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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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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林贤治编著，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以传记的形式记述了反抗者鲁迅的传奇一生。就鲁迅笔下孤独个体在严冷社会的围追堵截之下，逐渐走向对社会与自我复仇的心灵历程进行解读，并归结出鲁迅自我分裂的复仇理念，进一步探讨其面对自我局限的困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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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桑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本书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
本书是一本鲁迅先生的传纪，从鲁迅的出生，点点滴滴一直谈到他的逝世，随着林贤治的笔触，仿佛与先生一道走过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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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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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文版、韩文版）等。主编《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人文随笔》等丛书丛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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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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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生地
2 在底层
3 十字路口
4 动荡中的火山口
5 幻灯事件
6 东京：文学计划的流产
7 革命前后
8 铁屋子里的呐喊
9 彷徨时期
10 旋涡中
11 孤岛
12 革命策源地
13 被梦境放逐的人
14 革命文学家的围攻
15“左联”时期
16 救亡与启蒙
17 解散“左联”前后
18 仆倒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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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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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以选择现代医学，可能与其父亲为庸医所误的一段痛苦记忆有关。但是，对于一个全身心为民族的事业所系，并且立志献身科学的青年来说，显然有着更为远大的考虑。对此，他本人有几种说法。最值得重视的是，他说的通过翻译的历史书，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现代医学的事实。还有，当时战争频仍，从实践的方面，将来还可以当军医，在战场上救护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战士。自然，东京留学生的日常状态，诸如把大辫子盘成富士山一般或者盘作小姑娘的发髻一般，整日大吃墩牛肉，大跳其舞等等，使他感到失望，也未尝不是远离东京，到北方这座偏僻的森林城镇里来的原因。
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
在医专，鲁迅所感受到的周围的空气是冷漠的，凛冽的，寒意袭人的。唯有一个人，能给予他这个异国游子以特别的温暖，就是担任解剖学的教授藤野。
藤野教学十分认真，虽然平时穿衣服之类太马虎，或竟有忘记带领结的时候。他对中国的事情是关心的，像中国的女人如何裹脚使足骨变成畸形，便亲自向鲁迅了解过。对于眼前这个中国学生，自然充满冷爱之意。他要鲁迅抄下讲义，并且每星期送给他看一回；他就在讲义上用红笔添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做了订正。这样，一直持续到教完他所担任的功课为止。有一次，因为讲义所记的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他也特意把鲁迅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和蔼地指出来，并且对科学和美学的区别做了解说。
在日本学生看来，藤野对于异国学生的教育未免太特殊了，于是制造一些恶作剧，向鲁迅发起挑衅。因为要开同级会，学生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通知，末一句是“请全体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实际上在讥刺鲁迅，暗示他所以有较好的成绩，原因是得了教师泄漏的题目。接着，又通过邮差给鲁迅送了一封匿名信，模仿托尔斯泰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的开头，直接引用《新约》的句子：“你改悔罢！”其次，有流言说是上年度解剖学的试题，是藤野预先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透露给了鲁迅，所以能有较好的成绩的。由此，鲁迅悟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并非自己的能力所能及，变得很可疑了。
第二年，鲁迅经受了一场更大的刺激，结果中辍学医，并且提前离开了仙台。
新学年添教细菌学，细菌的形状完全用电影来显示，如果告一段落又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加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大约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万岁！”
这种欢呼，虽然以往每看一片都有，此刻却是听得特别刺耳。鲁迅的整个价值观念，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幻灯事件”暴露了一个长期被革命运动遮蔽了的问题，就是：民族压迫的形成，并非导源于物质力量的反差，换言之，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弱点是，精神上的混沌，愚昧，麻木，委顿，苟且，自欺和自弱。因此，民族的崛起，首先有待于国民个体的沉醒。国民性的改造，虽然为一些革命家所注意，在一个时期里甚至为留学生所普遍关注，但是，在他们这里，“国民性”实质上相当于“传统”、“民族性”、“集体意识”，与生命个体并不相通。鲁迅对文学事业的最终选择，把他同众多的革命分子区分开来。然而，他始终不曾从战场上撤退，不同的只是，他找到了可以供个人隐蔽与进击的壕堑，使革命从社会集体进入个人，不但进入大脑，而且进入心灵。“幻灯事件”打了一个楔子，从此，把鲁迅牢牢地固定在“精神界之战士”的位置上。
离开仙台时，鲁迅特意寻了藤野，婉转言别。这段情感生活对鲁迅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藤野的关怀，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师生之谊。有关告别的细节，鲁迅20年后的追忆文章《藤野先生》中，有着十分感人的叙述。文章还写到，他长期收藏着藤野为他改正的讲义；藤野的照片，后来也一直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那黑瘦的面貌，曾经给了他许多战斗的勇气。1934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鲁迅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纪念藤野的一篇译出，补编进去。直到逝世前夕，他仍然一再向日本友人探问藤野的情况。
关于藤野，他这样说道：“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在权力崇拜的国度里，人们都把“伟大”一词全部奉献给了帝王、英雄、各式显赫的人物，有谁会念及地位卑微、寂寂无名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人性的光辉，而竟称之为“伟大”的呢？
P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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