。逆喻中的每一个词都在强调另一个，它们的意义要由它们之间的反差来阐明。逆喻体现那种受过伤却依然坚强，痛苦却依然乐于希望的人格的特征。逆喻是一段创伤史的拱顶石，正如安德烈?乌盖托给我们解释的哥特建筑中的拱顶石一样：“哥特艺术中，反向的拱石碰到一起，支撑拱顶。”建筑物之所以立得住，全赖交叉穹隆，两股相反的力量是平衡所必需的。
一般而言，教育的目的是去除双重性。我们要爱自己身边的人，原谅他们的一切，正如同憎恨自己的敌人，远离他们也符合道德一样。这样的话，一切都清楚明白，被控制住的双重性也能让我们的互动准则表现得泾渭分明：或爱或恨，选了才能得自在。
在逆喻当中，两个部分都是必要的。况且它们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伤害源自历史，由外部事件施加进而渗透身体与记忆。如果说双重性指代的是连理之结的病理，那么逆喻描述的就是破镜重圆的病理。
当最善于用逆喻的波德莱尔写下“每过一秒，你的快乐就被吞掉一口［…］ 你甩给我的淤泥，都被我变成了金子”的时候，他完美地定义了“创伤”这个炼金炉，即令心理受过严重伤害的人发生转化所需的必要相遇。这些人无须选择支持或反对、命题或反命题。他们受了伤，命运如此！他们只能去适应，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在淤泥和痛苦之中依然得到幸福：“啊，正是淤泥中见伟大，耻辱中见崇高。”
“寒日之下”，“肌肉男”是脆弱的。在一个“冷酷残忍”的世界里，超人都是诗人。热内维尔瓦?安东尼奥兹戴高乐在提及自己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说：“有一个女的，我总是挨着她，她会念许多许多首诗。”她还说：“我的许多同伴都跟我一样，从集中营出来后变得更坚强、更有人味了。其他人则永远也不可能出来了［…］正当你要顶不住的时候，一只手把你扶了起来。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们可以做希望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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