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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单口相声演员方清平的人生故事集，演的笑料，都是真的人生。
2、冷面笑匠的快意人生“包袱”，“清平式”幽默叙事法，有趣有料也有泪，读来令人唏嘘与感动。
3、五十余载人生经历，教人看懂人心、人情、人性。
4、从底层到顶峰，从台前到幕后，这是方清平的人生百态，也是普罗大众的百态人生。
5、给当代青年的一本反焦虑之书：年轻时都心急，到了中年才明白，路很长，慢慢走。
6、作者亲绘封面及内文插画，幽默或反讽、别样有意趣；双封面设计，书名烫黑金工艺，立体呈现主题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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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越冷越幽默》是相声演员方清平的个人随笔集，也是他横跨五十年人生故事集。
他曾籍籍无名，也曾站在顶峰。他讲述自己在相声圈里的摸爬滚打，记录自己退居幕后的厚积薄发，也谈到相声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一个时代的变迁……
全书将“冷幽默”一以贯之，读来令人感动与唏嘘。那些在他生命里留下珍贵记忆的家人、朋友、师长，以及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勾勒出一幅有趣的精神家园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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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方清平：
相声、小品演员，编剧，北京青门海派创始人，师从李金斗先生。粉丝称其“冷面笑匠”。
2010年因参加第五届CCTV相声大赛，表演单口相声《幸福童年》一炮而红；2013年2月初登央视春晚舞台，同年3月，因担任BTV《脱口而出》主持人而广为人知，后一直活跃于各类晚会的舞台。
参演电视剧《老酒馆》《生活有点甜》《乞丐大掌柜》等，并参与创作多部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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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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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多半生
为什么不爱笑
打工记
师恩若水
台上的尴尬时刻
南漂儿
码字生涯
我要上春晚
重出江湖
我要出圈儿
故人和故乡的故事
我的母亲
赵家三辈人
一些故人
寻找故乡
有定数的生活
我有酒，也有故事
吃货精神
饭局漫谈
借钱的艺术
理想会变成现实
相声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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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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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就老了
虚度了五十年，不是谦虚，真是虚度。我读名人传记，看人家经历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而我的人生呢？仿佛文笔拙劣的编剧写的剧本，刚有个开场，没有悬念和波折，马上就进入了结局。
回首往昔，我也想努力地感慨一番，不然就显得我的人生太无趣了。
而立之年，我写剧本挣了几万块钱。朋友前呼后拥，每天吃晚饭至少能凑一桌，都是我请客！后来买了辆两厢夏利，在我心目中那车相当于现在的顶级路虎。那时候我很快乐。
在不惑之年参加相声大赛，说了段单口相声。某天晚上打车，师傅说：“你不是说单口相声的方清平吗？”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次碰见粉丝，我当时的高兴程度，不亚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脑海里想起了大杂院里那个守在破收音机前听相声的穷孩子，想起了在公园说相声，招来路人轻蔑眼神的无业游民。
我愣是到金鼎轩花三百多块钱，请这位知音喝了顿酒（师傅把车停饭馆门口，吃完就打车走啦）。
后来我把单口相声说出了北京，说遍了全国。走在拉萨的街头，一位藏族同胞喊我：“方清平！”到了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一位基诺族的兄弟看着我说：“你是说单口相声的？”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富豪有抑郁症，在当地华人医院的电视屏幕上看到我的相声演出，很是喜欢，从那以后他听我的段子慢慢缓解了抑郁的情绪。他托一个回国的医学教授带话给我表示感谢，还委托教授为我诊病。我心想：作为一个说单口相声的演员，我这辈子值啦！
我仿佛有点儿悟了。
“人生如梦”这话太准确了。回忆起过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仿佛是另一个自己，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烟云，没在生命里留下一点儿痕迹。
在我年轻的时候，社会上讲究资历，都是岁数大的人说了算；如今我上了点儿岁数，也到了给别人指手画脚的年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没人听老年人“掰扯”了！
那我也想拍拍老腔儿奉劝一下年轻人，不论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煎熬、荣誉或者羞辱，都别当回事儿。那就是个梦，早晚有醒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一觉睡舒服就行了，保养好身体，等梦醒了的时候，还能出去活动活动。
我还悟明白了四个字—“人生如戏”。
这话在追悼会上体验得最深刻。以前参加追悼会，锥心刺骨地难受，痛哭失声。现在呢，感觉跟演了一场戏差不多，恍恍惚惚就过去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没地方领劳务费。
以前听说身边有亲友去世，无比震惊、悲痛。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离去的亲友多了起来，也就逐渐淡然了。生死是自然规律，谁都有那么一天，包括我自己。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人生还是演戏，从人的内心感受来讲没什么区别。
我十几岁时的理想是跟马三立先生一样，每场演出都那么火爆，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喝彩，我冲观众频频作揖。
二十岁时，我的目标是挣好多好多钱，天天吃卤煮火烧，隔一天来一顿爆肚，一个星期涮一次肉，一个月去一回全聚德。
三十多岁时，我希望的是出去跟哥们儿喝酒的时候，有个漂漂亮亮的女明星跟着我。我轻描淡写地向哥们儿介绍：“这是我女朋友。”女朋友羞涩地冲我一笑，“讨厌！”
四十岁，说单口相声有了点儿名气，我的想法是用这点儿知名度多赚点儿钱，哪怕过气了也有钱花。
现在五十岁了，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身体健康，多活几年。怎么突然不着边际地发了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我生病了。
医生给我开了一摞检查单，这十几天我把所有的项目全检查了一遍，也顺便把医院内部复杂的地形全摸清楚了，估计当个医导都没问题。
我把化验单交给医生—他是我的哥们儿，看了我的化验单，他跟我说：“方哥，你太不注意了！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吗？七八十岁的老年病的指标，都该进ICU了！”化验室的哥们儿还说，我的情况真的离死不远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感觉病房有点儿像寺庙，让我可以把尘世的欲望和烦恼都抛在脑后。眼前一片雪白，脑子里也一片空白。
外面传来凄惨的哭声，我突然冒出个念头，感觉死的人是我，哭的人是妻子……后来哭声变成了骂声，再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位病人喝多了，在撒酒疯。
隔壁一个怪老头儿又在骂人了。估计给他输液的不是年轻护士，而是上了岁数的护士长。怪老头儿已经病危了，连儿女都不认识了，但是他能分辨出年轻护士和岁数大点的护士。年轻护士给他输液，他就笑；岁数大的护士给他输液，他就骂街。
护士长又在数落对门病房的那个护工。护工是一位中年农村女性，照顾一个单身老头儿。两人私订了终身，女护工到了晚上总是跑到老头的病床上睡，让老头儿睡她的折叠椅。
白天老头儿的儿女还把女护工骂了一顿，说她想霸占老头儿那两室一厅的房子，“没门儿”。
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外面很乱，我的心却出奇地宁静。以前脑子里想的是前途、事业、金钱，现在脑子里考虑的是健康、死亡。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假想着妻子听到医生说“我已经尽力了”之后，痛哭失声的情景。
我假想着亲友们听到噩耗时惊讶的表情。
我假想着自己的追悼会—
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行，老字号讲信誉，保证骨灰是自己的！估计进不了一号厅，我的级别不够，团里不给报销。不进也好，一号厅太大，万一去的人少，显得太冷清。
二号厅就可以，大小适中，显得温馨。二号厅有四个：梅、兰、竹、菊，就在梅厅吧，离洗手间近，亲友们上厕所方便。
致悼词的是谁呢？理想的人选应该是冯巩，他是我们单位领导，我又是他调进团的，这事儿他应该帮忙。他会不会说那句“我想死你啦”？这回是真给我想死了。
要说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见着他得点头哈腰的，这回他得给我鞠躬。我连礼都不用还，一还礼能把他吓死！
亲友们还要转着圈瞻仰遗容。不知道给我化妆的师傅手艺如何，我不希望化得面无表情，最好有点儿笑容。活着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冷面笑匠”，死了的时候总该笑着跟大伙儿告别。
我估计没几个真哭的，好多都是来看热闹的！追悼会结束还得请大家吃饭。在中国，结婚、生孩子、办丧事……干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请客吃饭。
这帮人吃饱喝足，拿着打包的剩菜回家了。家里人还问呢—
“今天干吗去了？”
“参加追悼会去了。”
“谁去世了？”
“就那谁……哎，今天烧的是谁来着？哦，想起来啦，是方
清平。”
“方清平死啦？”
“啊！”
“……你带回什么菜啦？”
这事儿就算永远过去了。
第十天，大夫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指标大部分都恢复
了，看来就是喝酒造成的。”
突然间，出大名、挣大钱、买别墅这些事情又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
但我还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
我摸着黑打开电脑，开始写。
我应该总结一下，活了大半辈子，虽然没有多大成就，但是有经验教训，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反面教材，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着了好多不该着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了，也有一辈子糊涂的。在庐山里头就能看清楚庐山长什么样的人，那才是真诸葛亮呢！
为什么不爱笑
有人叫我“冷面笑匠”，因为我在台上不爱乐，到了台下，也跟面瘫似的。小时候我就这样，整天面无表情，心事重重的。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但是快乐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少，不过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首先，我爸爸有海外关系。我爷爷在印尼做过生意，当然了，跟李嘉诚、霍英东没法儿比，也就属于“小商小贩”。20世纪50年代末，印尼排华，我爷爷的资产留在了国外，人逃回老家。后来赶上自然灾害，我爷爷倒是没受什么罪，直接饿死了。
我们家唯一的海外关系死在国内，却给我爸爸弄了个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有人说你可能是外国特务，有可能在北海公园跟人接头，把咱们的图纸卷在一本画报里，交给另一个特务。
我爸爸原来在铁路部门搞技术，后来不让他搞了。干脆，修铁路去吧。一个搞技术的人，被派去干全单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他跟一般修铁路的人也不一样，随时被监视，防止他给外国人发电报。我爸爸哪儿会发电报呀？他有急事儿跟老家联系，还得去电报大楼那儿。那时候的人思维都比较跳跃，他们假想我爸爸会发电报，他的手表、皮鞋或者自行车坐垫，都有可能是发电报的工具。他们假想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爸爸会拿出皮鞋，用手指敲击着鞋跟，“嘀嘀嗒嗒”地给外国人发电报。
雪上加霜，我爸爸又犯了重婚罪。我爸爸在福建老家结过一次婚，那时候才十几岁，父母包办，没什么感情。二十岁时我爸爸跟着王震将军的铁道兵修鹰厦铁路，从老家出来之后，他就跟老家的女人彻底断了。
老家的媳妇儿不甘心，找上门来。我爸爸当初跟她结婚的时候就没领过结婚证，后来也就没办离婚证。但按当时的政策，我爸跟我妈结婚，就等于犯了重婚罪！
那年头，两人搞对象在河边亲热，让纠察队遇上了都得定为“流氓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更甭说犯重婚罪了。我爸爸差点儿因为这事被关进监狱，领导让他在工地上接受改造，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
单位逼着爸妈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两人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还同住在娘娘庙胡同那间小平房里。我的记忆里，我妈每天回家就是躺在床上骂我爸爸，扯着脖子骂，她心里委屈呀！我爸爸有海外关系，停发工资，住妈妈单位分的房子，这些她都忍了。如今她又由名正言顺的妻子变成了“第三者”，搁谁谁不生气呀？
我妈气出了心脏病，经常是骂着骂着就昏过去了。爸爸赶紧从房管局借来手推车，送她上医院。我快步跟在爸爸后面，惊恐万分，担心妈妈会出现生命危险。
第二天早上，我出家门总是低着头，因为爸妈头天晚上吵架了，我觉得丢人，觉得邻居会看不起我。后来上小学，只要学校让带户口本，我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被判给了我妈，所以户口本里没有我爸的名字，我妈的婚姻关系一栏填的是“离异”，我怕老师跟同学看不起我。
有时候在家睡觉，我会在半夜被吵醒。睁眼一看，家里站着一屋子人，是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来查户口。爸妈已经离婚了，还住在一起算是非法同居。我爸被居委会的大妈们训斥一顿之后，深更半夜的，还得骑车带着我回单位住。因为房子是我妈妈的单位分的，所以他得离开。
我在爸爸的单位住过一阵儿。我们就住在废旧的火车车厢里，一节车厢住了十几个工人，夏天的车厢让太阳晒了一整天，晚上睡觉跟进了蒸笼一样，我热得整夜睡不着。
爸爸心疼我，晚上就带着我到野外露宿。蚊虫太多，爸爸就从野地里拔了蒿子，点燃熏蚊子。那时候爸爸没有朋友，他一肚子的委屈只能向我倾诉。我虽然岁数小，但是大人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大人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
爸爸经常问我：“你现在被法院判给了妈妈，万一警察让你跟妈妈过，怎么办？”我小时候感觉妈妈很凶，害怕妈妈，赶紧说：“我跟警察说，就跟爸爸过。”
爸爸欣慰地笑了，我可发愁了。我担心那天真的到来，我害怕见到穿制服的警察。
白天爸爸干活，我独自在铁轨旁玩儿，会有好奇的工人过来问：“你爸爸还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没！” 我怕这人是便衣，来打探我爸爸的情况。
远远地看到我爸单位的领导过来，我会迅速地躲起来。我知道单位不让带孩子来上班，让领导看见我，爸爸又会被狠狠地骂上一顿。
整天担惊受怕，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我小时候长得脑袋大、身子小，还有点儿鸡胸脯。医生说我严重缺钙，有得软骨病的危险。
我为什么不爱笑呀？受到小时候这些经历的影响，我还笑得出来吗？
我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是个街坊邻居。我出生一百天就住到了她家，直到上小学才离开。
他们家三个孩子，加上她和老伴儿总共五口人，就靠老伴儿每个月的几十块钱工资生活。奶奶靠着精打细算，把家中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老两口非常和睦，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虽然穷，但是孩子们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绝不比别人家孩子差。
三个孩子慢慢长大，爷爷那点儿工资实在不够花销，奶奶就帮人带孩子贴补家用。要买菜、做饭、做家务，照顾老伴儿和三个孩子，再帮人看护孩子，奶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奶奶脸上从来没有过一丝愁容，一家子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跟大多数老
百姓一样，知足常乐。
奶奶家虽然缺钱，但是她不是守财奴。我刚出生一百天被送到奶奶家的时候，说好了一个月给她十五块钱。那年代物价虽然不像现在天天涨，但是也有缓慢的浮动。我四五岁的时候，别人给人看孩子的价码已经是三十块钱一个月了，她跟我们家还是只要十五块钱。她知道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老人还会把自己家节省出来的粮票送给我们家。她心疼我，担心我回家吃不饱。
等我上小学时家里不给奶奶钱了，她还是让我放学后到她家去做作业。赶上父母下班晚了，就让我在他们家吃饭。
后来奶奶家的三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日子总算好过了。奶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医生说了，她的病就是常年营养不良造成的。她把肉都留给老伴儿吃了，因为奶奶总说她老伴儿得上班挣钱养活一家人。
奶奶从十几岁嫁到北下关，一直到去世，都是在那两间小屋度过的。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跟邻居拌过一句嘴，街坊邻居也从没有说过她的坏话。
她走得太早了，去世那年才五十岁。
一辈子受累，却没享过一天福。
师恩若水
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
传统的师徒关系，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对徒弟为人处世、道德品质方面也做约束，连娶妻生子、买房买车、买菜做饭等大事小事，全都得手把手教。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我就不在家待着了，天天跟师父混。
从清末有相声这个行业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要操办一回酒席，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请来引师、保师、代师到场，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说相声的。
拜师的时候还要有拜师帖，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作为入行的凭证。还要写保证文书，在师父家学艺三年，期间如果出现任何人身意外都跟师父没关系。出师之后，三年零一节（一节就是四个月），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
“文革”期间谁还敢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一直到20世纪90 年代，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而是在两个地方。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
如今很多拜师之“徒”并不说相声，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觉得让师叔、师爷等前辈聚在一起是挺好玩儿的，跟武林大会一样。如今的辈分跟岁数、艺龄、业绩、资历全都没关系，就是个排序的方法。
当初我们没什么钱，师父说了：“别花钱摆酒席了，我承认你们就行了。”
初次跟师父相识，是在丁广泉老师家。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有师父的一个节目，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丁老师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小马三立”（我当年的外号）这个人，说了几句鼓励、表扬我的话。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要是搁到现在拍卖，能卖出一辆小汽车的价钱。
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师父在后面演。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请他提意见，师父很热情，说：“有时间到家里去，慢慢给你们说。”
过了几个月，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会演，到师父家请他辅导。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但尚未大火，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方米的单元楼里。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而且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
进屋换拖鞋时，我跟付强都露怯了。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不跟现在的孩子似的，会狮子大张口跟家里要钱花，所以我们那会儿的生活有点儿窘迫。我们俩的袜子，全都露了肉。师父打开抽屉，取出两双袜子，让我们俩换上。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但是又感觉很亲切，师父这个举动一下拉近了师徒之间的距离。
中午到饭点，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花生酱跟芝麻酱以3∶7的比例调配，要搅拌很久，调得都出油儿了，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呈线状流下。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醋、黄瓜丝儿，感觉奇香无比。
那时候我没单位，没本事，没钱，属于标准的“三无”人员。虽想拜师，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
后来，我跟搭档付强当兵到了部队，四年换了三个单位，辗转奔波，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
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师父给我打来电话，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可以介绍我过去。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能提干，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
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很顺利地被录取了。由业余的转为专业的，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请求了。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师父听王老师说完，满口答应。
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干部，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可惜后来英年早逝，在五十岁出头的时候，突发急病去世了。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我给他磕了四个头。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对我有恩，我必须大礼参拜。
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师父当即拒绝。他说：“你们没钱，花那冤枉钱干吗呀？”
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让我到南京之后，用这钱买礼物探访一下在当地的相声前辈，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
就这样，我拜师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二百块。
那年我二十三岁。
在南京待了半年我就离开了。一是水土不服，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我又回到了北京，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付强得着个信儿，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
燕山石化。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领导一瞧师父去了，看着名人的面子，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
学艺
师父的名气大，艺术造诣太深，我们见了师父就紧张。师父让我跟付强表演一段相声，我们俩说得磕磕绊绊，紧张得满头是汗。
师父自然不满，一顿训斥。然后他亲自示范，让我们再来一遍。这下我俩更紧张了，说得还不如上一遍。师父更加生气，又一顿数落。
我把师父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回到家里放松下来，回忆师父示范的过程，一遍一遍地练动作、练表情。
相声这种东西不但要靠学，更需要靠熏陶。那几年我们跟师父朝夕相处，他四处演出，我们就在旁边观摩。跟着他排练、对词儿，细心揣摩，久而久之也潜移默化，受益匪浅。
随着师父的名气越来越大，演出也越来越多，他已经没有时间教我们俩了。他深感我们的基本功底太差，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师父、我们的师爷赵振铎先生那儿去学习。后来赵先生去世，师父又把我们介绍到他的师叔丁玉鹏先生那里学习传统相声。
丁玉鹏先生跟师父本没有太多的来往，但师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丁先生去世，师父给了一笔钱买墓地，还从头到尾帮着张罗后事。
我那时候一直给付强捧哏，相声说得不怎么样，还自以为说得不错，师父恨铁不成钢。每次到师父家，我都要让师父数落一遍。为了避免挨训，我去师父家的次数渐渐减少了。有了段子也不让师
父排练了，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三十岁开始，做了十年职业编剧，跟师父学说相声的时间就更少了。
四十岁的时候，我重返舞台说单口相声，深感自己传统相声的基本功太浅。这时候我才后悔起来，年轻的时候太贪玩儿了，没把师父的一身本事学过来。随着社会经验的增长，我终于明白，师父当年对我们的批评，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如果当年听师父的话，现在我的表演还能更上一个层次。
亡羊补牢，我又开始到师父家跟师父学段子了。师父为了见效快，还亲自给我捧哏，合作表演。这也是他从王长友老先生那儿学来的经验，当初他学艺，就是他的师爷亲自为他捧哏。
有一次在师父家喝酒，师父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你现在知道用功了？晚啦！一定要珍惜跟我合作的机会，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说不定哪天，就上不了台喽。”
学礼
我独自在外面闯荡了几年，才正式拜师。师父教育我：“要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必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时不理解师父的话，后来跟在师父身边观察，发现自己确实得学。
我在外面自由散漫惯了，说话办事都毛毛躁躁的。师父说了，处事要稳重，遇见什么着急的事儿都别慌。跟人交往的时候，说话办事要慢条斯理，条理清楚，轻声细语，注意礼貌。我父母都说，跟着师父一段时间之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懂事儿了。
师父对待艺术界的前辈们非常敬重，也很大方。隔三岔五地请老先生们吃饭，陪他们聊聊天。如果老先生家里有什么事儿，师父出钱出力，永远是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外地的相声演员来北京，师父更是尽地主之谊，请客吃饭，安排住宿。
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照着师父的样子学。有付出就有回报，许是因为我做得比较到位，所以老演员也愿意对我的节目进行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们热情招待。人心换人心，外地有什么演出，人家也总是想着我，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
师父的社交面非常广，各行各业都有朋友。经常应付酒局，还时不时地花钱请人吃饭。过去我不理解，认为这样很累，浪费了精力和财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才发现，师父积累的这些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晚辈都跟着受益。
比如说北京的各大饭店，赶上生意火爆的时候，如果你要请客吃饭，很可能订不到包房。但是很多饭店都有师父的朋友，我可以去找他们。不但有包房，价钱打折，而且服务到位，在客人面前很有面子。
我现在跟师父住一个小区。当初师父先买的房，他告诉我这个小区环境不错，我想买可惜已经没现房了。又是师父的朋友帮忙，给我找了一套房。三年的时间，我这套房子的价钱已经翻了近一倍了。
后来就连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买墓地，都是托师父的关系才办成。
我没办过婚礼，觉得太麻烦。但是我曾经举办过一次订婚宴，是师父给掏的钱。师父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认为我们的终身大事理当由他操办。
师父还准备了红包，师娘准备了首饰和衣服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儿媳妇”，以表达作为师父、师娘的那份心意。我却不争气，没过多久就跟对方分了手。
我母亲曾几次住院，师父每次都亲自到病房探望，还带着钱来。
母亲的葬礼，师父从早晨六点多帮着忙活，一直到取出骨灰，他才离去。他总是不放心我们办事儿，非得亲自张罗。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到灾区采访。赶上一次6.4级的余震，刚从危险地带撤出来，我的手机就响了，是师父的声音：“电视里说你们那儿震了，没事儿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师父对徒弟也同样担着心。
徒弟出名了，师父脸上有光，但是徒弟惹了祸，师父也得帮着了事儿。有一次我在酒桌上跟一位相声同行顶撞起来，师父听说了这件事，赶紧拨通那位前辈的电话，向人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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