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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全集整理、编篡的术与道
集著名学者、现代文坛史料研究专家陈建军
数十年现代文坛史料考释文章之大成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军，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故纸新知》是他考释文章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文章大多建立在新发现的史料之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又不失之艰涩，文章涉及的林徽因、陆小曼、钱锺书、沈从文、徐志摩皆是普通读者感兴趣的人物。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可以了解民国文坛的轶闻趣事，探索作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恪守“论从史出”的典范之作，书中不少成果系首次公开披露。
无论是史料的考订，还是对作家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论述，皆有新见，对现代文学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本书对闻一多、徐志摩、沈从文等作家集外文的发掘尤为重要，为改写作家个人创作史和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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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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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新知：现代文坛史料考释》是陈建军教授考释文章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恪守“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用第一手材料说话，对闻一多、废名、沈从文、徐志摩、丰子恺、钱锺书、戴望舒、汪曾祺、林徽因等名家佚作、事迹进行考释。书中涉及的佚文、佚简，皆为作者的新发现，其考释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作者论述精当，持之有故，读此书不仅可加深对现代文学史的了解，也能对现代文坛史料的考释及研究方法有所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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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建军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写作》杂志副主编。著有《废名年谱》《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说不尽的废名》《袁昌英年谱》等，主编、编订《丰子恺全集》（文学卷）、《废名作品精选》（四卷本）、《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废名诗集：我认得人类的寂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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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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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鼓》旬刊及卞之琳的《“睡在鼓里”》
戴望舒的一封辩诬函
丰子恺小学时的一篇参赛作文
写在新编《缘缘堂随笔》出版之前
《东南日报·沙发》上的丰子恺佚文
关于黄裳的一封短笺
梁遇春致胡适信
林徽因集外文辑说
凌叔华的《小哥儿俩》
又见陆小曼佚文佚简
陆小曼手札和启事
“马良材”是谁
新发现的穆时英佚文佚简考释
穆时英《清客的骂》及黎锦明信
钱锺书桃坞中学时的一篇英语作文
沈从文佚简一通
当作家遇上笔名雷同
沈从文的一篇佚文
《大国民报》刊沈从文佚文及其他
从《汪曾祺全集》说到汪曾祺佚文
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汪曾祺又一笔名“曾祺”
闻一多致容庚手札
闻一多《<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小识
闻一多致梁实秋一封书信考释
闻一多与唐亮画展
新发现闻一多十四行诗一首
《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赖和珍藏的一部全集
徐志摩关于《康桥再会罢》的更正函
再谈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
徐志摩集外拾遗录
新发现徐志摩佚信一通
徐志摩致胡适“千字信”写作时间及其他
徐志摩译文《“现代的宗教”》
郁达夫佚简两通考释
俞平伯《槐屋梦寻》拾零记
“霜庐”是张爱玲的笔名吗？
附录
《上海画报》中的徐志摩、陆小曼史料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作文”教学研究
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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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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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汪曾祺有一短篇小说，题名《八千岁》，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2月20日出版）。2月24日，汪曾祺收到样刊后，当即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汪曾祺全集》，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人民文学》今日收到。拙作《八千岁》错字颇多。粗看一遍，有这些：
26页左栏第3行“当时的铜元”，“当时”当作“当十”。晚清至民国所铸铜元有两种，一种是紫铜的，“当”十个制钱，有的钱面上即铸有“当拾文”。南方通用的即是这种。另有一种当贰拾文的，是黄铜的，我们那里偶尔见到，谓之“大铜板”，以别于紫铜的小铜板，市面上不通用。
26页右栏第1行“方能”当作“才能”。
27页左栏第4行“脱稻”当作“晚稻”。
27页左栏第13行“发黑”当作“发黄”。
29页左栏第28行“打个儿”当作“打千儿”。
31页左栏第7行“釉红彩”当作“油红彩”。“彩”是著釉之法，如“粉彩”、“斗彩”。“油红彩”是一种石榴花颜色的“彩”，因为看来如发油光，故名“油红彩”。这是一种并不贵重的彩，过去常见的“寿字碗”就是这种“彩”。改为“釉红彩”，遂不可解，亦恐为稍懂瓷器的人所笑。
31页左栏第16行“浇面”当作“饺面”。“饺面”即馄饨面。“浇面”则是有“浇头”（如炒肉丝）的面了。乡下人是吃不起有“浇头”的面的。
31页右栏倒第4行“滚动”当作“流动”。
32页左栏第13、16、18行“大财主”都应作“土财主”。“大财主”多与官方有联系，八舅太爷是不敢写恐吓信去的。
以上错字有些是可能原稿写得不清楚，或原稿上即有笔误，以致排错。但看来大部分是编辑同志出于好心，按照他的理解而改错了的。如“当十”改为“当时”、“油红”改为“釉红”。我建议，以后如果遇有类似的疑不能决的字，最好和作者联系一下。这是小事，但注意一下，对改进编辑作风有好处。象这些错字，虽无关宏旨，但于文义不无小损。目前刊物的错字太多，贵刊还算是好些的。
又排印时不知为什么把原稿中的空行全部拿掉。这样全篇节奏就不那么清楚，读起来使人有喘不过气来之感。有些故意切断处，原意是想让人在这里停下来捉摸一下的，现在只好是联珠炮似的一直放到底了。
我并未因此不高兴，写此信是提醒你们一下而已。
敬礼
汪曾祺
二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载《人民文学》1983年第4期“作者·读者·编者”栏，题为《作家汪曾祺的来信》（未列入目录）。《人民文学》编辑高度重视汪曾祺来信，特于信首加了一段按语：“编者按：本刊第二期所发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八千岁》，由于校对疏忽，造成诸多错字。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经作家来信指正，我们深感愧疚。现将汪曾祺同志的来信全文发出，以代‘更正’，以致歉意。”此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是张光年，副主编是葛洛、李清泉和刘剑青。除以上四人外，编委尚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和魏巍。从抬头语“编辑同志”来看，汪曾祺的这封信似非写给其中的某一位编辑，而是写给人民文学杂志社的。
《八千岁》刊《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第26—32、62页，每页分两栏排布，故有左栏、右栏之谓。信中，汪曾祺指出了11个错字，对有的字为何是错的，还作了简要的解释和说明。为方便阅读起见，不妨将其所属全句抄录如下（加粗者系笔者所标）：
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时的铜元。
这种方能盖住膝盖的长衫，从前倒是有过，叫做“二马裾”。
一囤脱稻香粳——这种米是专门煮粥用的。
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黑，墨色分外浓黑。
他们家规矩特别大，礼节特别多，男人见人打个儿，女人见人行蹲安，本地人觉得很可笑。
赵厨房祖传的一套五福拱寿釉红彩的满堂红的细瓷器皿，已经锁在箱子里好多年了。
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浇面，有吃有喝，就饱了。
初中三年级时曾用这地方出名的土匪徐大文的名义写信恐吓一个大财主，限他几天之内交一百块钱放在土地庙后第七棵柳树的树洞里，如若不然，就要绑他的票。这大财主吓得坐立不安，几天睡不着觉，又不敢去报案，竟然乖乖地照办了。这大财主原来是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常见面的。
汪曾祺认为，“这些错字，虽无关宏旨，但于文义不无小损”。同时，他还专门提到“空行”问题。在他看来，空行是关乎“节奏”的，其目的是让读者在“切断处”“停下来捉摸一下”。可是，在排印时，原稿中的空行，均被编辑拿掉了。
1983年9月，汪曾祺自编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集中收录了《八千岁》。1985年3月，《晚饭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封面上作者的姓名莫名其妙地印错了，不是“汪曾祺”，而是“常规”。出版社只得把印出的书的封面撕掉，重印重订，但还是有部分印错的书流入了市场。直到8月，汪曾祺才拿到样书。收入《晚饭花集》中的《八千岁》，恢复了8处空行；《人民文学》中的错字，除“釉红彩”外，其他都一一改正了。不过，《晚饭花集》中的《八千岁》也略有改动，如将“碧萝春”改作“碧螺春”，将“过了丰县”改作“过了清江浦”，将“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工夫”改作“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功夫”；第46自然段末尾删掉了一句：“好象这家烧饼店是专为他而开的。”此外，还或删或添了几处标点符号。
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第2卷中的《八千岁》，是以《人民文学》为底本，并参照《晚饭花集》，也恢复了空行，改正了“当时”“方能”“脱稻”“打个儿”“浇面”中的错字，而“发黑”“釉红彩”“滚动”“大财主”则保留了原貌。在未发现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这封信之前，《汪曾祺全集》编者能改正几个关键性的错字，应该说是很有学术眼光和校勘水平的。
大概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汪曾祺全集》将《八千岁》中的“叫作”“当作”的“作”都改成“做”，将表示“好像”或“比如”义的“象”统一改成“像”，将“一弯流水”改成“一湾流水”，将“不须吩咐”改成“不需吩咐”。如此改动，似无可厚非。但有一处改动，颇值得商榷。小千岁才十六七岁，却相当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都已经叫严厉的父亲的沉重的巴掌驱逐得一干二净”。因宋侉子求情，八千岁遂允许儿子养几只鸽子。小说中写道：
宋侉子拿来几只鸽子，说：“孩子哪儿也不去，你就让他喂几个鸽子玩玩吧。这吃不了多少稻子。你们不养，别人家的鸽子也会来。自己有鸽子，别家的鸽子不就不来了。”
《汪曾祺全集》将“喂几个鸽子”改为“喂几只鸽子”，这一改，口语的味道就淡了很多。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毕竟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叙述语言是“几只鸽子”，就把人物口中所说的“几个”也改为“几只”。汪曾祺是非常讲究小说语言的，他认为：“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几个”为“几只”就欠准确，就不符合“语言的唯一标准”。
1986年，汪曾祺曾在《有意思的错字》中说：“文章排出了错字，在所难免。”有的错字是手民误植，有的则是编辑所为。在列举了邓友梅和自己的一些文章被编辑错改的实例后，他又说：“我年轻时发表了文章，发现了错字，真是有如芒刺在背。后来见多了，就看得开些了。不过我奉劝编辑同志在改别人的文章时要慎重一些。”在写给《人民文学》编辑的这封信中，汪曾祺建议：“以后如果遇有类似的疑不能决的字，最好和作者联系一下。”1987年，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徐正纶在复审汪曾祺《晚翠文谈》的过程中，凡遇到可疑之处，即致信汪曾祺，汪曾祺都及时作了解答。
作者健在，编者遇有“疑不能决的字”，“和作者联系”确实是最好的求助解决之方式。但倘若作者已经谢世，又无其他依据可循，那该怎么办呢？最慎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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