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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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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指挥员个人述说的视角来重现当年的场景，相比于宏大叙事的方式，使抗战历史更加生动，丰富，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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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刘秉彦（1915—1998），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后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投身抗日战争。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华北205师师长、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河北省代省长、河北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本书是刘秉彦在1988年与他当年的小通信员、作家任彦芳的历史对话，讲述了刘秉彦从一介书生到开国将军的传奇经历，回忆了冀中军民的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深情表达了对冀中十分区百姓的思念，对战友对人民血肉相连的真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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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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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彦芳，中国国家一级编剧、作家、诗人，河北容城人，烈士遗孤。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会员，获中国通俗文学家终身成就奖，主要作品：《帆》《心声》《焦裕禄之歌》等抒情诗叙事诗集9部；《风云初记》《泥土》等电影、电视剧8部；《她们的心》《阴阳宅》等歌剧、舞台剧7部；《人怨》《民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小说、纪实文学20部，共创作一千多万字。1997年离休，现旅居美国，任东方文化馆纽约分馆馆长、北京大学传统文化基金会国际部主任、世界华语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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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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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的怀念代序刘玮……………………………………………………1
前言：为了与百岁前辈对话，我从万里外的纽约回到北京………………………5
引言：从书生到开国将军——历史的对话…………………………………………10
一、幼年记忆：洋人教堂欺百姓，表兄野地放黄鹰………………………………12
二、二、读小学，背总理遗嘱；喜文学，读进步图书……………………………17
三、走进保定育德中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23
四、四、保定二师护校遭镇压，我在校外支援写标语……………………………30
五、五、育德永远的青春：怀念胡振渭同学………………………………………38
六、六、满怀豪情进北大红楼，救亡怒潮激起《浪花》…………………………45
七、七、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难忘革命的飞行集会……………………51
八、八、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从固安到容城奔保定………………………56
九、“七七事变”……………………………………………………………………60
十、十、我哭着离开北平，加入流亡学生的队伍…………………………………66
十一、十一、投笔从戎，逼恶霸四祖父缴出五十条枪……………………………68
十二、到游击队政治部，话说吕正操司令…………………………………………73
十三、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含冤而死………………………………………80
十四、第一次拿枪打仗，摸日本人的碉堡…………………………………………83
十五、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委任为独立第一团特派员……………………………85
十六、民族恨，国家仇，岂能休。此心如铁，身卧青纱，情寄红楼……………89
十七、招兵买马，介绍北大同学参加抗战…………………………………………96
十八、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不能忘记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98
十九、我决心当指挥员，学会打仗…………………………………………………102
二十、智取开花佛的故事……………………………………………………………106
二十一、我的第一位红军老师明枫…………………………………………………108
二十二、1939年反“扫荡”，我的第二位红军老师肖新槐………………………114
二十三、“左”的错误，让十分区进入最残酷的岁月……………………………122
二十四、十分区变质，朱占魁被俘………………………………………………125
二十五、总结变质的教训，应对残酷的“五一大扫荡”…………………………127
二十六、红色苇塘：水泊梁山白洋淀………………………………………………132
二十七、重回大清河北………………………………………………………………135
二十八、白洋淀边跪哭祭马…………………………………………………………144
二十九、政治拉网，创造隐蔽的根据地……………………………………………146
三十、我的堡垒户——文保元家……………………………………………………149
三十一、旷伏兆来了，我们回到大苇塘……………………………………………155
三十二、人类历史的一大史诗——地道斗争和地道战……………………………165
三十三、我的五部电台和情报处长张存实…………………………………………180
三十四、漂亮的长辛店之战，以水代酒庆胜利……………………………………183
三十五、反省我指挥的失误，让多少战友流血牺牲………………………………186
三十六、太平洋战争新阶段，我们的战场和世界相连……………………………189
三十七、日本投降我们狂欢，开始准备打受降战…………………………………191
三十八、和平的曙光一闪，又被炮火弥漫…………………………………………194
三十九、军事调停，调我去当英语翻译……………………………………………195
四十、内战开始，边打边恢复七十六团……………………………………………196
四十一、胜芳保卫战…………………………………………………………………206
四十二、固安保卫战，打得如此从容………………………………………………219
四十三、1948年，歼敌王凤岗…………………………………………………221
四十四、扫清北平外围，为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224
四十五、北平百姓欢迎我们进城，令我铭记一生…………………………………226
四十六、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抗战人物………………………………………………229
四十七、我的警卫员王惠的故事……………………………………………………237
四十八、三角地带的颂歌……………………………………………………………247
四十九、我向伯伯讲我的战争记忆…………………………………………………265
悠悠思念无尽时——书后……………………………………………………………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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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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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1988年5月30日，星期一。上午天下雨，我骑车到刘伯伯家。河北省环保局来放电视片《大自然的警告》。很好，揭示了真实情况，给人以惊醒，可以就此写篇报告文学的。
刘伯伯继续说十分区变质之后的情况。
刘秉彦：我当时在九分区，后听说要我回十分区，我对变质做了些研究。九分区的范围主要在白洋淀的周围，任丘、安新均属九分区，高阳也是九分区。十分区的部队也被逼到这儿活动，我和他们交谈，想总结一下变质的情况，因为九分区也面临这样的形势。
原来没有想到日军会对平原进行摧毁性的“扫荡”。
军区吕正操、程子华他们坚持平原游击战。这天，我去找帅荣、周彪、肖新槐、任志远几个人谈谈十分区的情况，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地区活动。
敌人有了扫荡大清河的“经验”，开始做“扫荡”八、七、九、六分区的准备。冈村宁次想来一次像对大清河北那样的“扫荡”，原想他们会一块块地解决，用蚕食和鲸吞相结合之法，寻找我主力作战。没有想到“五一扫荡”来得这么快。我找他们四人谈了，以后就非常警惕了。我1941年冬天专门找军区领导吕正操、程子华、沙克谈了一次。
当时要让周彪任司令员，帅荣做政委，有消息说让我当参谋长，我当时想，如何参谋，应该怎么办？那时县区游击队基本上垮了，十纵队编成一分区教导队。我总结十分区的教训，提出如下几条：
我当时总结了四条，回忆录上写了点，至今认识还不统一。第一点，我提出统战基本政策中有很多“左”的政策，包括把人遣散；锄奸政策；杀伪军家属多；三级武装搞两个主力赛跑，三个主力团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周彪是“左”的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当时是政委，帅荣接他的职务时，他休整了一段。对此，程子华找我谈过话。十分区开辟时，我们在一块，处得比较好，他是老红军，这时是向老红军学习的过程。他第一次找我谈，为了争取朱占魁，周彪要和朱占魁的妹妹结婚。我没有离开前就说，我劝他不要和朱占魁的妹妹结婚，我说不要搞这个，主要是从思想上教育朱占魁。他说，军区首长和他谈过，他说，朱占魁如有此意，不要拒绝。1939年下半年，他正式结婚了。结婚后，朱占魁靠近周彪，周彪用此控制朱占魁。在军分区内部结合成朱周核心。杨雨民、王逸群等三任政治部主任都对此有看法，大都支持我。正是他结婚时，四大队叛变。四个大队编成三个团。四大队队长王禄祥投降了敌人，留下了一个营，他带走了两个营（一二营），他带着跑到固安县城里，他把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逮捕，送到永清县了。王禄祥的叛变是“左”的政策的后果。这事，我和周彪谈了，有争论。在总结“左”的后果上，我说了此事，周彪不承认。后来朱占魁被俘了，不好多争。帅荣同意我的看法。平时我们学了辨证法，知道事务的变化主要是内因，主要找主观原因。可多少事都是从外因上找理由。这内因问题，我在此时提出，这是让我回十分区我必须提出的政策上的问题。
第二点，我提出从十分区退出来，一直没有改变军队活动的战术，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这主要是和肖新槐的争论：主力军打顶牛战硬拼，完全是靠热血，这不行。关于这一点，我和肖新槐争论得最多，一直到我当参谋长送肖新槐走。他走的当天，我们还争论了两个钟头。关于战术呆板问题，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他。我主张以连为单位活动（其实，连也不行，以后再说）。我们把一个个战斗都回忆了一下，总结了一下。他说：神堂战、胡芦集战、堂二里战，这些战斗，后来证明可以打嘛。我举了1940年下半年的四个团一块打，结果不行。我想用这例子说服他。他要走了，我们虽说有争论，但我还是以他为老师，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我用一个排送他。
“我希望你用若干战例证明你是正确的。”这是我送别他的最后一句话。
第三点，我和地委马载、杨英、赵雨民的争论。马是地委书记，杨是地委宣传部长，赵是地委组织部长。我上任前到地委去，他们认为退到大清河来是右。我在白洋淀的邸庄和他们谈十分区，他们的结论是右，是害怕，不敢回去了，军队也不敢回去，认为是右倾的结果。他们已不跟军队活动了。周彪、帅荣也是地委委员。地方和军队也不如后来一元化那么密切。地方报怨军队没有打好仗。
我认为，有右的情绪，是因为“左”的政策造成的后果。回大清河北以前的争论，军区知道了，让区党委解决。这时明确我要回去了。
1941年12月，在安平凤凰铺，军区召集十分区党政军负责人专门讨论十分区变质问题，让我参加，回去接肖新槐的职务。共开了七天。在九分区开七天会还没问题，军区在庄高头。会上争论了两天。我和二十九团领导提前有接触，他们也支持我的意见。争论两天后，区党委做了结论。罗玉川、金城、黄敬书记，周小舟，军区的吕正操，程子华等参加了会议。
结论是：十分区变质关键是“左”的政策造成的。要纠正“左”的政策：一、军队打硬仗，劣势的八路军对优势的日军，这是不行的。二、没有研究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反复无常。黄敬说：游离于敌我之间，因为你“左”，他会跑到敌人那儿去，所以产生了一万二千多伪军。三、如果十分区不改变群众负担的政策，仍实行内战时的政策，让地主富农负担过重，这是有害的。对根据地来说，必须贯彻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然连一些开明士绅也离开我们了。四、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反复地鱼鳞拉网，铁壁合围，以为还有休息时间，其实是不停息的。
讨论了两天，在白洋淀休整。
1942年1月，我到了十分区。司令员是周彪，帅荣是政委，我是参谋长。我们在认识上好像是统一了，但参加会议时并没有在认识上真正统一起来。二三月，军队和地方上都学习文件，好统一思想认识。这是十地委的第一次争论。
“五一大扫荡”来了。
1942年5月，军队、地方上休整。没有像整风那样，还没有来得及把若干历史问题搞清楚，“扫荡”就来了，对各个分区均没有思想准备。这是1941年“扫荡”的重演，日军的做法已在其1941年的基础上发展了。第41师团、110师团和27师团等联合起来共五万多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进行“扫荡”，与对十分区的“扫荡”不完全一样，它发展了。日本军队从1938年增兵华北，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已承认陷入了持久战——没有把八路军消灭。它在沧石路以北采取的进攻，有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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