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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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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逆全球化趋势再次沉渣泛起，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将经历转向国内，而各国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气氛愈加浓厚。在这一世界大趋势的影响下，作为当前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在如何在不影响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度难关，这不仅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心系中国未来命运的有识之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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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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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中国战略报告系列丛书的第五辑，本辑的主题是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围绕这一主题，本书的各位作者从新全球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中国大战略三大论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从整体上看，本书的各位作者仍站在支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的立场上，认识到虽然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逆全球化的种种迹象，但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本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应对全球化新趋势的方略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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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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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大战略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 李放，《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副主任，法学硕士、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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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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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21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 张 雄
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叶险明
金融危机与当代全球话语霸权何 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其当下意义王存刚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的当代中国意义荆学民
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共识
新文明观：面对新全球化的价值选择包心鉴
寻找全球经济化的新共识新方案李 滨
新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空间交融詹小美、王仕民
大国兴衰的关键性社会因素
基于现代世界的六种社会模式的历史比较葛天仁
中国特色世界秩序话语构建的继承与创新仇华飞
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中国大战略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转型的中国方略门洪华
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战略：一项研究议程肖 晞
中国式不干预主义：治、治理性与全球治理石之瑜、皮查蒙约范童
中国共同利益论与国际战略思想创新（19892017年）刘笑阳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基础、挑战与路径张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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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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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全球空间的共时性与理想国家存在普适标准是善治概念的信念支撑，中国的崛起给善治这个未定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认识论挑战。鉴于中国政治思想长期以历史周期律为特征，向以自由主义治理性为前提的理想国家迈进的进程，并不能给中国提供多少借鉴可能。事实上，善治这个概念正备受质疑的现状，似乎证实了它的不足。根据周期思想，最多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暂时）维持或恢复任一既有社会秩序。当然，巩固化民主的建立作为善治的（失败的）美式注解似乎证实了其不足。在推行这种美式治理模式时，悬而未决的问题比比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案例就是明证。这促使至少一位著名评论家认为，巩固化民主并不可行。他认为美国决策者不如寻求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方案，即足够好的治理。
中国基于治的思维路径，进一步而言，还引发了一种本体论的挑战，因为它将可治理的民众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周期中，在其中任何空间导向的思维将因而显得并非本体。在儒家史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为了寻找并辅佐仁君的而游历。 孔子本人以不断云游四方而闻名，学者不需忠于所居之地。甚至民众也是如此。被君王领导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舜的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传说舜到历山地区之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传说成为后世王道统治灵感的源泉。其寓意在于美德是治理百姓及新兴城市的关键要素。因为疆土的意义来源于一方百姓选择追随高尚的领袖。
这反过来又对干预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干预通常包含对目标地区的民众的改造，以达到治理性的永恒状态。总而言之，治的思想本质上体现了超越共时性治理与地区差异两者间矛盾的一种历史观。鉴于中国对线性史学的疏离，治的思想着重从实现的具体方法和进程层面，反驳了温特的世界社会理论。如前所述，三国里广为流传的名言虽既未经科学检验，周期划分也不甚精确不仅体现了对大一统的内在偏好，也体现其对实用主义的倍加推崇 。这本质上意味着，除非出自整体领导阶层内部，否则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行。同时,整个领导阶层需要得到所有受众（如治下百姓）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秩序。相反，外部强加的规范和准则有可能煽动地方割据，精英层分裂，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引发政治斗争，而因此导致最终的失败。
即便如此，对于失败或衰落的国家的情况，不仅体现了失败或无效的治理，而且同时表明自由主义治理性的破产。这些国家以侵犯人权和法治薄弱为特点，也存在其他问题，是全球治理的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民众将无法经历全球治理所需的文化准备。接纳干预主义这种由自由主义治理性所推行的话语体系，仍有赖于这些文化准备，这些准备使得干预变得可行，不可或缺，甚至令人满意。当这些文化准备由政府实施，并由立法者颁布时，就会极具影响力。这种情况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时有发生，干预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这些事务的全球性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成员来说，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即使不知道对失败国家的何种问题进行干预，公众也将倾向于支持干预行动。尽管外交政策正逐渐为人所熟知，但大多数国家公众仍然对外交决策过程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失败国家则缺失这类的文化准备。这意味着，全球治理往往受到质疑，结果是民众不会承认干预的合法性（这需要通过治理性的日常实践培养）。事实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早已受到民众强烈反对，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祭奠萨达姆墓表达敬意，这象征民众正日益怀念强大领袖。即便如此，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自由主义治理性不适用于某些（非西方）失败国家，然而讽刺的是，这些批评家仍指出干预必然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保护责任和作为责任的主权等原则。出于对失败国家无法发挥治理所需的最低限度职能的担忧，这两个概念近年在学界和政界引起的反响日益增加。
对中国这个旁观者而言，干预的实质使其表面的天然合理性变得可疑，因为其实质表现为试图对目标国家施加影响的外来力量。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为何总是拒绝参与干预行动，即使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干预。近期在利比亚，连同以往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和60年代中期的刚果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说，中国对干预的排斥也伴随着所谓的新左派运动，它尝试借助对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合理性的论战，来抨击现有治理性理论，最终揭示该理论不过是牺牲他国为其拥趸谋利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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