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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自信自立。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信自立。
作者围绕“精神自立与文化自信”,结合自身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认识,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记,体现生存方式,包孕绵长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身边的鲜活样态,又需要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衔接。本土思想资源、当下做法和经验、未来跨文化互动,传承、提升、创新、发展,归结起来都离不开对这一鲜活样态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认识。精神自立和文化自信因此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指向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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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黄凯锋,女,1968年4月生于江苏,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价值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著述有《价值论及其部类研究》(2005)、《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7)、《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2012)、《人文情思录》(2013)、《安妥今生——信仰生活的价值观研究》(2016)、《马克思主义价值论》(2022)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上海市第十届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类著作二等奖(集体)、学科学术类著作二等奖(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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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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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潘世伟
前言
第一辑 日常智慧
中国式打拼
经世致用
理性乐观
动态平衡
第二辑 传统与现代化
推己及人
临时抱佛脚
自我转化
有机结合
双向建构
内生逻辑
历史意蕴
第三辑 中国特色
“特色”释义
“特色”与“共识”
文化先进性
和谐与斗争
和谐与法治
本土与国际
路径依赖
第四辑 价值与价值观
主体与核心
核心与外围
稳定与流变
主导与主流
文化自信与核心价值观
孝道与核心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论
宗教伦理与精神文明
培育价值观与植树造林
共同价值与主体性思维
价值渗透与历史客观性
标识性概念与国际传播
第五辑 文化时评
真相可告
“五缘文化”
“获得”与“获得感”
童年危机与数字素养
人格示范常态化
仪式、节庆与精神生活
“ 文化”与“文化 ”
文明互鉴与自我意识
由“高楼综合征”想开去
见义勇为与风险伦理
善之艰难及其可能性
诗词大赛与人文素养
讲中国好故事
“生命3.0”和AI的未来
第六辑 上海城市文化
上海城市精神品格
上海城市软实力
文化地标彰显上海城市品位
用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
从“叠加”走向“质变”
盘活上海公共文化空间
打造富有张力的城市演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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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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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记,体现生存方式,包孕绵长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我们身边的鲜活样态,又需要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衔接。本土思想资源、当下做法和经验、未来跨文化互动,传承、提升、创新、发展,归结起来都离不开对这一鲜活样态的认识和把握,当然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因为我们就在这种文化里,我们就是这种文化本身。精神自立和文化自信因此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指向自我意识。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从不同侧面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也在琢磨不同侧面的认识如何形成整体性的内在逻辑。这本小书集中反映了其间的心路历程。有些比较学理化,也有些相对感性,还包括调研基础上的思考。归结起来,初步形成如下基本观点和思路。
一、融入日用而不觉的生存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自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存智慧。“打拼”“实用”“乐观”“中道”等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打拼”,听上去容易给人蛮干、傻干的印象,实际上却意味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打拼”本身包含尝试中的勇敢、承受挫折的能力和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引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通过正大光明的奋斗改变命运、通过拼搏创造幸福生活当成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既搞好自己的生活,又关注社会的发展。打拼文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实用”,经世致用,听上去缺乏高瞻远瞩的理想关怀,只满足于眼下一亩三分田,实际上却意味着“崇高也要讲道理”的理性思维。一切抽象的东西要来自生活经验,要管用。我们不难发现身边熟悉的中国人应对社会生活的诸多如水如草的实用态度: 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遇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山不转路转的伸缩自如,蔑视成规的性格,无疑也是中国经济进步实实在在的种子。“乐观”,展示中国老百姓一贯的豁达、庆生和乐生的日常智慧。这种乐观不是因为盲目和无知,而是了然之后的坦荡和练达,其根底是悲情以及对悲情的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承受了多少苦难?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哪有一马平川?即使如此,中国老百姓还是更加愿意把眼光放在人际世间,执着追求又随顺自然,立足现实向前看。“中道”,即动态平衡、中庸之道,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存智慧之一。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和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它不完全是经验的综合,也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一种创造。经济上的效率和分配上的公平、伦理上的崇高追求和投资者的利益回报等如何达到某个平衡点,这不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解决和回答清楚的,还需要个案积累基础上的经验总结。
这些来自中国老百姓鲜活实践的日常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时态的群众基础,是这一文化来自人民又回到人民的思想土壤。当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需要不断引领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日常智慧,并推动实现理论创新与日常智慧的良性互动。比如,我们以往的打拼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甚至还打拼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但主要恐怕还是经济层面的打拼,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法治文化本身还有待建设,文明、规范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走过摸索和试错,走向规范有序,还需要我们继续发扬打拼精神,同时保障人们健康、合理、文明地打拼。我们还需要为打拼营造一种正当的、干净的社会环境。近代以来的历史使我们在文化心态上总是容易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通过打拼文化的积累和提升,相信全体中国人民能够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强化自我意识,向世界展现理性自信的整体形象。
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通达伟大传统的思想源头,尤其是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认真对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实,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并非当代之事,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多年来似乎已形成了一种传统,那就是不断探讨并试图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于是,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问题未获解决,传统亦已形成,我们形成了研究传统的传统,而这恰好又是一种现代现象。因为只要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将始终存在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于是研究传统问题的传统正是一种现代化现象。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因此是互相嵌入的,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向是一种自我革命与自我转化,它在转化与革命中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传统不是预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只有在现实中仍然活着的既往存在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
几千年来,我们悠久的文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有过大起大落的不同作用。既有悠久的文明,又曾被认为不“文明”;既曾陷于落后和屈辱,又能以自强和不屈走出落后,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显示的总体面貌。我们从历史走来,所以绝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我们向未来走去,所以绝不应该停留于自己的传统。以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传统,既要有自尊、自强的精神,也要有清醒、理性的态度。既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有自爱自立的意识,敢于肯定和弘扬自己传统中一切优秀的、美好的东西,又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有自我批评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抛弃自己传统中一切落后和丑恶的东西,实现自我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还突出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彼此契合”“相互成就”,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笔者认为,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天道观念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彼此契合;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价值观彼此契合;中华礼乐文明、人际伦理和人本思想与人民主体论、群众史观彼此契合;传统修身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彼此契合;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彼此契合。另一方面,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相互成就;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人品和史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互成就;中国文化“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相互成就;中华文化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成就。而以仁义理想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以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助力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具体落实、以中道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艺术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后可能发挥的实际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国家和社会的过程,确立和体现的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体性。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现代化”的实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最终目的是综合国力的强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任何国家和民族实现真正的而不是虚幻的现代化,其过程和标志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对现代化发展不可替代的“自我实现”和“自主生长”,而不是“自我迷失”,这恰恰也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立足点。
三、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优化中国特色,并在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不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边缘和例外,更非权宜性的表达。中国特色,讲究的是“中学”,是中国自己的学说,而“学分中西”是倡导中国特色的一个逻辑起点。在科学及其学科的层面上,“学”本无中西之分,唯以“真为体,实为用”;而在学说层面上,中学西学乃人我之分,自当“以我为主,以人为鉴”。把握学科与学说的区分,对于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思考如何优化中国特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强调“中国特色”有了一个科学的逻辑前提,更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的把握有一种自觉的科学意识。
所谓自觉的科学意识,就是要以科学研究的精神对待“中国特色”,首先不要把“中国特色”与“科学”相对立,相反,在倡导中国特色时,我们不能视之为权宜之计,更不能牵强附会,而要高举“科学”的旗帜,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分析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不断提炼、丰富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一个学说系统,“中国特色”更多强调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断传承的文化体系,强调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形成的新的文化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交融统一所达到的新境界。要真正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客观上也需要尊重和弘扬人类的科学精神,保持和发扬科学批判的精神和方法,力求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的说服力。如果借口“中国特色”而把过去一些非科学、反科学、愚昧落后、不思进取的东西,重新当作了“国粹”和宝贝,那么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会背道而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追求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探索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当属“特色”与“共识”内在一致的范例。以为“中国特色”就是否定或逃避现代文明,逃避“共识”的借口,那是完全不必要的误解。特色不是主观追求得来的,而是实践中形成的客观结果。强调特色,只有在重视本国具体现实条件的意义上,才是合理正当的,在实现共同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路径上强调特色,才合情合理。对普遍共识的预设常常不证自明地成为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普遍共识的先验预设实际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上的,更是实际感受上的。现实已催生多元多层主体内生性、创新性的“特色”发展道路,事实也表明: 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情境中,先验抽象的普遍共识及其理论预设才可能有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具体现实出发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行时、完成时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在和已经“化”成了“中学”,当然体现“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以“真”为体,以“实”为用。一方面,推进并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怎么强调其独特意义都不过分;另一方面,探索中国特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包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体经验和做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成为普遍共识的边缘和例外,而应始终与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同向同行。“特色”不是否定“共识”,更非“共识”的例外,而是我们中国人对实践中创立的文明新形态的标识。以冷静清醒的眼光审视、分析、优化“中国特色”,不断寻求更加合理、更具价值共识的理念和境界,正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特色”与“共识”内在关系的基本方法。
四、体现文化先进性
在人类整个文明演进过程中,有六大价值被逐步认可,即自由、平等、博爱、真、善、美。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如果必须要从这些价值中选择一个作为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自由,自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强调的是自由,最能说服人的是个人自由。博爱和平等相对于自由而言,在顺序上不具有优先性。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更加主张自由竞争,所以从理论上分析,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尽管也要避免,却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反资本主义而生的社会形态,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追求平等、追求共同富裕。最牵动中国人民神经的是公平正义,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公平正义,我们的制度和文化追求才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更为先进的文化。
何谓先进、何谓落后,不应该脱离了文化的主体作抽象的判断。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本身是体现主体性的相对尺度。不同主体之间的文化,涉及主体形成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都有各自的根据,简单直接的比较当然是不合适的。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先进,这个先进性指是否有利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否能够反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能为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最大的资源,包括精神资源(含道义资源、智力资源等)和制度资源(含体制空间、机制活力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充分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让文化成为人民生存发展富有活力的积极因素。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用动态的、具体的主体性的历史分析方式理解先进性,才能防止先进与落后问题上的简单化和抽象化。脱离了主体现实的条件和能力,拔得越高可能越不先进,也并不能为主体提供更大的资源、更强的道义空间和智力空间,反过来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在天上和外面的某个地方,就在我们现实的文化生长之中,在我们现实文化生长发展的趋势要求之中,不能离开这个主体的现实去谈论抽象的先进和落后,更不能离开这一点奢谈前进的方向。总之,在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上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社会主义文化以五千年中华文化和不断前进的人类文明为基础和资源,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为现实活力,既非邯郸学步,更非刻舟求剑,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生动实践和不断发展的群众智慧中告别“西化论”和“复古论”,警惕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坚持中、西、马汇通融合,以我们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根据,立足现实,着眼发展,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运用科学合理的价值目标凝聚、动员和激励人民为民族振兴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寻求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复兴和繁荣的崭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先进文化,就是指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讲,目前是最需要最合适的一种文化形态。比起过去已有的东西,应该也是更有益的文化形态。我们在实践中掌握文化先进性的标准和尺度,需要把握文化精神实质的一贯性与文化形式多样化的统一,防止文化观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简单化倾向。
五、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指在各种价值观念中最根本的、灵魂性的,如种子般存在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根本的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理论表达,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要求,体现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社会理想和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我们党倡导建设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党不会直接把自己的主张原封不动地加给全体人民,也不会把对自己的要求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混为一谈,而是十分注意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和日常智慧中把握他们的共同愿望,并用党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总结概括,进而表达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观。这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实践,步入来自人民、回到人民的逻辑和历史之中。
核心价值观要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定要注意话语空间和实践空间的一致性。在政治口号和宣传教育中被规定的分量,还只是“话语空间”中的地位,还不等于“实践空间”中的地位,后者往往与人们的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社会上不同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必然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他的价值和价值观念如何,总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地位、利益、需要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与他的生存发展相关的选择和追求所在。如果孤立地就价值观说价值观,就意识形态抓意识形态,甚至以为占领了话语空间、掌握了话语权,就是解决了价值导向问题,那么就可能造成“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手上做的”相脱节。
一方面,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坚持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密切关注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反思资本主义弊病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解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性特征时,也要注意将这种个性置于人类共同文明的背景之下,否则就会造成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忽视甚至抹杀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共同文明的权利、责任和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求我们保持和而不同的立场,坚持个性和共性的统一,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追求合作共赢的效果,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价值观建设是全世界人民的权利与责任,我们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参与其中,并做出积极贡献。由此,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确立与表达,就不会与当今世界的共同价值认同和担当发生冲突,从而自觉地把共同价值包括在核心价值之内。
从多元走向共识,由共识形成核心,需要耐心细致的植树造林功夫。寻求共识不是心急火燎地到处摘果子,核心价值观更要经得起岁月的沉淀和现实的严峻挑战。一切在历史和实践中得到的东西,如果视之为当然,如果不懂得珍惜,不善于坚持,也可能在历史和实践中再次失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要继续跟上新实践的步伐,有效回应现实社会价值体系的冲突和矛盾,继续引领社会思潮,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思想和智慧。这需要一个过程,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
上述五个层面的想法和观点是笔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构筑这一文化整体形态的努力。总结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获得本源性支持,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聚焦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统一。
书中还涉及社会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涉及上海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恕不一一赘述。借此机会感谢我的恩师李德顺教授一如既往的支持,也感谢刘克苏、任政、何一伟、孙越、杨起予、谢牧夫、曾毅等同道、朋友和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协助!
中国式打拼
中国式打拼改革开放以来,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个人幸福三位一体,为美好生活而打拼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文化品格。“打拼”一词,看似大众,略显粗疏,却支撑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体现着中国文化饱含的血肉滋味。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没有梦想,不会打拼,而是他们虽曾梦想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但除了托付给老天爷、圣君、清官和侠客,几乎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近代以来曾经饱受屈辱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的核心就是强国。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如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几乎一致认为,这个强国梦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加重要的还有政治文明、高尚道德。但是究竟如何完成强国梦,想法就各各不同了。
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无非是大同、小康和治世,寄托了理想,也表现了无奈。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梦想就有了新的版本,而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新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强国之梦离不开民本之心,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而没有人民的福祉,大同之梦和强国之梦将全部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上的重大变化就包括个人权利意识和自主选择意识的显著增强。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 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炒老板鱿鱼。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成功。
我们不仅可以有国家的梦想,而且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如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自己的冤屈也可以有多种渠道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各自选取活法和做法。
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是情理和时势的水到渠成。社会、国家和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社会不稳定,个人就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就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归根结底又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曾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国家富强了,社会进步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以人为本,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动力。这是改革开放实践中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朴实道理。
这样一个中国梦的变迁和位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上就是对打拼文化的认同。“我们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我们一起继续打拼。”这样贴近老百姓的表达会引起人民群众内心的强烈共鸣。为美好生活打拼,使大同之梦、强国之梦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幸福之梦实现无缝对接。
“打拼”这个提法,与执政党的工作理念、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开拓精神也是内在一致的。著名演员李雪健(反映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的电视剧《命运》中市委书记宋梓南的扮演者)对深圳的“拼”“创”“干”精神的概括很值得关注。建党百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风雨兼程、硕果累累,我们确实一直都在打拼。有所不同的是,在不同时期,我们打拼的目标、打拼的方式、打拼的效果有所不同,而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是一以贯之的。不同时期的打拼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不断发展。
应该说全世界人民都在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打拼,但我们的打拼富有中国特色。我们打拼的目标一直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富裕。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国同构,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许多打拼或多或少带有个人奋斗的特点,但是对国家强盛和文明进步的期待一直是个人打拼的背景和根底。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那么这条道路离不开中国式打拼。
打拼本身包含尝试中的勇敢、承受挫折的能力和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引领。全世界没有现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没有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客观上也需要这样一种探索精神和创新品格。普通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与整个国家对富强、和谐、文明、美丽的期待在文化心理上也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打拼文化还不仅仅体现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存智慧,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退路的文化选择。“继续打拼”因此也就不只是要求每一个中国人继续为幸福人生而努力,更意味着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拼搏。
打拼,听上去容易给人蛮干、傻干的印象,实际上却意味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打拼,是以实现全面发展意义上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目的,并通过实践去检验的过程。国家富强,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精神文化上的;不光是硬实力,还包括软实力。人民的富裕也不只是物质上、经济上,还包括精神富裕。所以,打拼不是目的,而是条件、是手段。摆正了打拼的位置,我们就敢于改革,敢于创新。至于做的结果,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能做多好就做多好,不要怕像谁,也不要怕不像谁。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成果,这就是我们打拼的意义所在,也是打拼文化的魅力所在。
普通民众的打拼也许就是为了房子、车子,为了更好的生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打拼与中国式打拼的精神实质是贯通的。群众打拼,靠实实在在的勤劳和智慧来改善自己生活,是全中国富强和幸福的一个细胞、一个点滴。如果全国人民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活,而去管那些自己既不了解,又管不了的事,那反而有麻烦,也就谈不上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是在每个人正大光明的奋斗中实现的。如果人人不去奋斗,而是等、靠、要,依赖国家、社会和他人,那么这个文化即使理论上概括得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通过正大光明的奋斗改变命运、通过拼搏创造幸福当成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既搞好自己的生活,又关注社会的发展。打拼文化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当前,国家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了,还要不要一如既往地打拼?打拼文化还有没有继续发扬光大的必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以往的打拼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甚至还打拼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但是主要恐怕还是经济层面的打拼,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法治文化本身还有待建设,文明、规范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走过摸索和试错阶段,走向规范有序,还需要我们继续发扬打拼精神,坚持合法、合理、有效、可持续的发展原则。作为个人的打拼,有明确的目标、合理的途径,同时需要有大家都尊重的公共规范,保障人们健康、合理、文明地打拼。我们还需要为打拼营造一种正当的、干净的社会环境。打拼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上的打拼,还有精神文化体系、社会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打拼。打拼总会有成有败,但是打拼的精神不能放弃,须认准目标,百折不挠。
未来较长一个时段,我们的打拼可能会在精神文化层面实现一个新的飞跃。打拼,不仅仅需要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悲壮,更需要汗流浃背之际的坦荡和自信。近代以来的历史使我们在文化心态上总是容易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通过打拼文化的积累和提升,相信全体中国人能够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学会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别人。通过继续打拼,强化自我意识和民族自觉,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理性自信的整体形象。中国道路实际上首先是实践问题,期待越来越多的践行者。
打拼也好,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梦想也罢,其实都需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兼具开放包容的胸怀。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辩证取舍才是好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转化再造的能力是关键。当然,打拼文化和幸福之梦还要着眼未来,从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文化建设自身的良好局面以及信息技术革命新动向中整体把握。总而言之,打拼文化活跃在民间,契合强国之梦,仍需不断引领和提升。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而所有这些叙述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自己实实在在的打拼精神彰显着本土文化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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