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公共图书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有多发达，其文明程度就有多高。同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国家的文明有多大差距，看看其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水平，就一目了然。人类的历史大约有600万年之久，可是，人类的文明历史却只有大约6000年。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诞生，由此人类的历史开始由史前史进人文明史。文字兴而书籍生，书籍兴而图书馆生，于是，世界文明得以赓续、传承和演进。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字的历史大约有6000年，图书馆的历史大约有3000年，而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则只有170多年。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Sumerian）创造了楔形文字（cuneiform），由此开启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楔形文字的普遍使用使泥板文书（clay tablet）在西亚地区十分盛行，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Assyria）帝国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King 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年一公元前627年在位）在现今的伊拉克尼尼微（Nineveh）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shurbanipal）。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造了古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埃及象形文字的广泛使用，使纸莎草纸(papyrus）文书开始流行，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埃及法老托勒密一世（Ptolemy Ⅰ，约公元前367年—公元前283年）建立了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最为著名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the Bibliotheca Alexandrina）。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地中海地区进人希腊化时代。由于埃及托勒密王朝禁运纸莎草纸，帕加马（Pergamum）人发明了羊皮纸（parchment），此后羊皮书成为欧洲大陆广泛流行的书籍形式。公元前2世纪左右，希腊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公元前197年一公元前159年在位）在现今的土耳其建造了足以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的帕加马图书馆（the Library of Pergamum）。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中国形成了系统而成熟的汉字——股商甲骨文。虽然甲骨文的历史晚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但是，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因此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延绵不绝的历史文献记录。惟股先人，有册有典。汉字的普遍使用、简策和帛书的流行，使中国在周代就出现了专门主管藏书的职官，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为柱下史，掌天下图籍，盖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之肇始。公元前2世纪，汉丞相萧何在长安未央宫先后主持建造了专门收藏秦朝图籍和汉朝典籍的石渠阁（约公元前199年）和天禄阁（公元前195年），由此开启了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辉煌图书馆历史，并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产生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古埃及文明产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希腊文明产生的帕加马图书馆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世界古代图书馆文明的询丽开端。公元前1世纪中国造纸术、8世纪初中国雕版印刷术、15世纪中叶德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生产、知识的传播、人类文化的传承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图书馆成为世界各国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从文字的发明、书籍的流行再到图书馆的出现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此后又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世界古代图书馆开始进人近代图书馆时代，其最显著标志则是公共图书馆的诞生。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1850年公共图书馆法》（The Public Libraries Act 1850），授权地方政府以纳税人投票、市镇议会征税、征用或租用土地与建筑的方式，在居民人数超过1万人的市镇，建立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1851年1月，英国曼彻斯特市率先成立公共图书馆，并任命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年）为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Manchester Public Library）馆长，由此诞生了英国第一位公共图书馆员，其后，爱德华兹亦被誉为“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1852年，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正式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成为英国第一个依法建立的公共图书馆，标志着世界古代图书馆正式进人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议会（the Gener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通过法案，授权波士顿市政府设立为城市居民免费服务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BPL）。经过波士顿市三任市长昆西（Josiah Quincy，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董事会第一任主席）、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第二任董事会主席）、蒂克纳（George Ticknor，第三任董事会主席）的不懈努力，1854年3月20日，坐落在波士顿市梅森街（Mason Street）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城市依法建立的公共图书馆，由此开启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其后，各州竞相仿效，相继通过类似的法令，如缅因州（1854年）、佛蒙特州（1855年）、俄亥俄州（1867年）等，用地方税金设立免费为民众服务的公共图书馆。虽然关于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之间，哪一个才是世界上首个依法设立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是英美两国争讼的议题，但是，自公共图书馆诞生之日起，依法设立公共图书馆、政府对公共图书馆负责和公共图书馆必须向全体民众平等免费开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完全一致，毫无异议，由此莫定了世界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石。正因如此，19世纪5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开始迅速席卷全球，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和民主社会的显著标志。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联合国的基本法之一《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为了促进和平和社会与精神福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9年5月16日颁布第一部公共图书馆宣言《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的有生力量》（The Public Library:A Living Force for Popular Education），宣示公共图书馆在民主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以推动全球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标志着世界近代图书馆开始迈人现代图书馆的阶段。公共图书馆既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民主社会的标志。170多年来，公共图书馆之所以能够遍及全球，且日新月异，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公共图书馆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实现与保障民众基本教育权利及文化权利的民主社会价值。这是公共图书馆生存发展的根本和繁荣昌盛的法宝。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的有生力量》和1972年颁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宜言》（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到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以下简称“国际图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颁布的修订版《国际图联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宜言（1994）》（IFLA-UNESC0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和 2022 年颁布的修订版《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宜言（2022）》（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实现与保障民众基本教育权利及文化权利的公共图书馆时代使命，一以贯之，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20世纪初，公共图书馆运动在中国兴起，得益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对欧美公共图书馆的宣传介绍和沈祖荣、胡庆生、戴志赛、杜定友、李小缘、洪有丰等第一代留美图书馆学人对西方公共图书馆价值观的广泛传播。20世纪中叶，国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的有生力量》和1972年颁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几乎一无所知，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迷失导致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尽坎坷曲折。20世纪末，《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宜言（1994）》开始受到图书馆人的重视，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再次在中国传播，直到21世纪初，一场与20世纪初异曲同工的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兴起，至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始进人百年未有之黄金时代。尽管如此，国人对《公共图书馆宣言》依然知之甚少，图书馆人对《公共图书馆宜言》则时常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可见，不仅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公共图书馆权利的基本认知，而且图书馆人亦未全面树立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虽然世界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进程、发展道路和繁荣程度各不相同，但是，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实现与保障民众基本教育权利及文化权利的公共图书馆时代使命，并无二致。因此，与《公共图书馆宜言》对齐（alignment），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也是各国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根本法则，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然更不应该例外。这本著作汇集笔者近20年来倡导、宜传并推广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和实现与保障民众公共图书馆权利的相关著述，既有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有在全国各地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文稿，还有为同人著作撰写的序言。它不仅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笔者的公共图书馆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创新，从中可见新世纪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因此，这本著作既可视为新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思想史，亦可视为未来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思想指南。在本书的编辑出版中，博士生王昊、朱玲、程诗谣、谢涵参与了文稿的编辑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编辑邓咏秋，以及本书责任编辑高爽、张亚娜，封面设计师翁涌给子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程焕文 2024年2月27日 于中山大学竹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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