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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書』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

書城自編碼: 2903323
分類:繁體書 →台灣書
作者: 張大慶
國際書號(ISBN): 9789863263913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 2016-08-22
版次: 1
頁數/字數: 242頁
書度/開本: 25k正 釘裝: 平裝

售價:HK$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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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疾病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可以有多少面向?
疾病既可被認作為一種單純的生物學事件,導致個體的軀體損傷和疼痛,也可被視為複合的心身事件;因疾病使病人添加軀體和精神上的痛楚,還可作為複雜的社會性事件,小到影響家族的繁衍,大至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
本書針對中國近代疾病剖析,從疾病社會史研究概述、近代疾病觀念的變遷、傳染病防治──醫學建制化的開端、疾病防治──衛生保健體系的建構、衛生知識的大眾化、社會衛生到疾病模式轉變中的醫患關係,強調醫學史與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真實地嶄露「疾病史」的重要性!

本書特色
  ★小到影響家族的繁衍,大至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
  ★連西方醫史學界都熱切關注的健康、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史研究!
關於作者:
張大慶
  湖北沙市人,醫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中華醫學會醫學史學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會醫學哲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醫學與哲學》雜誌副主編、《中國科技史雜誌》編委。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近現代醫學史、醫學社會史、醫學思想史、生命倫理學史、醫學人文教育比較研究等。
目錄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韓晗 
◆致謝 

◆導 論 
第一節 疾病社會史研究概述 
第二節 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第一章 中國近代疾病觀念的變遷 
第一節 近代醫學模式與疾病觀 
第二節 近代西方疾病觀念的引進 
第三節 近代醫學觀的社會影響 

◆第二章 傳染病防治:醫學建制化的開端 
第一節 中國傳統的醫學建制及其缺陷 
第二節 傳染病防治在新型衛生保健─制度建立中的作用 
第三節 衛生防疫法制化的進程 
第四節 衛生防疫的職業化 
第五節 新衛生保健體制下傳染病防治的成效 

◆第三章 疾病防治:中國大陸衛生保健體系的建構 
第一節 中國大陸衛生行政體系的創立 
第二節 中國大陸衛生服務體系  
第三節 中國大陸醫療保健制度  

◆第四章 理解疾病:衛生知識的大眾化  
第一節 衛生宣傳與疾病預防  
第二節 衛生知識的普及:傳媒的作用  
第三節 衛生運動  

◆第五章 社會衛生:城市與鄉村的實踐  
第一節 以醫院為中心的社會服務─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  
第二節 城市的社區衛生服務  
第三節 婦幼衛生工作的開闢時期  
第四節 鄉村醫療衛生的改進試驗  

◆第六章 疾病模式轉變中的醫患關係  
第一節 醫患關係轉變的動因  
第二節 民國時期醫事糾紛概況  
第三節 醫事糾紛的案例分析  
第四節 影響醫事糾紛轉歸的因素  
第五節 醫學職業團體與醫學倫理準則
內容試閱
◆導論

疾病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多維度的。疾病既可被認作為一種單純的生物學事件,導致個體的軀體損傷和疼痛,也可被視為複合的心身事件,給病人添加軀體和精神上的痛楚,還可作為複雜的社會性事件,小到影響家族的繁衍,大至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歷史學研究不甚關心疾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醫學史研究的疾病史研究也只是專注疾病認識、診斷和治療的進步,而忽略了疾病的社會文化價值。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有少數醫史學家開始轉向醫學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強調醫學史與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二十世紀七○年代,在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等新編史學理論的影響下,對健康、疾病和醫學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成為西方醫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歷史學家們也開始涉足疾病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目前,疾病社會史研究已成為國際醫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但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尚比較薄弱,因此開展疾病的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一節 疾病社會史研究概述

◇一、疾病史與疾病社會史

1、疾病史的研究傳統

疾病史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在診斷治療技術尚未發達的古代社會,從前人的經驗和歷史的記錄中學習醫學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因此,醫生們為探討疾病的原因、尋找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研究疾病的歷史。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460-377)的《論古代疾病》被認為是西方最早的疾病史研究文獻,漢代醫生淳于意的《診籍》則是中國早期疾病史研究的重要史籍。然而,這些實用意義上的疾病史研究關注的是疾病本身的自然史過程或對疾病自然史的干預過程,與現代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屬於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

學術意義上的疾病史研究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1864年,德國醫學家和醫史學家赫爾希(A. Hirsch, 1817-1894)出版了兩卷本的《地理和歷史病理學手冊》(Handbuch der historisch-geographischen Pathologie)。作者按時間和地域詳細地論述了各種疾病的歷史和地理學分布。1886年,該書被譯成英語,成為疾病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二十世紀以後,疾病史研究日趨繁榮,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秦瑟(H. Zinsser)的《耗子、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1935),卡特萊特(F. Cartwright)的《疾病與歷史》(Disease and History, 1972)以及麥基翁(T. McKeown)的《人類疾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 1988)等。當代西方疾病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基普勒(K. Kiple)主編的《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該書考察了東西方的醫學源流中不同的疾病觀念,現代醫學發展下疾病觀念的變化,世界不同地區疾病的分布和主要特點以及疾病地理學,詳細論述了從天花、鼠疫,到埃博拉病、愛滋病等一百五十八種人類的主要疾病,以及有關這些疾病發生、認識的歷史。

現代疾病史也顯現出更豐富的研究取向:除疾病自然史之外,疾病觀念史、疾病社會史以及疾病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疾病自然史是歷來醫學家和醫史學家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涉及到疾病的原因、進程及其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如阿克萊特(E. Ackerknecht)的《最重要疾病的歷史與地理學》(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1965)和伯內特(M. Burnet)的《感染性疾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1962)等。

疾病觀念史主要探討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對疾病認識的演化歷程。特姆金(O. Temkin)的《癲癇》(The Falling Sickness)不僅討論了癲癇病的流行病學和臨床診斷治療的歷史,而且梳理了有關癲癇病觀念的演變,通過癲癇去解釋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科勒曼(W. Coleman)在《北方的黃熱病》中,通過研究十九世紀的三次黃熱病流行,探討了當時關於傳染與非傳染的概念、流行病思想的變化以及這些概念如何用於解釋疾病的。梅傑(R. Major)的《疾病的經典描述》(Classic Descriptions of Disease)考察了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人類對傳染病、代謝病、鉛中毒、循環系統病、血液病、腎臟病、呼吸系統病、營養缺乏病、變態反應病和消化系統病等十類近百種疾病的認識過程。溫斯勞(C. Winslow)的《征服流行病:觀念史的一章》(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論述了人類對流行病的認識,從神靈世界、上帝的懲罰、自然哲學的疾病觀,到傳染概念的萌生,對瘟疫認識的深入以及細菌理論的建立的演化史。

卡普蘭(A. Caplan)等在《健康與疾病的概念》(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中通過比較西登漢姆《醫學觀察》的前言、莫爾幹尼《疾病的原因與位置》的序言、比沙《病理解剖學》的緒論、伯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微爾嘯《細胞病理學》中的主要論斷以及坎農在《軀體的智慧》中關於生物學和社會穩態的思想,考察了疾病概念的歷史演變。

相比起疾病自然史和疾病觀念史,疾病社會史是一個新興研究領域。二十世紀四○年代,美國醫史學家西格里斯(H. Sigerist)、羅森(G. Rosen)等人呼籲關注疾病的社會史研究,但反響不大。六○年代以後,以羅森伯格(C. Rosenberg)《霍亂年代》的出版為標誌,疾病社會史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詳見下文)。此外,還有從考古學的角度對疾病史進行研究,疾病的地區史和國別史研究等。

中國近代的疾病史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初。由於當時危害嚴重的疾病主要是傳染病、寄生蟲病,學者們也十分重視傳染病、寄生蟲病的歷史研究,在早期的疾病史研究中佔有相當比重(見下表)。例如,陳援庵在《醫學衛生報》上發表的「肺癆病傳染之古說」(1909),李祥麟於在《中西醫學報》上發表的〈鼠疫之歷史〉(1910),黃勝白在《同德醫學》上發表的〈霍亂的歷史〉(1921)、伯力士在《東北防疫處報告》中撰寫的「主要傳染病流行於中國的歷史」(1931)、李濤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中國瘧疾考〉(1932)、宋大仁在《醫史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古代人體寄生蟲病史〉(1948)等。皮膚性病史(其中主要為性傳染病與麻風病)和營養缺乏病史的研究也占一定的比例,而其他疾病史的研究只是零星點綴,此外,還有余雲岫等關於病名史的研究。

近代有關疾病史的論著,最早可以追溯到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1919),該書設有疾病史專篇,分為傳染病史、呼吸器病史、消化器病史、心臟腎臟新陳代謝病史、泌尿器病史和神經系病史等六章,簡要地討論了三十五種疾病的名稱、診斷以及治療的歷史演變,其中傳染病為十八種,佔據內容的一半以上。王吉民、伍連德的《中國醫史》(1932)雖然沒有專門的疾病史章節,但對近代流行的主要疾病如天花、鼠疫、霍亂等均有較詳實的記載,伍氏作為中國近代醫學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曾領導過鼠疫防治、海港檢疫等工作書中保存了許多重要史料。

二十世紀五○至六○年代中期,中國的疾病史研究頗為活躍,研究的疾病依然以傳染病、寄生蟲病為重點,內容則以發掘祖國醫學遺產為核心。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末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是政治重於學術。八○年代以後,疾病史研究顯現出新的發展勢頭,尤其是部分學者開始從疾病認識與治療史、病名考證擴展到疾病社會史與文化史領域。此期出版的兩部疾病史著作,陳勝昆的《中國疾病史》(臺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1)和範行准的《中國病史新義》(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被認為是「最值得注目的」。靳士英在「疾病史研究六十年」中回顧了疾病史研究在中國的歷史並指出,從《中華醫史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上看,疾病史在醫學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但在其他論文和專著中包含的疾病史研究並不罕見。 1994年中華醫史學會在重慶召開主題為疾病史的學術會議,對促進國內的疾病史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除大陸外,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疾病史研究也值得關注。港臺地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基本上等同於醫學史研究,不過從事研究的學者基本來自歷史學界,因此,他們更多地從疾病的社會文化維度切入,如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設立了「生命醫療史」小組,2000年6月在臺北舉行了「疾病的歷史」學術討論會,對推動海峽兩岸的疾病史研究有積極影響。但總體上看,目前中國醫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仍集中傳統的疾病史研究領域,如對古代疾病病名的考證,疾病的流行病學史,診斷、治療與預防成就的評述等,僅有少數論文涉及到疾病社會史、文化史。

國外學者對中國疾病史也有較深入的研究。耶魯大學醫學史與科學史系的司馬斯(W. Summers)在〈1830-1911年間中西醫學的一致性:天花、鼠疫和霍亂〉中,比較了中西方對待幾種傳染病─霍亂、天花和鼠疫的防治的觀點,指出在抗生素和體液療法發明之前,中西方對傳染病的治療上沒有根本上的區別,甚者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一致之處。

2.疾病社會史的興起與發展

近幾十年來,西方的醫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有了極大的發展,無論是在醫學史理論方面,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創新,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寬,不僅推動了醫學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於人們全方位、多維度地審視醫學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醫學史被一種簡單的實證主義統治著。偉大的醫生、醫學知識的進步、疾病診斷治療技術的發展一直是醫學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主旋律,因此被稱為醫學的「輝格」史(Whiggish history)。有學者認為這種醫學史是「由醫生為醫生所寫的關於醫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確,早期的醫學史和疾病史通常由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所寫。從古代至二十世紀初,在醫療手段局限的情境下,醫生們通過疾病史研究來瞭解疾病流行的特點以及先輩的經驗,從中獲得啟迪。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疾病史研究對醫生們理解疾病機制,提高診斷治療水準不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疾病史研究的臨床實用價值逐漸降低。

在另一方面,醫史學家對醫學史和疾病史的問題和前景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羅森提出醫學史應該從簡單的人物評價和史實敘述轉向更廣泛地研究人類的健康與疾病。他指出:「視角的改變常常揭示出事物的新的一面,醫學史就是如此。通過以醫學的社會特徵作為出發點,醫學史成為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成為了人類社會為處理健康與疾病問題所付出的各種努力的歷史。」美國醫史學家西格里斯(H. Sigerist,1891-1957)是最早關注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強調需要從更廣泛的觀點解釋醫學的過去,致力於「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在二十世紀四○年代出版的《人與醫學》一書中,他不僅講述了醫學知識的進步、疾病觀念的變化和診斷、治療技術的發展,而且強調了疾病觀念的社會文化影響和社會對病人態度的變遷。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衛生史的里程碑》的前言中,他寫道:「有人說我對人類環境描述太多,但我們已經明瞭個體遺傳和社會環境對疾病都有著重要影響。還有人認為我從病人而不是醫生的角度探尋醫學史,我認為這是對我的讚美,因為病人或者健康和疾病的人是所有醫生活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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