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业明星一起旅行（顶尖中国企业家以全明星阵容出访世界，作者作为全程跟随记者，贴身记录这群个性精英的每一面！柳传志、马云、王石、俞敏洪、黄怒波、马蔚华、郭广昌、冯仑、胡葆森、汪潮涌……））》 - 李翔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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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与商业明星一起旅行（顶尖中国企业家以全明星阵容出访世界，作者作为全程跟随记者，贴身记录这群个性精英的每一面！柳传志、马云、王石、俞敏洪、黄怒波、马蔚华、郭广昌、冯仑、胡葆森、汪潮涌……））

書城自編碼： 205835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管理→一般管理學
作者：李翔
國際書號(ISBN)： 9787308112819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69/12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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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马云、王石、俞敏洪、黄怒波、马蔚华、郭广昌、冯仑、胡葆森、汪潮涌……顶尖中国企业家以全明星阵容出访世界，作者作为全程跟随记者，贴身记录这群个性精英的每一面。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隆重推荐！

內容簡介：

由三十多位中国一流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出访世界，外媒评价：透过这群民营企业家，他们看到了更真实的中国，看到了更可持续的中国商业未来。
作者作为全程跟随采访的记者，以朋友的视角、零距离的贴身观察，真实地描述了这群“可能是中国最挑剔、最多事、最难伺候、最难被满足”的商业明星极为生活化的私人一面：柳传志骨子里的不迟到和对别人迟到的零容忍作风；马云对日本啤酒称赞有加，吃起薯片来津津有味；王石在纽约因跟出租车司机讲不清楚自己要去哪儿而被轰下车……
但这并非商业明星们旅程的全部。他们考察国外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和企业，畅谈投资，研习管理，探讨如何抢占国际市场……他们骄傲于自己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成绩，他们还在思考于商业之外应该做什么，能够怎么做。

關於作者：

李翔现任《时尚先生·ESQUIRE》主编，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总编辑助理，《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著有《谁更了解中国》、《商业的心灵》、《商业领袖访谈录》、《沸腾的十年：1999--2009年的中国纪事》等。

前言与商业为伍
Chapter 1 美国，现在开始更关心世界
我们是谁
到硅谷去
团长柳传志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与田溯宁聊乔布斯
Chapter 2 日本，马云说，我们还年轻
孙正义与谷川俊太郎
和马云共进晚餐
去做事和作出改变
真正的明星
给马云的信
Chapter 3 冰岛，从诗歌到商业
黄怒波在冰岛
海外的诱惑
不陌生的麻烦
资源与布局
不能做家门口的汉子
Chapter 4 英国，老的、贵的和酷的
造访“帝国”
古德伍德庄园
从劳斯莱斯到剑桥大学
李约瑟与卡梅伦
老的与酷的
胡葆森的忧郁笑话
中国商人的表演时刻
好的开幕式？坏的开幕式？
Chapter 5 创新机器与死魂灵
轰鸣的创新机器
衰落的死魂灵
后记

內容試閱：

　第一章美国，现在开始更关心世界

去美国的旅行是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一起。为期最长，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历次活动中出席理事最多的一次。

回来之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刘东华问我的感受。我说：复杂与简单。东岸沉重而复杂，西岸简单而富有激情。

当时是2011年的秋冬时节。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欧洲经济还岌岌可危，总统选战也要渐渐进入高潮。于是，在纽约和华盛顿，见到的政商精英们，无不忧心忡忡谈论美国经济，谈论拯救欧洲，谈论中美关系。

一个个出场见我们的人都分量十足。我们见了几个前任国务卿，见了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等重要公司的CEO，见了智囊机构的领袖人物，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布鲁斯金学会的鲁宾和桑顿。个个黑色西装，人人紧缩眉头，气氛颇为沉重。

一到硅谷，形势却完全转换，让人感慨硅谷真不愧是一个创新机器。我们碰到的所有人，都在谈论创新、谈论通过创新改变世界、谈论发现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当然，也会谈论通过创新赚大钱。在硅谷的四季酒店见到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在谷歌和FACEBOOK见到的互联网巨头，人人身上都洋溢着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在青春时所特有的活力。

对我自己影响最深的那些片段也发生在硅谷。一个时刻是在FACEBOOK的办公室，在马克·扎克伯格出来见我们之前。一位在FACEBOOK工作的华人用中文向我们介绍FACEBOOK的文化，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些什么。这句话瞬间就击中了我。妨碍一个人去做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不就是恐惧吗？但是如果你不恐惧，你又会做什么，会做怎样的选择？真是个好问题。

另一个时刻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同我一起旅行的商业明星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没有烦恼，四壁挂着昂贵的艺术品，桌上是饮不尽的酒。世界仿佛从未如此迷人过。你正身处一个财富平均值可能全球最高的房间内。

我和我一直很尊敬的朋友田溯宁碰杯饮酒。这时候，他将我拉到一旁，对我说：李翔，你应该知道你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场景所迷惑，然后放弃了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他担心我受到财富的蛊惑而放弃写作。当时我内心深为感动，同时，又觉得笼罩在个人未来之上的雾气又被他的话吹散了很多，在那一瞬间变得清晰。

还有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发生在从美国回来之后。我自己甚至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在微博上却因为几句话激起了轩然大波，为柳传志先生带来了不少麻烦。微博传播时，有好事者将我的采访中柳传志反对革命、主张改革的一段话浓缩为两个短语，将柳传志的话理解为柳传志反对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不上微博的柳传志因此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随后，还有不少传统媒体对之做出报道。更为荒谬的是，还有网站设置了一个投票的选项，让网民选择，你是赞同一人一票是公民的神圣权利，还是赞同柳传志说的我们不能一人一票。

虽然无法同柳传志先生受到的攻击相比，但这个意外也带给我个人一些困扰。作为一名记录者，我当然希望我的采访对象能够很诚恳地展示自己；但是作为一名理智和清醒的人，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要建议他们，还是好好地隐藏自己和自己的观点吧。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跟你讲道理的时代。那些你真心对其好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你。因此，先保护好自己再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是谁
我在11月初到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当然，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如今我们大多数人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这样的旅行，拍照、购物和大吃大喝，如果不是因为跟我一起旅行的大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与企业家，而旅行的内容又不外乎是同诸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布鲁斯金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这样的人开早餐会，或者同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以及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炙手可热的家伙们聊天。
旅行的组织者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因此，这个旅行团的全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现在请允许我引用前驻法大使和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建民的话来介绍他们：
“这个俱乐部有所不同。它的理事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中国CDP的一半，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占用了30%的资源。在座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做出努力……他们不仅关心自己公司的利润，也关心地球与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美国求学。汪潮涌当年怀揣30美元来到纽约，如今他是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他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这和美国梦并无不同。”
这是吴建民11月8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早餐会上演讲时说的。在当时，他可能是感觉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鲁宾隐约之间的冷淡。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曾经担任过高盛的联席主席，也曾经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财政部长的任期内，正是他和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一起主持了对墨西哥行将破产的经济的援助，因而被《时代》杂志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雅号。在简短的欢迎词中鲁宾似乎仅仅是在强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性，“我们会帮助华盛顿做政策制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很有影响力”，并且动员来访的企业家们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新项目的赞助者，“1967年我们开始了一个访问学者项目，将美国的年轻外交官送到海外国家学习和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在亚洲的印度和韩国已经有了项目，并计划在中国也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因此，大家如果有兴趣赞助，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总体而言，他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相较于鲁宾的淡漠，吴建民，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前外交官突然表现出一种外交辩论时的激烈。在做完重要性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他所提到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此后每一次在东岸的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与国际化问题、美国大选中的中美关系问题、中国企业家到美国投资时所受的待遇问题，间或还会涉及到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对欧债国家的救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并不让人惊讶，鲁宾的建议是：“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参与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以像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与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找到合适的援助方式去帮助欧洲。”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治家和前政要、学者与智囊、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每一次的会面，美国精英们都重复着自己的担心。他们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缓慢，担心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担心中国的人民币币值让中国持续保持低价的竞争力而让就业机会持续转移，担心美国大选中的两党分歧。中国的精英们有些抱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洞察心态，有些则忧心忡忡地担忧这种美国的焦虑会影响到隔岸的中国。他们之间不能说毫无隔阂，尽管他们也能达成共识，但是各自的思维习惯还是习惯于让他们用各自以为公正的态度在谈论对方或许不能接受的观点。
中国驻联合国全权大使李保东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的典范，而且我相信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能为中国人接受。“大选期间，政治家们将很多问题都推向了中国。这让我们必需向世界去说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他举出一个更容易让到他的官邸拜访的企业家们理解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公司经营得不好，不能归罪于另外一家公司一样，美国的经济增长缓慢，也不能归罪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自己的经营出了问题。”
他的很多观点为中国精英们认可。他不断在问的问题是，中国得到的制造业，“是我们自己争取过来的，还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卸包袱？”在这位外交官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要发展‘新经济’，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现在凡是出现危机的国家，当时都有这种想法。美国经济现在在缓慢地复苏，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改善，原因正是制造业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制造业，就像人没有了脊梁一样。虽然你的血液比如金融业什么的都在，但仍然是不健康的。”
柳传志在国内时，绝少谈论自己对与商业无关的议题的看法。而在美国，作为这个有35个企业家团员的代表团的团长，他却必需不断地传递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身为中国最为全球化的公司之一——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当然也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议论。而且，一贯推崇“低头种地、抬头看天”的企业运营思维的柳传志其实在平常就很注意去了解外部大环境的变迁——当联想集团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时，他必须去注意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当联想集团因为并购IBM的PC业务成为一家国际公司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任职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的柳传志，也必然会去关心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柳传志谈到，当他出差到联想在欧洲各国的分公司时，都会约一些当地的年长雇员聊天，向他们询问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他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取对时下陷入困境的欧洲各国的讯息与观念。他的感觉是，欧洲国家“并没有做好迎接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准备。”正像大多数观察家共同认为的那样，他看到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全球的产业分工，但是，“我没觉得它们（那些欧洲国家）对此有系统性的想法”。这些欧洲的老贵族们仍然生活在二十世纪。它们可能勉强接受了美国的崛起，甚至日本的强盛，它们也成功地让自己适应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迅速地再次变成了“旧世界”——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的美丽世界一样，新兴市场的崛起再次改变了世界，虽然它的深刻程度尚且有待验证。
尽管在国内同中欧商学院教授座谈时发表的观点在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柳传志并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观点，即欧洲国家的过度福利是一个大问题——他还为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说的本没有错，却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思考，连商学院的教授也与之辩论。他认为这有些匪夷所思：“希腊还要通过公投来全民赖账，这还了得？”
虽然柳传志认为，在应对世界迅速变化时，美国政府要比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更有“系统性思维”，但是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这会给美国政治家们想要迫切解决的就业问题带来难度。他反复讲的一个故事是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部门之后的例子。他说，如果联想不收购IBM的PC部门，这个部门在美国的3000多名员工可能就“散了”。收购之后，联想做了一部分裁员。但是柳传志说，“说实话，我们如果进一步裁员，还可以再压低成本。”“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大。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他所指的阻挠，是指无处不在人民币汇率议题。
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很多遍。去年当他被布鲁斯金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推荐给奥巴马总统接见时讲了一遍，如今在美国他又无数次地重复了这个故事。他给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讲过，给新任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约翰·布莱森和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也讲过。而无一例外的，这个故事都能让再雄辩的对手也一时之间哑口无言。这让67岁的柳传志从中得到了孩童般的快乐。当我们结束一次家庭拜访，去中国餐馆吃由重庆人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买单的重庆菜时，他得意洋洋，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比喻，“你自己应该想办法跑得快，而不能老是琢磨怎么让别人慢下来。”
正像柳传志不断用联想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一样，前外交官吴建民不断强调的是应该关注“正确的议题”。在吴建民看来，眼下我们反复争论的话题如人民币汇率等，全都是错失了方向的不正确的议题。何谓正确的议题，“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就业，而只有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则需要合理的投资渠道，而不仅仅是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美国需要投资，而中国持有的资金也需要合理投向”。“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到美国投资”，但是美国却没有做好准备来欢迎这些投资。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布鲁斯金学会、在同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布莱森会面时，吴建民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论断。这个论断基本总是能得到中国在纽约、华盛顿的外交官的认可，甚至包括鲍勃·鲁宾、约翰·桑顿和鲍威尔在内的美国精英人士也认为这个论点有其合理性。他们甚至能够给出合理的与可操作的建议，比如建议有意愿的中国公司可以先寻求州一级的政府的支持，因为州一级的政府会更加需要投资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不必纠缠于华盛顿的政策；再比如，建议中国公司可以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政治就是政治。而机敏的人如鲁宾和商务部长布莱森，还会当场提出，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优惠待遇，必然是双向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商投资方面的微妙的态度变化。
当爱国者的董事长冯军再次用他的中国员工签证问题来向副国务卿霍马茨提问时，霍马茨非常亲切地回应道，一方面包括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内的美国政治家已经在积极地寻求签证的解决方案，骆家辉甚至已经发表了公开言论，会将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签证的难易问题作为衡量大使任期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他很轻易地重新将球踢到了这些中国知名商界人士的脚下：由于外交对等协议，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人士的最长签证是一年时间，因此美方也必须如此。
即便这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国际化，在出关时他们护照上的签证记录已经让边境官员不需要再多加询问，或者他们的公司已经在纽约上市，拥有美国合作伙伴，毫无疑问他们也无能摆脱中国思维的惯性。其中一位团员对鲁宾言及，他认为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目前的紧张气氛中扮演着不好的作用，“媒体没有去关注那些好的和正面的信息，比如联想集团在美国创造了30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却总是盯着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对中国不利的新闻”。尖刻的鲁宾果不其然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反击：“对不起，在我几十年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我还从来不知道该如何让媒体多去报道那些正面消息。如果你有办法，我倒真的是需要向你们学习。”
媒体是他们在面对世界时的窗口，但却也是让他们感到头疼的麻烦。他们或许还没有习惯突然面对真正挑剔与刻薄的“无冕之王”。在纽约与华盛顿，柳传志三次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所引发的风波，“这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却在最初被媒体报道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后来在我们单独交谈时，柳传志回忆起1997年他第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那真是一副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柳传志的办公室，将两条腿翘在桌子上，对中国最著名也最有威信的企业家进行访问。这让后者颇为恼火，“于是我也把腿翘了起来。”回忆完往事，智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本身，都不是对中国很有好感。说实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不了解……媒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往不好的一面说。”
风波的主角黄怒波反倒是特别镇定。他在布鲁斯金学会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到自己所遭遇的风波，而仅仅是在歌颂完企业家精神，并表达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看法之后，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合作愿望很强，但是世界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有误读。”因此，“我们需要双方有更深层次的互相认识。国际化也是平等的国际化，西方国家也应该以国际化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公司。”冰岛购地媒体风暴的始作俑者《金融时报》还请他去参加报纸的一个活动，为此他还推迟了自己的赴美行程。尽管这最终可能搞砸了一笔交易，但黄怒波却已经把这家媒体视作误解消除之后的朋友。
让这些已经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对于大家而言，我是谁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是谁却并不清楚”。包括柳传志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内心仍然明白，当他们出现在西方世界中时，如果没有事先的沟通与准备，对方往往很难分辨清楚他们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何区别。他们知道当西方人想起中国公司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凭借着政府资源与政策支持而显得所向披靡的大型国有公司。中国商业力量的典型面孔可能仍然是中投的楼继伟——中投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显得格外活跃，而不是联想的柳传志。这让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来自红色中国的公司，背后站立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非像西方公司那样是由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所创，完全凭借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规则胜出。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起伏的外交关系有时也会让他们的商业行为变成筹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被商务部拒绝批准之案。因此，在见新任的商务部长、同样是商界出身的约翰·布莱森时，柳传志对布莱森说，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时，能够只看单个公司的情况，即这个公司是否足够优秀，是否符合在美国收购或投资的要求，而不要考虑当时整体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情况。张维迎此前曾说过，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而言，当他们在向外走到海外并购和投资时，还有一个障碍可能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这种情况已经真实的被感知到了。
当他们启程前往美国时，他们从要客通道走向国航的飞机，无需像大多数人那样排队走过哪怕是头等舱的安检通道。他们用以年计算的不等时间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财富、尊重与认可。尽管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可能同包括美国与欧洲有无数的关联。他们有子女在海外读最好的大学，他们在某个繁华和环境优美的城市拥有房产，他们的护照可以让他们轻松入境。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外部世界扩展自己的雄心时，却发现外部世界对他们的认知模糊而警惕。因此，当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在面对一个对他们全然陌生的世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从现在开始必须关心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了。也许，这只是一个开端。

到硅谷去
我行我素的极客与怪杰们
对于这群在中国大陆出类拔萃的商人们而言，硅谷是简单，是傲慢，是热情，也是惊奇。它交织着或许从未有过的冷遇、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简单，以及他们从未对某个具体人物表现出过的好奇。
硅谷最热门的三家公司，一为谷歌，一为FACEBOOK，一为苹果。三家之中我们拜访了两家。在这个代表团访问美国之前的长长准备期内，其日程上赫然列着一项苹果公司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的日程。它给人暗示或许那个最为傲慢也最为传奇的超级明星史蒂夫·乔布斯也会出现在访美的日程中——毕竟，我们可是代表着全世界最炙手可热和第二庞大经济体的GDP4％啊！随后，这项日程先是被更改为同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后来当乔布斯逝去的消息传来时，它也悄无声息消失在最终的日程中。
这只是失望的开始。11月15日早上对谷歌“校园”的访问也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落。之前所有人的预期是，这家搜索引擎巨头的创始人和现任CEO拉里·佩奇将会露面，甚至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前任CEO艾瑞克·施密特也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最终扮演接待角色的只有谷歌公关部的一位男士和一位谷歌地图项目的女性工作人员。就是由他们带领这些中国大陆可能是最杰出的商业精英们去参观谷歌那著名的办公环境：入口处挂着的维京航天飞船、一面全是液晶屏的著名的合影墙（由谷歌一位华裔员工和所有到访谷歌的知名人士的合影组成，其中包括奥巴马、LADYGAGA和达赖喇嘛）、开放的食堂、免费的随时可以取用的饮品、零食与水果、随处摆放的沙发、游戏机以及可以用来让你隐秘地打盹的奇特休息装置。
对谷歌而言，这已经是一项例外和特殊招待，因为他们从未接待过超过15人的访问。但对于这些专程到访且一路受到最高接待（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为了来见这些客户和潜在的客户们，甚至调整了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日程）的商业精英们而言，却深觉自己被怠慢。
他们感情复杂地参观完谷歌大楼，然后在摆满雕塑（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深海探险者塑像以及智能手机使用者已不陌生的安卓机器人雕像）的园区中匆匆走了一圈，就结束了这次公司拜访。牛根生在回来的车上抱怨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了，他们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出现。”牛根生已经出售了自己创立的公司蒙牛，如今是一名大自然保护协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前几天，他还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一些知名的慈善商人被邀请到洛克菲勒家族做客和短住。
汪潮涌拿过车载的麦克风，解释说其实谷歌一直对中国很冷淡。他回忆说，当2004年他的PE公司信中利和谷歌一起合作收购部分百度股份时，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经到北京去拜访百度。在一次约定的会面中，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带领着公司的所有高管在公司等候鼎鼎大名的谷歌神奇小子的到来，而据称布林则在清华东门外的广场玩上了滑板，以至于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个著名的误会在后来也被媒体描述过。最终布林等人到达百度时，正赶上中国的国庆节，空荡荡的办公室让谷歌的创始人认为这是这家中国公司在故意隐瞒自己的工程师团队。布林还用在清华东门玩滑板时的同样的漫不经心，问李彦宏，百度的标志是否是小狗的爪子。李彦宏不悦地回答说，它是熊爪。
面对谷歌让人赞叹的办公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反应也有着五味杂陈般的奇特。虽然这些以新型公司闻名的互联网企业早就在办公环境方面有着和工业时代的公司迥然不同的特征，但真正目睹时，还是会让人感到落差与惊奇。有人赞叹说，这里简直是社会主义。还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招来无穷无尽的拜访者，他们会涌入谷歌的办公室，享用谷歌免费无限量供应的食品和饮料。另一位制造业大亨则若有所思：“这些只是表象，千万别去学，谁学谁倒霉。”
这是硅谷的傲慢。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重要，那些极客与怪杰们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与自己的节奏来行事。我们在无数关于谷歌或者关于苹果的书与报道中都能看到这点。这些古怪的亿万富翁们我行我素。但这种傲慢却也让他们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因为这种傲慢本身就是对流行已久的“势利”的一种反击。
马克·扎克博格现身
惊喜则来自于马克·扎克博格。或许直到11月16日出发去FACEBOOK访问之前，这位硅谷最让人好奇的CEO仍然没有决定，自己是否会在公司同这些从遥远的中国到访的企业大亨们会面。为了安排这次旅行，宽带资本的田溯宁曾经请他们共同的朋友邓文迪给马克·扎克博格写过邮件。而很显然，这些人中跟马克·扎克博格最为熟悉的是新浪网的CEO曹国伟。因为推出和运营一款介于FACEBOOK和TWITTER之间的产品——新浪微博，曹国伟正在成为中国当下最耀眼的商业明星之一。扎克博格在2010年到中国的旅行中曾经访问过新浪网在北四环的办公室。当时他对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的访问（新浪、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被视为他想要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让FACEBOOK进入中国大陆的征兆。他是硅谷最大的传奇史蒂夫·乔布斯的朋友，也被视作他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上的接班人。而且，刚刚传出的消息是，他希望在2012年将FACEBOOK公开上市。
在FACEBOOK南加州大街1601号的办公室，我们才表现的像个真正的旅行团。每个人都要在它入口处有FACEBOOK标识的公司前台留影。它办公室的每一张招贴画和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注意，似乎这些细节中都蕴藏着它神奇魔力的密码。我们吃惊地看着他们那著名的文化：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什么；快速行动打破局面；让失败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还注意到他们推崇的平等和开放文化：即便是扎克博格本人，也是和所有的工程师们坐在一起，会议室的墙壁是三面玻璃，让它看上去不像是搞密谋的地方。这个新生巨人的办公室自然没有谷歌的办公室那样大面积和“气派”，但却散发着同样的气质：简洁、轻松，就像大学。
同它们相比，在硅谷拜访的另一外一家公司则是迥然不同。甲骨文拥有气派的在阳光下闪耀光芒的连体大楼，立在硅谷的入口处，像一个炫耀着自己的富有的贵妇。相形之下谷歌与FACEBOOK更像一个姿态轻松并且信心十足的年轻人。甲骨文的姿态是这些中国商业精英们最为熟悉的：气派的总部大楼、宽阔的会议室、西装革履的副总裁和环绕会议室一圈的看上去就质量不错的会议桌。而谷歌与FACEBOOK则拥有新生代的打破窠臼的布置与设计。后来，再看到甲骨文办公楼照片时，有人撇撇嘴说：“这不就是望京吗？”
当扎克博格出现时，那情境就像是一个明星受到理智的粉丝的欢迎。这些欢迎者的年龄普遍长于他，其中有些人正是他父辈的年纪；他们也在各自的商业领域赢得了相当的成就与尊重。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像孩子那样迸发出对这位硅谷金童最幼稚也最基本的好奇心：你为什么要学中文；电影《社交网络》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有何一致又有何不同；你去过中国几次；你的公司打算进入中国市场吗……
扎克博格，他像所有传说中的场景那样，穿着一件无领短袖体恤衫，淡黄色的短发紧贴额头，笑起来像个孩童，而他也用孩童般的方式来对待这次会面。他主动要求讲中文。对他而言，他只是将自己每周的例行中文课改到今天而已。在讲这门陌生的语言时，他语速缓慢，而且展示了超于常人的好脾气。有时候他只是在笑，让你不明白他有没有听懂你的问题。他的那些显赫的粉丝们则纷纷举起相机、iPhone或者手上有的任何具备拍照、录像功能的设备对准这位金童狂轰滥炸。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更多的了解。马克·扎克博格像个漫不经心的孩子，自己还在展露好奇心。更多的硅谷的简单与热情是通过同更焦虑的投资者和更不起眼的创业者的接触显现出来的。
风投大亨维诺德·科斯拉
东岸的精英们在谈论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和两党之间历史性的分歧、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而在硅谷，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创新。纽约和华盛顿弥漫着阵阵悲观的气息，在帕洛阿尔托感受到的却是热情的金钱的气息。在这里才能看到美国那架庞大的创新机器，不但没有受到灰暗的经济形势和政治辩论的影响，而且仍然在日夜不停地轰鸣作响。当你遇到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在硅谷的四季酒店，宽带资本的田溯宁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企业家们张罗了一场观摩硅谷运行之道的小活动。他邀请了一名刚刚以2亿美元价格出售掉自己创办的公司cloud的华人创业者Liang
Sheng、一名早期创业投资人Robet Nelsen、提出了摩尔定律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 Carver
Mead，以及已经成为风险投资界传奇人物的维诺德·科斯拉。而坐在台下聆听的，则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业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TCL的李东生、建业地产的胡葆森、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新东方的俞敏洪等。
和其他嘉宾不同，维诺德·科斯拉拒绝向这些人发表一场演讲，于是，就有了田溯宁向他的提问。这是一个总是在中国宣扬创新的人在向一个总是在硅谷宣扬创新的人的提问。他们两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田溯宁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同自己的朋友开始创办亚信科技，并将这家公司变成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维诺德·科斯拉则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田溯宁后来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亚信科技，参与创办了一家国有大型电信运营商网通，后来再度离开，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宽带资本；维诺德·科斯拉离开了太阳微系统（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同太阳微系统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太多分歧），加入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KPCB担任合伙人（约翰·杜尔也是KPCB的合伙人之一），后来离开KPCB，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科斯拉资本。
维诺德·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我们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为公司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当然，这些数字比起科斯拉最辉煌的成绩不算什么。他曾经以在6个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还来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的价值变为20亿美元。
此时的维诺德·科斯拉已经56岁，留着一头不加掩饰的白色短发，仍然保有着让人羡慕的瘦高身材，休闲西服内是一件高领长袖体恤衫。他说起话来还有着震动全场的大嗓门，像一个随时会冲到你面前去争抢机会的小伙子。田溯宁则文质彬彬戴一副眼镜，黑发整整齐齐贴在脑袋上，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当然，这个中国人心里头也藏着一把火，不然他不会以重新创业的激情把一群初创公司集中在北京的云谷，并且号称自己要和工程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向维诺德·科斯拉发问之后的第二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媒体开始创业的刘东华对田溯宁说，他从田溯宁的问题中听出了田自己的彷徨：“你问那个印度人，他很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辛苦工作，去寻找并投资新创公司，这其实是你在问自己的问题”。
人们总是观察自己的同类者，加以对比，并且提出问题，反问，为何我会这样，或者为何我不能如此。对田溯宁如此，对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许小年而言，也是如此。戈登·摩尔的密友，总结出摩尔定律的Carver
Mead教授就激发出了他的感慨。
Carver
Mead称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教育家。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年轻人学习，让他们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并且理解什么是创新。”他在演讲中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聪明人们坐下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全世界都专注于这种创新”。另一种创新则是去解决那些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去找出那些“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在Carver
Mead教授看来，“90％的现代经济都是通过第二种类型的创新才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这种创新的获利者”。
他忧心忡忡——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忧心忡忡激发了一位中国教授更多的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教育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喜欢施教，而不是跟年轻人们分享学习和创造的过程”。而施教理念的最大问题正是，它可能在传授已有的固定的知识方面不无道理，但是却只会让年轻人看到今天已有的知识，而错失“通往未来的不可知的机会”。它会让年轻人失去走出已有事物框架和已知经验的疆域的视野与勇气。
许小年向Carver
Mead提问说，如何才能说服和鼓励他在商学院的学生们更愿意去进行第二种创新，除了讲述成功者的经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Carver
Mead回答说，它的回报是写入史册。让人悲哀的正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是对创新者却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建立这一个体系，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回报前就摧毁他们。”
后来，在只有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场的场合，许小年感慨说，这些美国教授说的话，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说出不来。但是，因为他在中国找不到案例，所以他总是觉得缺乏底气。“美国保护创新的制度和文化还在。所以它会仍然是最创新的国家。”他说。同时，他简短地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谈到自己如何从一名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变成一名创新的支持者和一个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尽管面对的都是中国大陆最知名也最有成就的商业精英群体，但在私下的场合，许小年仍然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教授的直言不讳：“你们的成功只是邓小平的政策和13亿市场的成功。你们和硅谷的公司相差太远……”
而在看到这些硅谷人士的简单时，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也都表露出过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抱怨自己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他们必须像个长袖善舞者那样照顾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去满足所有那些有力量给你的生意和公司带来麻烦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人开玩笑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职责戏谑为首席吃饭官。当扎克博格问这些来访的中国商业精英在中国做公司和在美国做公司的区别时，所有人都告诉他：“那里更复杂……”在中国，扎克博格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研发，乔布斯也不可能扮演那个桀傲不逊的天才形象。因为，在中国你不可能如此简单。
可能没有人比曾经在硅谷工作过8年，如今又在运营着介于FACEBOOK和TWITTER间的产品新浪微博的曹国伟感受更深。就在来美国之前不久，他还必须和另外的一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如马云、马化腾等一起去参加一个政府组织的会议，在会上他们接受了党和政府要求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教导。
正是这架创新机器（它由容忍失败的文化、奖励创新的制度、大学与公司之间的互动、充沛风险投资等等一系列构成）让许小年如此考虑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前景，让他不无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中美两国都在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上有偏差，都低估了美国经济的潜力，都高估了中国的潜力。这种判断下两国关系就会紧张。我认为中国仍然应该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韬光养晦。我们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
我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做到从鲍鱼身上想到芯片（硅谷的一位风险投资者展示的项目案例）。我们现在所做的仍然只能是传统产业的发展。”

附：
维诺德·科斯拉谈创业与投资
田溯宁：你几乎是和硅谷一起成长起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在硅谷的创业经历？
Vinod
Khosla：我16岁时候读了很多美国杂志，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就在那些阅读中我知道了英特尔公司，知道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匈牙利移民创立的伟大公司。我很喜欢这个梦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立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来到了硅谷，并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创业。
我创立的第一个公司是太阳微系统，是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公司。当时是1982年，我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此前我先是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然后再到斯坦福读的MBA。Sun公司是个非常特别的计算机系统公司，它可以做工作站。后来这家公司上市了。Sun很有趣，即便在1992年。
在这个过程中，斯坦福大学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Sun公司之前的名字叫斯坦福大学网络（ 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Sun就是这个名称的缩写。Sun公司是由我与另外一名研究生一起创办的。其实甚至在我创办Sun之前，我就在和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一起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学校和产业界的合作，也是硅谷精神。
田溯宁：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年硅谷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Vinod
Khosla：30年前的硅谷文化还不像现在这样，创业文化这么浓厚。你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个公司来做豆奶。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因为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今天，你要想创业的话，几乎是肯定可以立即开始的。即便你从大公司出来，创建了一家小公司，大家还是会很尊敬你。比如像我的一个朋友吉姆·巴克斯代尔，他在1995年时有两个工作offer，一个是att的CEO，一个是去做网景公司的CEO。当时网景公司还只有40个人，而att已经是一家电信巨头。但是他选择了网景，尽管前者很庞大。
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创业者一起工作。你在大公司工作，大家给你的尊敬反而比较少。你要是敢于创业，大家就会比较尊重你，不管你成功与否。投资人也愿意投钱给你。总而言之，投资人支持你，管理人员支持你。现在FACEBOOK、谷歌公司的人都愿意到小公司工作，这非常有意思。我儿子从斯坦福毕业时就想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生甚至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业。
田溯宁：你早已经很成功，但你还是在不断去寻找新的创意公司做投资。我想请问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Vinod
Khosla：每个人感受到的激励是不同的。我的有些朋友会花一个亿去买游艇或者飞机，这是他们喜欢的生活。我个人喜欢体验初创企业经历的挑战。花2亿美元投资40家公司，要比买一艘游艇或者一架飞机让我高兴的多。
做投资时，每天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他们都非常现实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手上有一个新的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够在两年内打败谷歌。这些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印度长大。印度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害怕失败，因此不会冒风险去尝试。但只有敢于尝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正这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大问题：人们害怕失败，怯于尝试，虽然印度有很多人才。
至于我个人而言，我有愿意失败的意愿，反而是这种愿意失败的意愿给了我让我成功的能力。我不在乎失败。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当然更好。
现在的商业世界都在谈论如果减少风险。问题是太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把风险降到了太低，以至于虽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成功时，成功的结果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个说法，敢于接受更高风险的人，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田溯宁：过去三、四十年你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挫折是什么？
Vinod
Khosla：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我所遭受的失败和失败的方式。但是我可以说，我经历的失败要比在座诸位加起来都多，因为我做得尝试太多了。其实在我们创立太阳微系统之前不久，我们就曾建立过一家公司，但是它在九个月后就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5年后，没人记住我们做失败的公司，但所有人都记住了我们做成功的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有重要的失败的案例。我也会做一些分析，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有时一次失败会带给你1500万至4000万美元的损失，可谓代价高昂，但是你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举出很多失败的例子。每年都有。但是我只能记住我最成功的例子。
田溯宁：因此你是一个更加乐观的人？
Vinod Khosla：我觉得我越老越乐观。
硅谷见证过很多巨大的成功。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巨大成功的案例。
JFK（肯尼迪总统）说过，所有的人类进步都取决于不理性的男人和不理性的女人。比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但是他的创意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囊括了进去。每年我都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变化中产生的企业家。
对于我来说，项目层面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认为，对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而言，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企业家，而不是国家和政府。
创新的企业家可以让教育变得更便宜、更便捷。创新的企业家也可以让医疗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未来绝大多数诊断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未来所有的照明能耗都会降低75%，供暖系统也是如此，创新的企业家也一定会找出能够代替石油的能源。
我经常说，我们很难对未来十年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变化太迅速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这么快进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老生常谈地发议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将人类某个时间段内对未来的预测和预言的实现程度做对比，结果发现，我们人类所有的预测的准确性，基本上和猿猴做的预测一样，完全是随机的。因此，不能相信预测。预测未来的唯一方式是去创造未来。不管是在教育、移动互联网还是医疗领域。必须要用主动创新的方式去面对风险，而不是去预测未来。
再举一个例子，休斯顿的一家公司QIOR，正在进行把生物能量进行转化的工作。自然界需要经过几百万年才能把生物能量转化变成石油，而这个公司用十秒钟脱氧处理，然后就能从生物中创造出能源，它的成本也很低。如果这个公司的努力能够实现，那么它完全可以解决能源问题。现在这家公司是一个价值1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一旦这种努力能够实现，并将生产成本降低，就可以改变整个地球能源状况和世界地缘政治。现在每年中国、美国和印度都会花大量的钱去买石油，如果能源状况改变，这些钱就可以用在改善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上。
这也是我乐观的原因。人类会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能源来源，然后随之的连锁反应是可以把农村的收入提高。我还投资过一个发动机公司，它在尝试把发动机效率提高50%，油耗降低20%。这些都会对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变化。我相信这些努力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成功。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技术都在向这方面迈进。实际上，我们的投资力度还不够，在改变未来方面做得还不够。
田溯宁：未来中国、印度和硅谷分别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Vinod
Khosla：过去5-10年间，传统的经济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西方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对俄罗斯我没那么乐观。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要从欧洲和美国跳出，新的经济体增长已经很迅速。很多时候一些大的想法好像总是没有办法冒出来，之所以如此，我的观点是，新的想法需要有新的混乱的环境。现在的情况是，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很蓬勃，发展也很迅速。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全球环境会激发出更多创新的火花。我们需要做得是混合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创业的文化、印度的、巴西的。多种力量并行对未来有很多好处。
杨绍鹏：如果你儿子的创业需要融资，你会给吗？
Vinod Khosla：今天他得自力更生才行。我儿子的日子已经过得太好了。
杨绍鹏：你允许别人失败，为什么不允许他失败？
Vinod
Khosla：我从过去学习到的经验是，如果事情不如你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失败会让你学到更多。我的孩子像我一样，信心太足，有点傲慢，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遭遇失败时，他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我希望我孩子也会从失败中学到同样的教训。
讲到创业，你必须坚持，不断尝试。即便是我的孩子，我也会让他们经历了足够的痛苦才会出手相助。
汪潮涌：你为什么决定离开KPCB？下一个十亿美元的公司在哪里？
Vinod
Khosla：我现在也会经常和他们合作，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投资项目。KPCB是一个很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它是一个太大的公司，有很多合伙人，所以比较难以做疯狂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好几百项投资，我坚持不要老是去看投资的成功率。当然我知道如果总是不看投资成功率，这也挺偏激的。还是那句话，我不介意失败，但如果成功的话，最好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如果从财务来讲，我认为投资的成功率和投资的回报率都很重要。但是大的公司没有办法这么做，这种举动还是挺实验性的。
举个例子，我投资过一个能源公司，它在研究如何把木材转化为石油。碰到这种情况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会说你应该审慎点。我却说，它有90%的几率会失败，但是我看到的是10%的几率会成功，它会赚回几百倍的回报。我看的是10%的成功的可能，这和大的投资公司不同。我也投资了twitter创始人之一
Jack
Dorsey创立的一个新的支付公司。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个人过来找我，他的观点是，喂牛吃玉米和饲料，然后人类再吃牛肉，这种做法非常没有效率。他说，我们现在不通过这种转换就可以吃到牛肉。他的说法听起来很怪异，但我们投资了。我会做各种实验。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大机会，而我看到的是各种实验性的做法。我之所以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因为这样我可以更为自由，可以做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我都不介意。
汪潮涌：你如何看待太阳能行业？
Vinod
Khosla：很多人觉得太阳能和风能其实不是很好的能源来源。想象一下，电力公司给你提供电，但声明只有在有太阳和有风时才行，你会怎么说？人们都会在有时间时看电视，而不是在有太阳和有风时看电视，对吧？如果只能这样，那这个想法就很糟糕，因为大部分人想要在需要有电的时候就有电。
因此，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而言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存储！如果能有存储的技术，让人想用电就用，这才重要。但我认为最好的储电方式不是电池，而是另一种压缩能量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这不合理，但我认为有希望。我就喜欢另辟蹊径的方式。
（另外两名提问者：杨绍鹏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董事长；汪潮涌为投资公司信中利的董事长、前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代表）

团长柳传志
在这疲劳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等待着晚餐的开始，三三两两分开来讲无聊的笑话，或者谈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吴建民与胡葆森在一个角落谈论着外交关系；朱新礼、牛根生和艾欣在讨论他们的快速消费品与乡村话题；汪潮涌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人介绍美洲杯帆船赛；吴亚军和夏华有她们的女性话题，不过，随后唐越和冯仑也加入进来，一起抱怨这疲倦的一天，并且最终将话题的焦点放在了组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次规模庞大的出行事宜上，从酒店的价格到飞行的费用，他们都要讨论一番。
打破这种无序状态的不是晚餐的开始，而是柳传志的到来。他没有跟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搭乘班机来到纽约。因为当时他必须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且在发布会后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他刚刚完成了两项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将联想集团负责海外市场的高级副总裁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任或者叫挖角至联想控股，由其负责柳传志一直雄心勃勃想要大展拳脚的农业领域；紧接着，就在出发的前夜，联想集团宣布柳传志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交由杨元庆接任。
中国太大，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
柳传志笑容满面地带着自己的英文秘书出现在帆船俱乐部，身着老派的黑色西服套装。看到他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等着和他握手，并且进行简单的寒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看着柳传志的出现迅速让整个场面变得有序，脸上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领导可算来了。”她说。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说，柳传志一出现，整个场面就被“HOLD住”了。
除了是联想控股的掌门人和中国最知名的教父级企业家之外，他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是此次有35名企业家参与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团长。除却自己家里要种的地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之外，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可能是需要他投入时间与精力最多的身份。尽管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明言，但他却抱有雄心，要将这个俱乐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非政府组织。
后来在华盛顿的四季酒店，柳传志端着一杯茶对我说：“你也看到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有企业家是追求理想的。”这和柳传志一贯的要做出各种努力去“湿润空气”的观念一致。尽管鲜少谈论自己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从不介入舆论中的改革争论，也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各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治政策的看法，但柳传志却并非不关心或者对这些事情全无感触。他在不少非公开场合都言及，作为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受益者的企业家，应该有“正气”，不仅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还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最有力推动者。
他的老领导、对于联想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周光召，也曾经以此责任勉励过柳传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光召都是柳传志和联想的庇护者。已经退休的周光召依然是柳传志愿意与之分享心得和请教问题的长者。在曾经的一次谈话中，周光召鼓励柳传志说，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像今天的内地一样，“也是乱七八糟的，随地吐痰啊、不遵守秩序啊、排队加塞啊”，但是有一家公司扮演了驱动整个香港社会发生变革的榜样角色——汇丰银行，“一个企业带动了整个香港社会”。
但是“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就一个企业去带动整个社会”。柳传志经常感慨说，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明天气温32摄氏度，我们就会很清楚，不会有任何疑问；可是如果天气预报说，中国明天气温32摄氏度，所有人都会大惑不解，到底是哪里32摄氏度，你说的是哈尔滨还是广州。
“所以这就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他话锋一转，谈到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使命，不是说大家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只研究自己企业如何经营。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尽企业在社会上的一份责任。”
有那么一个时刻，柳传志并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否获得足够多的呼应。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将近五周年时，在一个大多数理事参加的理事大会上，所有成员来投票表决，这个俱乐部的性质，究竟是一个走向封闭的小圈子的聚会，还是追求影响力的走向开放的非政府组织。对于柳传志来说，这个场景并不陌生。他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会也曾经面临过同样的表决，而最终的决议是大部分泰山会成员都赞成让泰山会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交组织，放弃追求对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力。“表决之后，从此以后我们所有活动的议程都做出了调整。”柳传志回忆说。但是这一次，柳传志没有失望，大部分成员赞成他的心中所想。“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些紧张。如果大部分人都赞成俱乐部就是一个内部组织，你说我要当一个内部俱乐部的理事长，这叫什么事儿?”柳传志后来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说。
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
第二天一早，柳传志早早来到了旅行大巴上。前一天晚上LVMH集团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的招待晚宴结束之后，他回到下榻的纽约半岛酒店，为了倒时差，他服下安眠药，一觉睡到早上四点。
代表团团长首先定下规矩。规矩之中，首要的还是柳传志一贯所强调的准时：迟到一分钟罚款100美元，1000美元封顶。封顶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大客车最多只会等10分钟，超出10分钟，迟到者只能自己坐出租车到活动现场奉上罚款。今天的被罚者是昨天晚上刚刚加入的李东生。李东生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电影和电视剧中走出的人物。他上了车之后马上又发现自己忘记带护照——因为约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需要随身带护照。这让众人开始起哄：回去拿护照，是不是也要罚款？柳传志继续说：“定了的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像东生迟到，就要罚款。回去拿护照算不算迟到，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算通过。包括以后说了要穿正装，没有穿的，也要惩罚。”柳传志有着著名的不迟到和对别人迟到的零容忍作风，这一习惯并没有因团友的身份而有所改变。
“既然话筒在我手里，那我就抓住这个权利多说几句”，他继续开始阐述定规矩这个话题。“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我们中国现在的毛病，就是定了的制度，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对有的人执行而对有的人不执行。”当然，这个规定，柳传志也要执行。在华盛顿时，由于在自己的房间接受我的访问，他的秘书在一旁听得入迷而忘记提醒，柳传志抬手看表，发现只差5分钟就要迟到，他抓起外套就往门外冲。回头看到我还笑着埋怨：“你看因为你，害我差点迟到。要真迟到该多尴尬。”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和这个团队中的长者，他同时也提醒所有人在美国的发言要注意“以下四点”：“1.首先说了这话得让你自己心里满意，达到你自己的要求。2.得让政府满意，我这里指的是中国政府，你在国内说了过头的话，有时候政府还可以理解，但你在国外说了过头的话，政府说不定就会很生气。来之前我们专门跟外交部副部长吃了饭，外交部当然对我们表示支持，但是肯定不希望我们在海外给人家添乱。3.尤其是现在因为有微博，你说话的时候还要考虑，这话能不能让老百姓满意。前几天我和中欧的6个教授一起讨论问题，我说欧洲的问题就在于过度福利，结果就传到了媒体那儿。我以为中欧的教授会和我观点一致，但是其实有人不赞成。而我这话老百姓当然肯定不爱听。当天晚上我宣布辞去联想集团的董事长职务，还临时准备了很多跟联想福利相关的材料，这才算没有把事情继续扩大。4.说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下美国人的情绪。”
“都照顾到了，话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柳传志说。这一刻他表现出人情通达的周全。而在这个由出类拔萃者构成的访问团中用风险投资家唐越的话来说，“这群人可能是中国最挑剔、最多事、最难伺候也最难被满足的一群人”，也唯有他可以来定此规则。
下面的人开始笑，有人开玩笑道：“都照顾到了，也没什么可说了。”但是无人敢于正式反驳柳传志。在这群同样重要的企业家中，柳传志仍然和在自己的公司一样，决断、引导、调和。
他鼓励所有人展示自己——本来这群公司领导者根本无需他人加以鼓励，但是当他们聚合在一起时，他们也像任何一个群体那样，有人喜欢发言，有人相对沉默。柳传志则不断调和着这一切。在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见完面之后，他对他的俱乐部同仁们说：“大家别都拘着，像领导接见一样。我讲完之后，哥几个一起上。”在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会面之前，他还特意叮嘱：“待会儿老鲍来了大家都要发言啊，不能光让我一个人说。你们每一桌都得发言啊。”
2011
年11月14日，华盛顿的最后一站，在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接见这些从中国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时，柳传志突然开始成为规则制定者。他对霍马茨说：“我想提出一个建议，您可以考虑向我们提三个问题，我们中的人会自愿来回答这些问题。剩下的时间我们问你问题。”——在会见结束之后，他谈到了当天早上在布鲁斯金学会的会谈是如何被约翰·桑顿所掌控的，然后开了个玩笑:“这是在东岸的最后一站，我就发一回飙。”
这一站只是开始
在这天晚上，我们就会搭乘四架公务机离开华盛顿。其中三架达索会开往洛杉矶，另外一架猎鹰则会载着包括柳传志、赵令欢和胡葆森在内的企业家们前往芝加哥，在那里会见包括芝加哥戴利家族与黑石创始人在内的政治与商业精英。而柳传志则在进行着最后的嘱咐。他将下一站团长的职务委托给了他第一天制定规则时就被罚款的李东生，然后再一次对那些著名的“大嘴巴”们叮咛，一定要考虑他给大家的建议，比如，他建议经济学家张维迎不要再提到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
他再一次对大家提到了责任与义务。无论是这个代表团离开北京之前，还是在他们抵达美国之后，见到他们的中国外交官都会强调他们所担负的“民间外交”的使命。他们总是强调，这群人的非官方背景和商业身份，或许会让包括美国政治家在内的“各界人士”更愿意相信和聆听他们的观点；而这又是一个中美关系的特殊时刻，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焦点，中国是否夺去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将被反复讨论。
在成为像他们拜访的外交关系学会、布鲁斯金学会或者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这样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组织上，这一站只是开始。而对于柳传志而言，也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期待与想象空间：他能否像过去那些成功的商人那样，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获取更多的商业之外的影响力，同时也推动着他想要的进步，就像参与写作《日本可以说不》的盛田昭夫，或者醉心于维持和平与推动美国进步的安德鲁·卡内基？这是否会成为柳传志的新使命？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
另一个柳传志
“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11月13日晚上在美国政治顾问、Ashcroft集团联合创始人茱莉安娜·格洛弗为访问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举行的家宴上，柳传志端着红酒杯，借助自己的翻译对三位美国政治家说。参加这次在华盛顿的简单家宴的美国政界人士包括克林顿政府白宫幕僚长马克·麦克拉蒂等人。
同所有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共同参与的聚会一样，华盛顿的这栋别墅中充满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问题、以及大选前夕关于中国的辩论这些话题。作为代表团团长的柳传志则鼓励代表团中的企业家们说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柳传志的真实看法正是：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即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不是紧紧盯着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在2012大选之前的辩论中，中国被画在了靶心，成为人人意欲击中的目标；而在这场华盛顿的小型宴席上，柳传志则是靶心。虽然自己使用英文交流有问题，但是他表现出的强烈的与人交流的愿望，以及他代表的联想集团是到场的美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公司的事实——尽管他在到美国之前，刚刚宣布辞去联想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职务，让他成为交流的中心。最多时有五名美国客人和三名中国客人围着柳传志，听他借助自己的国际秘书来回答提问、分享看法，听他解释为什么中国不是一头自私的怪兽，而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一位美国客人严肃地问柳传志：那么请问联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零部件采购是否在扩大呢？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是，联想集团是否也像很多跨国公司如卡特彼勒等公司那样，在向中国转移其订单、采购与工作机会？柳传志的回答让他意外。柳传志说，如果从总量上来看，联想集团在中国的采购的确在增加，但这是因为联想集团的业务在过去几年中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是，从比例来看，并无变化，举例而言，CPU仍然来自美国的英特尔，硬盘仍然来自泰国的制造商。
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柳传志对侧身聆听的美国政界人士说，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他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
PC业务之后，在美国仍然保留着将近3000名雇员，“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大。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或其他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跑步的跑步选手。
这个比喻和他表现出的好辩让他自己兴奋不已，甚至在离开好客的主人家之后，柳传志还在回忆自己同那些美国政治家们的争论：“你说我讲得对不对？一下子就让他哑口无言。我就是要跟那个最强硬的辩论。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整天去挑人家的毛病……”
这一刻的柳传志展现的是他的另一面，不是侃侃而谈联想集团的国际化或者联想控股的宏大蓝图的商业教父，而是一名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局势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精英，就像在写作《日本可以说不》的盛田昭夫一样。他认真地对愿意听他讲话的美国智囊机构成员和政治家们说：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美国的问题，而欧洲的问题在于过度的国家福利，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修正自己遇到的问题，而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则缺乏系统性的应对变革的准备。
在一场为期12天的访问美国的旅行中，柳传志的角色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团长，最自然地也是首要的发言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商业世界最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复星国际的郭广昌、河南建业的胡葆森、万通地产的冯仑、中坤集团的黄怒波、龙湖地产的吴亚军、TCL的李东生等人。他们领导的公司据称代表着中国经济总量的4%。他们在出行前就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关注。而在美国的日程则是和包括布鲁斯金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囊机构的会议，同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奥尔布莱特的谈话，以及同大公司的领导者如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的讨论。即便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柳传志习惯性的开场白仍然是：“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的代表团。”自从年初在白宫被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接见之后，柳传志可能还从没有如此密集地在美国出席过这么多的会见与活动，也没有对美国人发表过如此多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可能也从未如此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这些大问题的看法：中国的改革、中美关系以及企业家群体的角色。这是同以往不同的另一个柳传志，热心地同我们分享他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观点。
访谈
李翔：您为什么会愿意来做一个NGO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领导者？
柳传志：冠冕堂皇地说，你也看见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
我觉得正气还是挺重要的，要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在追求理想。企业家群体确实是在国民各个层次中非常重要的群体，它最需要这个国家的安定，它也是这次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这个群体本身是不是有正气，跟整体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确实是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来发出这种声音。
李翔：它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要求多吗？
柳传志：不多也不算少。我现在家里头还有地要种，就算多；没有地要种，就不算多。家里面事儿没布置完呢。我布置完了，就不用管，到时候有人查就行了。没有全布置完的时候，出来时间长了，心里就会有点着急。这个时候，我刚把联想集团辞了，正是调兵遣将的时候，再过一年多两年，我就会好一些。
在整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头，我估计大多数人还属于比较忙的。我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俱乐部，那里有一半人是闲的，都是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太想干活了。包括史玉柱这样的，算半忙状态。这个组织的人还都是积极要求上进啊，都还是比较忙。
李翔：作为一个群体访问美国跟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来访问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异？柳总您之前也来过很多次，包括和奥巴马总统也见过。
柳传志：大家单个来，都是跟自己商业活动有关的事儿。没事儿谁会专门跑过来见美国政府和NGO。除了沽名钓誉的人，没有人做这个。但是一个群体不一样，因为这个群体本身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告诉人家中国企业家群体是怎么样的。我估计没有谁会有很直接的商业上的需求，但可能会给今后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在了解了这个群体、认识了这些人之后。这些企业家本来就已经到了一定的境地，有了一定势能，不会为太急功近利的目的来。
李翔：那它有带给这个群体和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价值吗？您刚才讲的很多更像是在尽义务一样。
柳传志：你说尽义务的话也挺对的。但是首先，其实大家尽义务也尽得挺愉快。这次我们到美国同时受到了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重视。驻纽约公使、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馆公使都会见面接待，在美国也是跟包括前国务卿鲍威尔、现任商务部长、芝加哥的戴利家族等人见面，这也是作为一个群体才能享受到的。说实话这种尊重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第二，企业家俱乐部里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大家平时接触的时间少，通过这个机会能多一些接触。就比如有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了一场又一场，这也是愉快。弄得不高兴，谁会跟谁喝了一场又一场？
李翔：您觉得类似的企业家组织如何能给群体和社会带来价值，而避免沦为单纯的社交？
柳传志：首先你得把目标定起来，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你按目标做，就避免了。有的俱乐部，结构松散，实际做的时候跟说的不一样，就肯定免不了沦为社交。有的组织就明确说，我们就只是个内部组织。比如泰山俱乐部，原来老的秘书长在的时候，老想向外发出信息，结果被我们所有成员开会否决了，否决了以后，就把会刊给撤了，每次开会的内容全改了，变成了现在一个以联谊为主的组织。欧美同学会也是封闭的组织，就是为了内部提高各自企业管理，或者抓住商业机会。有的组织封闭也是为了在内部大家随便发言，方便说话。
李翔：这次和之前在同美国政商界的接触中，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
柳传志：我跟商界的接触还比较多。美国商界人士关心的都还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不太存在太大的宏观的问题。宏观上的问题，比如跟美国政界人士这次的接触，我们都尽量避开这些事情。当然，我也很委婉地跟鲍威尔提到了南海问题。
至于说人民币升值与否这些事情，我们肯定稳稳当当中国自己做，不愿意让人家人逼着做。人民币如果一把将汇率到5，肯定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应。我是特别主张以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所以我现在新进入的产业，全都是消费为主的产业。说实话目前人民币升值对联想集团几乎没什么影响。因为联想集团既在国内采购向国外卖东西，也在国外采购向国内卖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很得力的CFO，所以，我们的外汇挺平衡的。但整个国家肯定受不了。那么多人靠制造业吃饭，你要愣做，能行吗，那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它肯定会激起中国老百姓包括商界人士对外国人的极大反感。谁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怎怎么样。
再有一个就是，就中国政府而言，我觉得，中国政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不相信政府真的就是没事儿老要给美国找刺儿。所以不要总是把我们当假想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当然我们也犯不上跟人较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代表老百姓的这种想法，跟他们讲。我觉得他们会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代表官方。但你要说的口气过硬，没准人家又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背后有官方背景。
李翔：您在跟前财长鲁宾等人会面时都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的事情。这件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吗？
柳传志：当然。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的。我觉得，总体上美国媒体的负责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类政治类报纸，都不是对中国很有好感。主要还是不了解。
1997年，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那时候联想在国际上影响很小。他跟高官似的，他把腿这样翘起来跟我说话。他这么着跟我说话（做出模仿动作）。所以我马上也把腿翘起来。这样大家在一起还谈什么，甭谈了。那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一幅瞧不上。他可能没想到接下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还是挺快。
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重要的。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李翔：张维迎教授说过一个观点，民企到海外投资，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它会让媒体和公众认为这些企业背后就是国家。您认同吗？
柳传志：部分认同。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作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
第二，也是由于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不同步，造成了商业诚信的缺失。西方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对我们加以小心，加上我们改革又不力，这个时候，往外走的企业就容易遭遇别人的信任危机与误解。
但我相信像联想这样，在并购IBM的PC成功之后，能让海外员工的感觉还特别好，而且越来越好，对改变中国形象虽然起不到大作用，但聚沙成塔，也会有用。当我们的企业真的要去并购国际企业的时候，在达到商业目的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企业形象。大家都这么做，它就会好一些。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只注意到并购之后如何节约成本，裁掉多少员工，把工厂往中国搬，愣这么做，就会出问题。
李翔：您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柳传志：上次德国《明镜》周刊的一个记者这样问过我。他很明确地问我，你们是国有企业，你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对客户有害的决定？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在我们的整个公司股权架构中，大股东占的股份是三分之一，而在大股东里国有股权也只有一部分。在联想集团里，从董事会、管理层到普通员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会做任何违背商业道德的事情。当时在场陪着我接受采访还的有一个联想集团的欧洲员工，是联想在欧洲的资深营销总监，她也觉得很好笑。
李翔：即使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还会有一个那么有名的杂志的记者来这样提问，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
柳传志：不了解中国的人还是很多。其实那个记者会说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做很多件遵守原则的事情，但只要有一两件事情违背了原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具体举例说，比如朱新礼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收购的事情被商务部否决掉，这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因为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引起人家很多很强烈的想法。
话说回来，《明镜》周刊虽然这样问，但总体还是友善的。为什么？因为我透明。我在公司内部真的是很透明，包括财务都很透明。除了我正在准备的人事变动和收购等属于我们的最高机密和联交所规定不得披露的信息之外，我没什么可保密的。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要做的事情，我基本全是分几步走都说清楚。对竞争对手都很友好，我就是要这么做，分几步，咱们来竞争，没有什么特别要保密的。海尔和华为都不像我们透明。一不透明，你说的话，人家就可信可不信。
我的目标未必多崇高，但我真的按着目标做。我只是说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后面说要赚钱，这些话都是真的。也别唱高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能透明。以前有人跟我说过距离产生美什么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很多人觉得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不让人看见你真实的做法，像皇帝那样，天威难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真的是一种当皇上的感觉。所有我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都在猜测，我的权力确实大到任何人都心里害怕。但是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你要跟人家产生美，谁跟你一起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做啊？
按说我的能耐我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是坚决不做。我有很多次机会，但我是坚决不愿意往这方面调。毛泽东到最后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怕他怕得要命。他舒服吗？其实他并不舒服。我是求了一个真正的舒服。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表示不同于我的意见、跟我辩论。他们是真的有主人的感觉。
柳传志的本意与苦心
三个月之前，我在美国对联想控股的柳传志先生做了一个访问。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非常希望像柳传志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发出一些商业之外的声音，能够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跳出自己的切身之事，来关心大的同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相关的问题。我在之前的一次交谈中也向柳传志先生表达过类似想法。

因此，我选定的访问主题是“另一个柳传志”，即不是大家平日所看到企业家形象的柳传志，总是在谈论联想集团的国际化，联想控股的投资事宜，而是一个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生疾苦的思考者。

大家都知道，由于自身的商业利益牵扯万千，大部分商业人士是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但是柳传志在访问中没有避讳这一点，主动说了一些自己对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的思考。
后来这篇访问在《经济观察报》刊登了出来，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谈论。但是，一些网络媒体在转载这篇文章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将柳传志先生谈话中的一段话概括为两个短句，即“一人一票万劫不复”。

仅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柳传志先生反对在中国推行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甚至反对在中国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与改良。
作为这篇访问的作者，我得说，这和柳传志先生的本意是极为不同的。

这段话的原文是：“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我是特别希望中国的空气湿润，也是特别注意老百姓生活的。我还真的是属于企业家里面很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有些社会学者的观点，我很能接受。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

根据原文，我认为柳传志先生想要传达的意思，首先是中国的确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改良，以此来解决我们从1978年改革至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之痛心的贫富差距问题、住房和医疗问题——如果我记得没错，柳传志先生还专门谈论过《蜗居》——以及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社会不公。

第二层面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改革与改良，但是我们不需要的是那种突然之间的过于剧烈的变革，甚至是革命。因为这种突然的剧烈变革与革命，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我们预期中的会使我们通往美好社会。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没有给国家与社会建立好独立的司法的保护层，剧烈的变革与革命，带来的后果可能就如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那样，无视个人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利与财产权利。这会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具体到其中所谓一人一票，在谈话中，柳传志先生曾提及，他跟人讨论过，如果要让现在全国的老百姓来投票，要不要把各地的高尔夫球场全部拆毁，结果肯定是要。这句话没有在最终访问稿中出现。仅谈论访问稿中的“一人一票”，我以为柳传志先生的意思是，如果现在就发生了剧烈的社会运动，全民讨论如何处置邓小平所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难免会陷入先均贫富，实现了所谓“平等”之后，再来讨论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按照原文和原意理解，我并不认为柳传志先生所说有何不妥。我也不认为柳传志先生会反对诸位网友和有识之士谈论的美好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会保护个人的各项权利免受侵害，包括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而不会依仗“多数人的暴政”来剥夺这些。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有耐心的去阅读柳传志先生的很多言论，而不要根据一些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从中截取的个别字句来形成判断。

柳传志先生在这篇访问中也提到，企业家群体是这个国家过去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希望这个群体能够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在追求理想。”

企业家如此，我们每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无论是知识分子、媒体人、中产阶级、工人、农民还是网民，也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更加理性与建设性，逐步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好社会，而不是去破坏它，哪怕是出于美好目的。我想，这也是柳传志先生的本意与苦心。

与田溯宁聊乔布斯
李翔：你现在怎么看乔布斯热潮，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大家都在谈他，好像把他变成了一种成功学。
田溯宁：我没有系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他的产品确实成为了流行。以前苹果还是很小众的。当我们2003年在一起谈他的时候，乔布斯的故事还没有那么多关注。但现在，iPhone、iPad的出现，让他成为了一个现象。
第二个因素，他本身也是最会做marketing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身处世界的中心，他连中国都没有来过，但能够让你们为买他的东西挤破头。在云南的山寨苹果店，我听说那些员工都很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在为苹果工作，还有员工0001号。他是一个市场营销天才。从商业成功来讲是marketing，从更大的角度来讲是让他的理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人，尤其是在得了病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戏剧性的人物。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平庸了，全世界都找不到偶像，而人又需要偶像。这是全世界都缺乏英雄的时代。他代表的这种精神，和中国年轻人骨子里追求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很吻合。中国很缺乏这种“不同凡想”。
所以他确实能感动很多人。
李翔：我觉得他身上本身就有种矛盾的气质。他同时能吸引两类人，一类是叛逆者，一类是成功者。他同时是两者。
田溯宁：或者说，他唤起了很多人内心渴望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压抑个性的。每个人在他身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影子。中国这些知名的企业家似乎都在参与纪念他的过程。但是你可以看到，宁波有乔布斯工程，仍然使用一个雷锋倒下去千百个雷锋站起来那种口号性和系统性的方法来创造乔布斯。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又跟这么多人有了关联。至少在近代，有几个企业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李翔：也出现了类似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这样的讨论。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田溯宁:这个问题我没有想的特别明白。美国也没有任正非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人的创造力和个性的张扬，至少在过去三十年来讲还是非常明显的得以焕发的：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能够对这个社会有巨大影响和改变。
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来看，中国这一百多年，它的变化和创新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我一直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还是有很多不安分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否定自己，在骨子里这也是巨大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啊。比如像三十年之前，几种力量坐下来谈判，重新选定一条道路。不能简单说这个体制就没有创新。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每个人都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事情我没有想过，我更多的还是从正面的角度看，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吸取什么营养。在中国，变革的时候，我倒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
李翔：很多人会奇怪这点，你不是一个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的企业家，但是你却非常推崇乔布斯。
田溯宁：我觉得还是他所代表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他唤起人热情的特性，和我还是有很多共鸣。他的产品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他的戏剧性的故事对一个企业家而言非常容易引起共鸣。他做的产品很明显改变了人的生活。我过去无论在亚信还是在网通，还是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间接地在做改变人们生活的事情。至于没有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这一方面可能是我的遗憾，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选择。你不可能这辈子什么都做，还都能做得很好。
李翔：您在讲创新的时候和乔布斯所说的创新还是不是很一致，他主要是在讲产品上的创新和对行业的改变。
田溯宁：有人说创新分为三类：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本身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新。在中国，要想创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至少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到一定程度。
在网通的工作，很多是制度上的创新，国有企业怎么去做，但目标是希望通过一种产品方式的创新，使大家能够享受到比较便宜的宽带生活。现在做云计算也是希望往这边走。
我自己也在想，从亚信到网通再到云计算，有没有必然的东西。可能每个阶段看起来有很多偶然的东西在起作用。但对我来讲，每个阶段都是希望信息获得的成本能够下降。互联网、宽带和云都是如此。信息获得成本的下降对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重要。在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核心还是最快速最简单的获得知识。这种追求我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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