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使用计量：动机、模式与应用》 - 熊泽泉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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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文献使用计量：动机、模式与应用

書城自編碼： 403477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图书馆学/档案学
作者：熊泽泉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44645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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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以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文献使用数据为研究基础，对以科研人员为主的用户的文献使用动机、使用模式等进行全面研究，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术成果多维评价机制，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以及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服务的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內容簡介：

本书以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文献使用数据为研究基础，在对既有的以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和使用计量指标（Usage Metrics）研究为重点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及相关动机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访谈调研与模型构建相结合的方式，对以科研人员为主的用户的文献使用动机、使用模式等进行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知网的部分文献使用数据和来自施普林格图书（Springer Book）等平台的全球用户文献使用数据，分别对期刊论文和电子书两者的文献使用模式进行分析，对利用文献使用数据辅助图书馆实践工作的两个相关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术成果多维评价机制，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以及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服务的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關於作者：

熊泽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支持部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主要为科学计量学，近3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0余篇；著有专著1本，参与编写图书2本。2013年获首届长三角地区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称号，2020年获2018—2020年度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学术之星称号，2020年获评上海市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主持课题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课题项目，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单位课题；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研究。

1绪论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3研究路线与方法

2学术文献使用动机研究综述
2.1文献使用计量
2.2动机理论
2.3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3文献使用动机的基本要素
3.1科学大数据与科学文献大数据
3.2文献使用的主体和客体
3.3文献使用的行为方式
3.4文献使用的流程
3.5记录文献使用行为的工具/平台
3.6文献使用计量指标

4文献使用动机调查分析
4.1调查问卷设计与评价
4.2受访者基本情况
4.3用户下载行为分析
4.4用户分享行为分析
4.5用户保存行为分析
4.6不同行为比较分析

5文献使用动机模型构建
5.1相关模型
5.2模式设计与假设提出
5.3模型的验证与解释
5.4模型的作用与局限

6文献使用动机剖析
6.1感知有用性——文献使用的核心因素
6.2感知易用性——最省力原则
6.3感知相关性——社会连接
6.4感知有趣性——标题党是否真的有效？

7差异化文献使用动机驱动下的文献使用模式
7.1期刊论文下载模式分析
7.2电子书使用计量指标的学科差异性

8文献使用动机及使用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
8.1辅助图书影响力评价
8.2文献资源保障
8.3其他信息资源服务

9结论、建议与展望
9.1研究结论
9.2我们的建议
9.3展望

內容試閱：

文献使用数据作为科学文献大数据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对传统引文数据的补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活动及科研成果在不同方面的受关注程度。它的存在，也为当代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开辟了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回答了诸多传统文献数据类型所无法触及的新问题，如科研工作者是否全年无休地在进行研究，科研工作者当下正在研究什么内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海量的文献使用行为。由于单个用户的文献使用行为夹杂了诸多随机性和个体倾向性，那么由海量单个用户的文献使用行为记录所汇集成的文献使用数据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或者说，海量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人使用行为数据能否涌现为可预测的文献使用模式？在未对用户的文献使用动机进行调查的前提下，我们难以准确回答这一问题。本书的缘起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然而，在对文献使用数据和文献使用动机探索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发现分析文献使用数据对于人们理解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活动规律、科研发展趋势等具有极大的价值，其应用不应局限在“影响力评价”这一狭小空间内。跳出影响力评价，文献使用计量有着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本书以科学大数据环境下用户的文献使用行为作为核心研究主题，聚焦用户的使用动机这一关键驱动因素，采用“数据—模型—数据”这一大数据时代新型研究范式，在厘清文献使用行为和动机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先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构建文献使用动机模型，再利用文献使用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将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而实现对文献使用动机的理论研究、模型构建和实践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本书的前2章回顾了现有的文献使用计量和动机理论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即本书的理论铺垫)，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第3章对本书所涉及的文献使用行为的主体和客体进行界定，并介绍本书所研究的文献使用行为的概念边界，包括文献使用方式、文献使用流程、文献使用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常用文献使用计量指标等。第4章在此基础上，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在线问卷调查，获取了不同群体的文献使用动机及文献使用行为特征。第5章利用改进的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了文献使用动机模型，并在第6章对此进行深入剖析。第7章分析由不同文献使用动机汇集成的不同文献使用模式，并利用大样本数据对模型中的结论进行了验证。第8章探索如何将前述研究成果运用于图书馆工作实践，如助力科研成果影响力多维评价、提高文献资源保障服务质量等，并在第9章的结论中提出部分针对性建议。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文献使用计量指标回归文献使用动机这一根源性问题。已有的关于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和使用计量指标(Usage Metrics)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指标间的相关性、特定指标时空变化特征等表层属性计量，未对用户内在的使用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学界对于指标的科学性及可靠性存在一定的争议，对于如何合理利用相关指标进行实践也缺乏成功的范例和相关的指引。本书首次通过用户文献使用动机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模型建构等方式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例如，确定了多数用户使用文献的行为主要是基于学术动机；文献使用数据反映了文献内容对于使用主体的价值；不同文献使用行为发生在主体科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其价值内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文献作者的社会网络复杂度可能影响主体对于文献的使用；文献使用指标不能反映文献的学术质量，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的影响力。

第二，聚焦于文献使用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下载行为。由于文献使用行为多种多样，全面研究各种文献使用行为动机存在难度，考虑到下载是使用电子文献过程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步骤，因此本书在模型构建环节中聚焦于文献下载行为，对文献的下载动机、下载模式、下载计量应用展开了全面分析，相关方法和结论亦可推导至其他文献使用行为的研究。

第三，引入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文献使用动机模型。电子文献使用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互联网使用行为，因此本书借鉴了互联网使用动机研究中常用的技术接受模型进行文献使用动机模型的构建。模型将用户使用文献的动机概括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有趣性、感知相关性4种因素，并分析了4种因素与文献使用频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实了模型在电子文献使用情境下的适用性。将多样化的使用动机概括成4种关键因素，方便了后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

第四，不仅进行了理论研究，更实现了研究成果的落地实践。在建立文献使用动机模型后，笔者并不止步于此，不仅思考并探讨了本书所依托课题申请之初拟探索的文献使用计量指标运用于影响力评价的可行性，而且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得出的模型指导图书馆服务创新。例如，在用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方面，探索如何从使用量而不是被引量出发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率；在用于阅读推广服务方面，探索如何更好地将图书馆资源推荐给读者使用等。以上皆有利于将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基于上述研究内容，笔者建议，对于文献使用数据的应用，应该“跳出评价”，运用到更加广泛的信息服务和科学决策中去，如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学科服务、阅读推广服务等。对于政策制定者，也应充分认识到文献使用量指标所能反映出的内在含义及其局限性，以便更科学、合理地利用文献使用量指标，同时树立文献多维度价值导向，鼓励科研工作者将科研成果运用于知识普及、大众教育、生产实践等环节。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段宇锋教授、楼雯副教授，复旦大学的赵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周健副馆长及杨莉、彭霞等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我也想感谢帮忙填写调查问卷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的支持。本书构思于女儿出生时，到完成时女儿已5岁，其间我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能坚持下来，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女儿给予我的动力。本书还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替代计量学、行为动机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谨向相关专家和学者致以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课题项目“科学大数据背景下学术文献的使用动机研究”(项目编号2019ETQ004)的资助。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1.1研究背景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2020年2月，教yu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在评估中要突出创新质量和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拉开了我国对教育科技评价体系大刀阔斧开展新一轮改革的序幕，也让科学计量领域的学者开始深思，如何才能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过程中建立高效、多维的综合评价体系，有效突出科研工作的成果质量和贡献。

长期以来，学术成果的发表数量以及被引频次这两个指标在科技评价体系中占据着垄断地位。诚然，一个学者如果有着更大的产出量，其影响力和获得突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更大。例如，爱因斯坦一生共发表了248篇论文，达尔文发表了119篇，巴斯德发表了172篇。他们的发文数量在现在看来可能也只是等同于一些普通教授的发文量，但他们在其所处时代无疑是论文产出的佼佼者，并且也确实获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另一些科学巨匠似乎在告诉我们，论文产出量与影响力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联系。例如，希格斯在84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发表了25篇论文，遗传学家孟德尔一生署名文章仅有7篇。然而，由于高产作者拥有更大的概率获得突破性成果，加之当前施行的评价政策，人们倾向于将成果产出量(或被引量)与学术影响力画上等号。

但是以成果产出量(或被引量)评价学者影响力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了解、熟知并试图对既有的评价方式进行改革。

首先是学科差异性，无论是论文发表的数量还是被引频次，都存在着较大的学科差异性。一些小学科由于期刊数量少，发表难度大，因此发文量也相对偏少，同时同领域研究者少，能够获得的被引数量也不会很多。一些学科也有着较为独特的出版传统，如计算机领域的学者一般会选择发表会议论文而不是学术期刊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交流方式。如果不顾学科专业特点而采取一刀切式的评判标准，结果有可能会严重偏离事实。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出自大学排名的权威机构刊物《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简称《美新周刊》)。《美新周刊》曾在2017年首次发布世界最强计算机科学院系排名，但是该排名却遭到计算机业内人士强烈反对，美国计算研究会甚至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来纠正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排名。为什么在学术机构排名方面享有盛誉的《美新周刊》这次却错得如此离谱呢？原来这个对于计算机学科的排名是根据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来进行评估的，完全忽略了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而计算机学科因为知识迭代速度迅猛，会议论文恰恰是这一学科成果的主要发表方式。《美新周刊》不了解这一特点，便有了这个离谱的排名。

其次是指标评价的局限性，发文量及被引量无法全面反映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例如，一些文学类的书籍撰写过程相当漫长，远远超过论文撰写需要耗费的时间，有时甚至长达数年或数十年，这就造成了以书籍作为主要产出的学科和学者“产出量低”的假象。那么这些书籍的被引量呢？普通读者也会出于休闲或陶冶情操等原因对其进行下载和阅读，因此这些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有些甚至影响了一代人，成为现象级作品，但阅读这些文献的大部分读者并不会对此进行写作和发表，导致这一类书籍的价值无法体现在其被引量上。此外，一些应用型的研究成果可能作为专利申请、产品研发或者研究报告等的参考资料，拥有极高的价值，对于推动科技进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同样无法体现在被引量上。因此，基于被引量的评价体系在大力发展应用型研究和全面推进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已受到诸多诟病。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使用习惯也在发生变化。在科研领域，许多研究者从阅读纸质文献逐步转变为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并使用所需的文献资源。研究者在互联网上的这些文献使用行为包括检索、浏览、点击、下载、保存、分享等，大多可被服务器或计算机实时记录下来，并汇聚成海量的文献使用行为数据。对于文献使用行为数据的挖掘为科学计量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如研究论文的使用模式，运用文献使用数据探索科研趋势，探索使用数据与引文数据的相关性从而为传统的引文评价提供补充等，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型的论文评价指标，被称为Usage Metrics。

部分学者将Usage Metrics和Altmetrics视为同一类指标，认为这一类指标都是源于互联网环境下对文献的使用行为，并区别于传统的被引量指标，所计量的指标包括浏览(网页浏览和全文下载)量、话题讨论量、收藏(书签)量、网络引用量等。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区别，Altmetrics关注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利用文献时产生的数据，而Usage Metrics关注用户在使用文献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其不仅限于互联网环境(虽然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化文献的使用，如下载、保存等)，纸质文献的使用量也属于Usage Metrics的范围，如纸质图书的借阅分析等。此外，也有学者认为Usage Metrics中的核心指标——下载量，不应该包含在替代计量指标中，而应被视为信息计量指标中的一种指标……

1.2研究意义
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如下。
可丰富科学计量学、科技管理与研究等领域的理论体系
本书对文献使用的主体、客体、使用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使用计量指标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丰富了Altmetrics和Usage Metrics的理论模型；探索了不同(年龄、学科、学历、发文经历等)用户群体的文献使用动机，并构建了具有普适性的文献使用动机模型，能够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各种Altmetrics和Usage Metrics所反映的实际效用，证实了以文献使用为基础的科学计量方法的可行性，为学术文献的多维价值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为学术评价中多维、分类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202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其中，坚持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是解决“分类评价体系不健全，评价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问题的破题之举。多维度评价，就是要综合考虑科技成果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科学分类，就需要了解各类评价指标在不同学科中的特点和差异，在评价时给予不同评价指标不同的权重。由于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还是反映在其如何为人类社会所用，因此通过研究人们对科技成果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的差异，了解各类评价指标所反映的内在含义，能够更有效地建立多维、分类评价体系。

有益于科技文献的推广与普及实践
本书通过挖掘文献使用者的使用意图，明确不同用户群体的使用偏好，能够通过“投其所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期刊、作者、科研机构、出版商等提高学术文献的使用量和曝光率，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加速科技文献的传播、推广和使用，也可为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科研成果推广提供参考和借鉴。

有利于图书馆的学科服务的开展
图书馆诸多信息服务皆以文献计量方法为基础，特别是引文分析法，在前沿热点分析、学科影响力评价、学科发展态势、文献资源保障分析等图书馆信息服务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引文分析法存在无法回避的弊端，如滞后性、片面性、学科差异性等，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科学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献使用数据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引文数据的上述不足，但是对于用户使用文献的动机不明确，将会影响使用数据在上述方面的可用性。本书通过对用户使用动机进行调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弥补动机不明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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