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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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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探究西方哲学方法论和经济伦理的力作。作者重点关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和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代表了作者关注的两个重点研究领域。作者视角广阔、论证严谨，并且将关于“真”与“善”的讨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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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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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近四十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精选，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西方哲学方法论，主要关注英国经验论、英美分析哲学，涉及洛克、赖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讨论了洛克哲学和近代科学发展的关系、近代分析哲学语言转向等问题。第二部分是伦理学研究，首先从哲学角度讨论了经济学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指出二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激励市场参与者提高效率。此外，作者还细致分析了功利主义思想的脉络，并且更为一般地讨论了西方伦理学中关于正义、契约、诚信等观念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探究了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问题，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资本运营的伦理限制、财富分配的原则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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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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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退休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为上海市伦理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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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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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历年来所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的文集，它大致反映了我的学术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之后，我这个只接受了8年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初中学生和3年非正规英语教育的贵州大学工农兵学员，于1978年报考“文革”后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初试成绩名列前茅的情况下，却阴差阳错地被送入了河北大学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国内哲学界所说的“西方哲学史”，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欧洲哲学发展史，可简要地分为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两个部分。古代欧洲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其内容囊括了当时几乎全部的人类理性思辨知识，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界的思辨，包括各门自然哲学及其背后的所谓“形而上学”，探讨各门自然学科的原理以及适用于它们的普遍范畴；二是对人生的思辨，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探讨人生的意义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社会政治条件；三是辩证法与形式逻辑，[1]探讨达到普遍绝对真理的方法。近代欧洲哲学则始于对古代哲学权威发起挑战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逐渐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近代欧洲哲学的重点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试图揭示人类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为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它沿着两条路径向前发展，一方面，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真理的经验标准，最后发展为苏格兰学派基于有限理性和历史演化无法预测的怀疑论，另一方面，以笛卡尔等
人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唯理论以数学为基础，强调科学真理的理性基础，最后发展为基于绝对理性和历史发展必然可知的德国古典哲学。
由于长时期的思想封闭，当时国内的欧美哲学研究和教学可以说充斥着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极少涉及19世纪之后的欧美哲学，甚至其他时期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并不多见。可我在系统学习整个欧洲哲学史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有一种将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说的玄虚味道，显得晦涩难懂，而且为了追求绝对真理，将玄想当做事实，走不出西方古代哲学的独断论。我的天性不喜欢玄虚不实的纯概念思辨而偏好常识，因此选择了尊重常识、更具现代性的近代英国经验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重点研究了洛克的认识论。[2]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南开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时，国内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当时各种颇为新鲜的西方思潮的蜂拥而入，自己的研究兴趣不免为现代西方哲学所吸引。
国内哲学界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指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欧美哲学。过于简略一些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从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而来的现代英美哲学，
[1] 参阅本书第一编“辩证法涵义探源”。
[2] 参阅本书第一编有关洛克认识论的部分。
二是从近代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包
括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各个学派；前者偏重于语言逻辑分
析，主要探讨各门学科的基础概念；后者则偏重于诗性思辨，主要
探讨人生意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鉴于我之前偏好英国经验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自然会将重点放在现代英美哲学之上。
现代英美哲学是从近代英国经验论发展而来的，在我看来，它
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休谟的怀疑论结论；
[1]其二是基于现
代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之上的概念分析技术。两者相结合，就可得
出如下的基本精神：以追求终极真理为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不过是
一种误解了语言逻辑的理智迷惑，哲学研究不再能够作为凌驾于各
门科学之上的所谓“科学的科学”，旨在探讨包容一切却脱离现实的
终极真理，而必须与各门科学相结合，探讨各门科学的基础概念及
其关系。
[2]因此，现代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哲学分析，大致包含两个
部分。一是基于数理逻辑和语言意义理论之上的哲学分析方法，另
一就是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各门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哲学分析，
由此形成了以“科学”、“心灵”等基本概念为分析对象的“科学哲
学”、“心灵哲学”等各门分支学科。
就我自己的现代英美哲学研究来说，
1987年
11月至
1989年
3
月我有幸获得包玉刚奖学金去英国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使我对
英美分析哲学的概貌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
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非常薄弱，对各门科学哲学如物
理学哲学、心灵哲学等哲学分支的前沿问题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
[1] 休谟怀疑论的结论可总结为：所有的人类认识，只有经验科学与数学可分别通过经
验和逻辑来验证其真假，因此才有认识意义，此外一切思辨，包括形而上学和宗教，由于
其真假无法验证，便只有重要的情绪价值，虽然也很重要，却无认识意义；由于经验科学
的真理性来自不可靠的归纳推理，数学的真理性来自同义反复的演绎推理，因此世界上根
本不存在普遍必然的终极真理。
[2] 参阅本书第一编“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实质”。
3
面，虽然恶补了一些现代数理逻辑知识，但由于自己的数学基础也
很薄弱，无法掌握数理逻辑的最新进展，对现代西方逻辑哲学、数
学哲学问题，乃至对语言哲学的一些前沿问题也颇感吃力，因此主
要的精力便放在了基于语言意义理论的一般哲学分析方法论之上，
具体来说就是放在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方法论上面。[1]
1990年代初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觉，自己感兴趣的英
美语言哲学分析前沿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琐碎，其发展
令人失望。鉴于自己既无能力专攻各门自然科学哲学的前沿问题，
又对繁琐和琐碎的英美语言哲学分析不感兴趣，遂下决心改弦更张，
转而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经济哲学问题，主要是经济活动的伦理基
础问题。因此，自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学术研究便从英美语言
哲学分析方法论转移到了广义的经济伦理研究之上。
199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方
面恶补了各种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西
方伦理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演变，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公平
正义”和“总体效率”为基础概念的伦理框架，作为分析社会科学
之伦理基础的工具，并对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做出了初步的分析。
以各种经济活动的伦理基础作为对象的哲学分析，可广义地称
为“经济伦理研究”。不过，现在所谓的“经济伦理研究”并没有统
一的定义，而是一种针对各种经济活动的五花八门、包容万象的伦理
批判。鉴于上述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与经验科学的关系的理解，在我看
来，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往往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不懂得现代经
济伦理研究应当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各门社会科学
的基础部分，内含于这些社会科学之中，因而往往在并不真正理解各
[1] 参阅本书第一编有关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方法论文章。
4
前言
门社会科学的情况下，将所谓的伦理批判从外部强加于各种经济活
动，显得脱离现实；其二，缺少一个能够涵盖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伦
理分析框架，因而往往缺乏统一的伦理评价标准，显得杂乱无章。
因此，就广义的经济伦理研究而言，我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工
作。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西方伦理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演
变，构建了一个以“公平正义”和“总体效率”为基础概念的伦理
分析框架，作为经济伦理研究的工具。
[1]其次，将这一分析工具用
来分析管理学的伦理基础，并对具体的经济管理活动作出伦理评价，
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可称为“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2]其三，
将这一分析工具用来分析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对一般的经济活动
作出伦理评价，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则可称为狭义的“经济伦理”
（Economic Ethics）。[3]
以上便是对我这一生学术经历的简要概括，总结起来说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从事英美哲学研究，时间是从
1970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后期从事经济伦理研究，时间是从
1990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本书所选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这两个时期的
学术研究。这些文章在时间上横跨了
30余年，有些东西现在看来不
免有些幼稚，如果可以说它们还没有完全过时，还能对读者有所启
发，笔者就足以感到欣慰了。
徐大建
2025年
2月于上海财经大学
[1] 参阅本书第二编和第三编。
[2] 参阅本书第四编；系统的研究可参阅：徐大建，《企业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 参阅本书第五编；系统的研究可参阅：徐大建，《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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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我历年来所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的文集，它大致反映了我的学术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之后，我这个只接受了8年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初中学生和3年非正规英语教育的贵州大学工农兵学员，于1978年报考“文革”后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初试成绩名列前茅的情况下，却阴差阳错地被送入了河北大学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国内哲学界所说的“西方哲学史”，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欧洲哲学发展史，可简要地分为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两个部分。古代欧洲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其内容囊括了当时几乎全部的人类理性思辨知识，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界的思辨，包括各门自然哲学及其背后的所谓“形而上学”，探讨各门自然学科的原理以及适用于它们的普遍范畴；二是对人生的思辨，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探讨人生的意义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社会政治条件；三是辩证法与形式逻辑，[1]探讨达到普遍绝对真理的方法。近代欧洲哲学则始于对古代哲学权威发起挑战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逐渐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近代欧洲哲学的重点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试图揭示人类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为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它沿着两条路径向前发展，一方面，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真理的经验标准，最后发展为苏格兰学派基于有限理性和历史演化无法预测的怀疑论，另一方面，以笛卡尔等
人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唯理论以数学为基础，强调科学真理的理性基础，最后发展为基于绝对理性和历史发展必然可知的德国古典哲学。
由于长时期的思想封闭，当时国内的欧美哲学研究和教学可以说充斥着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极少涉及19世纪之后的欧美哲学，甚至其他时期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并不多见。可我在系统学习整个欧洲哲学史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有一种将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说的玄虚味道，显得晦涩难懂，而且为了追求绝对真理，将玄想当做事实，走不出西方古代哲学的独断论。我的天性不喜欢玄虚不实的纯概念思辨而偏好常识，因此选择了尊重常识、更具现代性的近代英国经验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重点研究了洛克的认识论。[2]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南开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时，国内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当时各种颇为新鲜的西方思潮的蜂拥而入，自己的研究兴趣不免为现代西方哲学所吸引。
国内哲学界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指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欧美哲学。过于简略一些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从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而来的现代英美哲学，
[1] 参阅本书第一编“辩证法涵义探源”。
[2] 参阅本书第一编有关洛克认识论的部分。
二是从近代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包
括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各个学派；前者偏重于语言逻辑分
析，主要探讨各门学科的基础概念；后者则偏重于诗性思辨，主要
探讨人生意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鉴于我之前偏好英国经验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自然会将重点放在现代英美哲学之上。
现代英美哲学是从近代英国经验论发展而来的，在我看来，它
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休谟的怀疑论结论；
[1]其二是基于现
代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之上的概念分析技术。两者相结合，就可得
出如下的基本精神：以追求终极真理为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不过是
一种误解了语言逻辑的理智迷惑，哲学研究不再能够作为凌驾于各
门科学之上的所谓“科学的科学”，旨在探讨包容一切却脱离现实的
终极真理，而必须与各门科学相结合，探讨各门科学的基础概念及
其关系。
[2]因此，现代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哲学分析，大致包含两个
部分。一是基于数理逻辑和语言意义理论之上的哲学分析方法，另
一就是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各门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哲学分析，
由此形成了以“科学”、“心灵”等基本概念为分析对象的“科学哲
学”、“心灵哲学”等各门分支学科。
就我自己的现代英美哲学研究来说，
1987年
11月至
1989年
3
月我有幸获得包玉刚奖学金去英国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使我对
英美分析哲学的概貌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
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非常薄弱，对各门科学哲学如物
理学哲学、心灵哲学等哲学分支的前沿问题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
[1] 休谟怀疑论的结论可总结为：所有的人类认识，只有经验科学与数学可分别通过经
验和逻辑来验证其真假，因此才有认识意义，此外一切思辨，包括形而上学和宗教，由于
其真假无法验证，便只有重要的情绪价值，虽然也很重要，却无认识意义；由于经验科学
的真理性来自不可靠的归纳推理，数学的真理性来自同义反复的演绎推理，因此世界上根
本不存在普遍必然的终极真理。
[2] 参阅本书第一编“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实质”。
3
面，虽然恶补了一些现代数理逻辑知识，但由于自己的数学基础也
很薄弱，无法掌握数理逻辑的最新进展，对现代西方逻辑哲学、数
学哲学问题，乃至对语言哲学的一些前沿问题也颇感吃力，因此主
要的精力便放在了基于语言意义理论的一般哲学分析方法论之上，
具体来说就是放在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方法论上面。[1]
1990年代初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觉，自己感兴趣的英
美语言哲学分析前沿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琐碎，其发展
令人失望。鉴于自己既无能力专攻各门自然科学哲学的前沿问题，
又对繁琐和琐碎的英美语言哲学分析不感兴趣，遂下决心改弦更张，
转而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经济哲学问题，主要是经济活动的伦理基
础问题。因此，自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学术研究便从英美语言
哲学分析方法论转移到了广义的经济伦理研究之上。
199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方
面恶补了各种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西
方伦理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演变，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公平
正义”和“总体效率”为基础概念的伦理框架，作为分析社会科学
之伦理基础的工具，并对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做出了初步的分析。
以各种经济活动的伦理基础作为对象的哲学分析，可广义地称
为“经济伦理研究”。不过，现在所谓的“经济伦理研究”并没有统
一的定义，而是一种针对各种经济活动的五花八门、包容万象的伦理
批判。鉴于上述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与经验科学的关系的理解，在我看
来，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往往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不懂得现代经
济伦理研究应当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各门社会科学
的基础部分，内含于这些社会科学之中，因而往往在并不真正理解各
[1] 参阅本书第一编有关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方法论文章。
4
前言
门社会科学的情况下，将所谓的伦理批判从外部强加于各种经济活
动，显得脱离现实；其二，缺少一个能够涵盖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伦
理分析框架，因而往往缺乏统一的伦理评价标准，显得杂乱无章。
因此，就广义的经济伦理研究而言，我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工
作。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西方伦理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演
变，构建了一个以“公平正义”和“总体效率”为基础概念的伦理
分析框架，作为经济伦理研究的工具。
[1]其次，将这一分析工具用
来分析管理学的伦理基础，并对具体的经济管理活动作出伦理评价，
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可称为“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2]其三，
将这一分析工具用来分析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对一般的经济活动
作出伦理评价，这样的经济伦理研究则可称为狭义的“经济伦理”
（Economic Ethics）。[3]
以上便是对我这一生学术经历的简要概括，总结起来说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从事英美哲学研究，时间是从
1970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后期从事经济伦理研究，时间是从
1990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本书所选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这两个时期的
学术研究。这些文章在时间上横跨了
30余年，有些东西现在看来不
免有些幼稚，如果可以说它们还没有完全过时，还能对读者有所启
发，笔者就足以感到欣慰了。
徐大建
2025年
2月于上海财经大学
[1] 参阅本书第二编和第三编。
[2] 参阅本书第四编；系统的研究可参阅：徐大建，《企业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 参阅本书第五编；系统的研究可参阅：徐大建，《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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