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父母为她选择的学校是孟加拉本地的初级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全名“St. John’s Diocesan Girl’s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它并不是上流阶层女孩就学的修女会学校（Convent），而是普通的教会学校。但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让斯皮瓦克记忆犹新。斯皮瓦克提到，该校的办学理念具有两重观念，它介于印度民主独立理想与旧有的英国殖民教育体系之间。[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1990 , p.35.] 在这间学校里，她必须学会使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前者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后者是她日后进行研究的语言，往返于两种语言，这是她最初的翻译体验。她意识到，用哪种语言来获取哪部分知识，两种知识之间如何互相沟通，这在翻译理论中并没有简单答案。有关翻译中的政治思考，这几乎是整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处理语言的不对等不仅是思考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关注话语权力的交叉与博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来源于此，她写道：
我把我自己视为说双语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我确实要翻译自己的母语。……我有两张脸，我不是被放逐者，也不是移民者，我是在美国持绿卡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这个位置上，我很难向谁妥协，因为我并非在美国自我边缘化，以博取那些真正边缘化的人们的同情。……我如今反观自身，明白自己是能在两个语境中行动的人，并警醒自己保持批判的声音，不让其中一个吞并另一个。[ G.C. Spvak , The Spivak Reader ,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 p.18.]
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的渗透和规训、东方语言对西方语言的抵制和内化、翻译的政治问题以双语的形式，这些现象交叉出现在斯皮瓦克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她体现到两种不同知识体系，还有话语权力的争夺与纠葛以及身份政治的复杂性。除此之外，我们从以上引文还可以看到，斯皮瓦克强调要与不同语言中隐含的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因为，不同语境得以成立的原则乃是存在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中，而要认识这些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抽离该种语境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屈从于主流判断，也不盲目遵守边缘抵抗的立场；因为来自边缘化地带的抵抗逻辑，往往有可能复制主流的权力话语运作规则。斯皮瓦克的双语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连续性翻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自觉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斯皮瓦克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它也激发了她后来从事翻译实践。
斯皮瓦克在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化地学习和研究了语言。1955年，她考入加尔各答大学的统辖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就读英语文学专业。1959年，斯皮瓦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多年以后，斯皮瓦克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仍充满感情。她说道，一提及统辖学院，她就陷入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怀想当中。[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学院虽然沿袭殖民时期的英式教育政策，但学校学术氛围活跃，各种激进思想登堂入室。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斯皮瓦克很早便触及到印度社会一些尖锐问题，如阶层隔离、底层人歧视等。她开始萌发对社会责任、政治改良、种族、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在这所学校里，她得遇良师，在其日后的访谈中，斯皮瓦克数次提到文学教授塔克拉-巴布（Tarak-babu），他教会斯皮瓦克怎样阅读：一方面要忠于原文，一方面要敢于想象。这一教诲令她受益终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
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转到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其间，她师从好几位著名学者，包括耶鲁“四人组”之一的保尔·德·曼教授（Paul de Man1919-1983）。她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为她后来翻译德里达的法文原著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 Spivak在攻读博士期间学习德语和法语的事见1992年她与Leon De Kock的访谈， 见Ariel，“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23, no.3July 1992. ]1967年，她在德曼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研究，题为《巨轮：叶芝诗歌中抒情之声的几个发展阶段》（The Great Wheel：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ats’Lyric Speaker）；她也因此获得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对斯皮瓦克来说，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六年，是她人生中“文化震撼”和“茫然”的时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因为她在家乡与白人没有任何接触，而到了美国，她却需要面临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化差异。她这样描述道：“我是在经历自己的阶级震撼、文化震撼，而且没有多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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