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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

書城自編碼： 372724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著：[英]罗伯特.莱顿 译：魏澜，纳日碧力戈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37173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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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如：社会系统究竟是自私的基因主导，还是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的生态系统？社会动荡和暴力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作用？是什么让人们彼此信任，又是什么让信任消失？市民社会是否必然与商业经济相关联，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制度下发生？什么原因导致市民社会内部的合作-互惠关系让位于竞争-冲突关系？
本书反对唯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创建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理性行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所独有，强调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普遍意义上是好的或发展快的，而社会变革也不一定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社会变革会破坏信任并剥夺人们所需的资源，信任也是一种极为脆弱的资源，在全球化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履行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能力将会削弱，想要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经济上必须是可持续的。
本书是一本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小册子，对当前“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并为理解人类社会的稳定与不稳定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法。
內容簡介：
本书通过研究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及社会秩序的崩溃，重新审视了暴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借鉴人类学、政治学和进化论诸理论，本书为理解人类社会的稳定与不稳定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法。作者对当前“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认为理性行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所独有。本书的案例研究既包含了短期存在的非洲淘金热社区和英国的夜总会，也包含稳定的狩猎采集社会和农耕社会，将南斯拉夫、乍得、索马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内战与小规模部落社会的战争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近年来关于暴力之进化价值的主张，误解了人类策略的复杂性，以及实施这些策略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人类学终身教授，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里弗斯奖章（Rivers Medal）获得者。莱顿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主题的著作，其中包括《艺术人类学》《澳大利亚岩画艺术：一个新综合体》《弗朗什-孔泰的人类学与历史：一个社会理论的批评》《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等。

译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教育部长江学者，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魏澜：杜伦大学人类学博士，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目錄：
目录

中文版前言/1

导论/1

章 市民社会与社会团结/8

关于市民社会/8

定义市民社会/10

市民社会与欧洲国家/11

功能与历史/12

市民社会必须和国家打交道吗？/15

市民社会导致分裂还是促进统一？/17

非现代的市民社会/19

洛克和弗格森：“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22

启蒙时代的政治思想/22

进化就是进步？/28

自利与社会关系/29

前现代欧洲的市民社会/31

中世纪的市民社会/31

圈地——市民社会的两个愿景/34

结论/41


第二章 自利与社会进化/43

洛克之自然状态中的市民社会/43

个人与社会/43

两个案例/48

生物学理论与社会策略/51

亲属关系和社会适应/51

社会进化与博弈论/56

理论背景/56

博弈论和利他主义/61

平衡点/63

定位“自然状态”的一些问题/65

有限的主权形式/68

关于社会进化的达尔文主义立场/70

进步与适应/70

原子论模型与系统论模型/71

自私的基因和他们的生态/73

选择与文化的延续性或变迁/75

适应度景观作为社会变革的典范/77

适应和可选择的策略/79

结论/82


第三章 社会秩序的崩溃/83

社会秩序崩溃的原因/87

政府成本/87

全球化/91

私有化和当地市民社会的解体/93

自然资源的竞争/96

暴力和灾难性变迁/99

替代策略和复杂系统/99

政府作为一种资源/102

松散分子/103

博弈论和囚徒困境/106

重新划定市民社会界限的策略：　（i） 亲属关系/108

索马里/109

阿尔巴尼亚/112

重新划定市民社会界限的策略：　（ii） 族群关系/113

印度尼西亚/116

印度/117

南斯拉夫/118

结论/120


第四章 战争、生物学与文化/124

小型社会中的战争/124

暴力与和平缔造/129

亚诺玛米人的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型？/133

社会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134

夏侬的数据资料/138

战争与领土/140

战争与婚媾/141

小型社会中战争的广阔图景/144

复杂社会中的暴力行为/146

谁对促进混乱感兴趣？/147

外来者的作用/148

恢复信任/151

结论/152
参考文献/157

索引/176

译后记/184
內容試閱：
中文版前言

2006年，我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刚刚开始，《秩序、失序与战争》英文版出版了。这本书的灵感来自我早期的田野调查：首先，我在就读博士期间研究了欧洲农村的社会变革；其次，我在澳大利亚了解狩猎采集者如何调整他们的社会策略，以便适应环境。然而，2005—2017年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4—2016年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合作进行的中国研究，帮助我更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思考是什么让乡村生活中的互助合作持续下去。

我非常感谢魏澜提议将《秩序、失序与战争》翻译成中文，感谢纳日碧力戈教授接受她的提议，合作翻译这本书；也感谢魏澜在自己的博士研究中运用这本书的一些思想，研究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变迁。

《秩序、失序与战争》研究位于家户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本项研究以欧洲哲学家提出的看法为出发点：群居是人类本性吗？或者独居才是人类本性（除非被某种压倒性力量捆绑在一起）？

英国内战（1642—1651）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挑战了据称国王拥有所谓神圣统治权的欧洲封建专制国家。哲学家们开始自问，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怎样的。有些人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回答这个问题，把已知的人类状况与其相反状况对立起来，假设人类天生是独居的，并推测是何种可能的条件让人们聚到一起。在生物学理论中，达尔文把个体作为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单位，这一观点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经验，而且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在社会理论中，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并不那么富有成效，至今还不存在由独居个体构成人群的已知个案。即使是狩猎采集者也会建立社交网络，以便获得他们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亲戚的帮忙。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论认为，若没有统治者，人们的生活将陷入“孤独、贫穷、肮脏、野蛮与短暂”之中，尽管右翼评论员将继续引用这个观点，但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证明，他们对冲突的解释是值得怀疑的。

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是理性人，人的自然状况是群居。正如弗格森在1767年写道：“人以群聚，维系生存”。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始终是理性的社会存在。事实上，与我们亲缘关系近的现存物种［例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比如纳粹集中营，人们也会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这本书的第二个灵感来自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引发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制度理性安排的类似辩论。西方右翼评论员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建立稳定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些人，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甚至认为，只有当社会开始告别自在习俗的传统形式，接触到市场交换理性的时候，理性思维才可能出现。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了法国地区具有数百年传统的生产合作社和村社土地集体管理制度，我对其稳定性的亲身体验，否定了只有自由市场和个人财产所有权才能带来社会稳定的那种说法。

从关于社会秩序的广义哲学命题出发，进入可检验的理论，我综合运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尝试解释存在于家户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变迁性。我必须强调，在借鉴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时，我不为人类社会行为生物决定论辩护，而是将这两个方面并置起来：一方面是人类能动性的合理使用可以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过程中随机遗传变异的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已经有大量研究。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论点是，种群的不同个体为了实现生存目标，会采用略有不同的办法；在种群的生存条件下，那些策略成功的个体将生育更有生命力的后代。几代人之后，成功的策略将在种群中取得优势。然而，没有任何一种适应是完美的，每种策略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当下的环境和条件；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另一种策略可能会更有效。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H.　M.　S.　Beagle）上航行时遇到的例证之一，对他的理论发展特别有影响。1835年，达尔文在厄瓜多尔海岸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几种生活在不同岛屿上的雀鸟。有的雀鸟的喙又宽又结实，可以打开种子；有的雀鸟的喙则又窄又精细，可以用来捕捉昆虫；还有许多雀鸟的喙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状。达尔文的结论是，尽管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它们已经适应了岛屿栖息地上的主要食物来源。因为岛屿的生态环境不同，所以常见的食物来源也不同。当所有的雀鸟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时，那些喙的形状适合岛上可获食物的个体，生命力旺盛，比其他个体可以繁衍更多的后代。1976年当某个岛屿发生旱灾时，他的假设得到了证明。动物学家彼得（Peter）和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发现，拥有坚硬的种子的植物存活得好，而喙较大的食籽雀的个体数量增加，与此同时，以较小而精的种子为食的雀鸟因进化出喙较小，个体数量则减少了（en.wikipedia.org/Peter_and_Rosemary_Grant，访问日期：　2021年1月30日）。

尽管达尔文很清楚许多动物物种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但他的理论认为，密切相关的个体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这一理论阻碍了他去解释社会生活是如何进化的。这是达尔文靠谱的一次解释：他在孩子们的帮助下，研究房后野地里的蜜蜂和花。田野里有两种活跃的蜂：小蜜蜂（honey　bee）和大黄蜂（bumble　bee）。孩子们帮助他找到蜂群，他们发现小蜜蜂会到一种三叶草中采蜜，而大黄蜂到另一种三叶草中采蜜。当达尔文仔细观察时，他发现每一种蜂都会选择那些适合它们的口器采蜜的花。达尔文推断，对蜂有吸引力的花会更频繁地被授粉，繁殖成功率；口器有效的蜂收集的营养多，繁殖也更有效。“因此，”他写道，“我能理解一朵花和一只蜜蜂是如何以完美的方式，同时或相继慢慢地发生变异并互相适应”［《物种起源》（第6版）第75页］。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协同进化。在自然界中，并非所有的协同进化案例都是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的。对红桃皇后假说（van　Valen，　1973）追根溯源，在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桃皇后对爱丽丝说：“在这里，你想要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必须跑。”它解释了捕食者与猎物的协同进化，有更多马克思主义色彩。红桃皇后假说模拟了捕食者和猎物的协同进化：　在任何同代中，只有速度更快的猎豹可以捕捉到足够的瞪羚来喂养自己的幼崽；同时，也只有速度更快的瞪羚可以逃脱追捕，喂养自己的幼崽，这样就形成了越来越特化的螺旋性适应。

协同进化为社会进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起点，潜在地促成了达尔文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社会进化理论模型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双向传输。在生物学中，达尔文和范·瓦伦（van　Valen）确定的物种个体组合之间的相互作用类型，被概括为“适应度景观”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种群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施加选择压力。“适应度景观”的概念初是由生物学家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于1932年提出（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gress　of　Genetics，1：356—366），并于1982年由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应用于经济学。另一方面，博弈论初由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于1953年在经济学领域提出，1982年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转用于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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