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想，多年前岩子译就这首《梦——好——但醒着更好》，冥冥之中酝酿了一场诗与思的对话与重构之旅。狄金森，尤其是岩子译笔下的狄金森诗歌，如一部对话录，精微、深邃、敏感的心灵应和着自然万物的呼吸。狄金森惯常游走在梦与醒、清早与三更、知更鸟与树木、黎明与长夜之间……游走在万物之间。狄金森的诗歌，因其“极具个性，又富于神秘体验，以难译著称。译其诗，须有闪电般的照亮与灵感，方能达妙合之境”。译好狄金森的诗，就要一次次与心灵赴约，与她，与万物对话，在语言的能及与不能及之间，重绘一幅独行于天地间的灵魂肖像。
诗，即与万物对话，译诗则要在倾听诗人与原作基础上，对话万物。上篇由岩子泽就的狄金森诗歌翻译发起原诗与译诗之间“妙悟”式的对话，再现文学翻译“妙合论”的诗思过程。狄金森的诗里潜藏着一部颇具东方精髓的哲学之思。译诗，以最浪漫的方式抵达诗，从中抽象出恰切的译诗之思并非空谈。译诗赋予原诗以生命的过程是创造语言的过程，也是诗思的过程。澳门大学龚刚教授在翻译狄金森诗歌时提出，诗歌翻译要以“妙合”为理想境界与终极追求，“译者与作者悠然神会”之过程尤为关键；“若无神会，难得其真”。“妙合译论”揭示了不可逾越的诗思博弈过程。原作、作者、译者（读者）、译作等要素凭已失落了时空的物象，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过去与未来不断融合，超越时空所限，寓审美诗性与喻理思辨性于一体。诗的隐喻性呼唤诗性气质的理论，译诗理论首先应该涵盖诗思过程；万物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或相悖性是生发诗性潜对话的根本所在，因此，译诗理论也应具备解释诸要素之间独立性或相悖性的潜质。与诗对话，唤醒知觉；与万物对话，由诗而思；以一种理论对话其他理论，方可由思入诗之本真。
米勒说，“驳斥或者否定一种理论太容易，但要反驳一种解读，则只能通过艰苦的重读，并提出一种可替代的解读才能做到。”“解读”一说，其实蕴含着潜在的理论阐释途径，即关注理论的生成过程。诗歌翻译理论的解读必然涉及诗思博弈过程，因此，本书以“妙合论”为主线，主要通过以下层面剖析其独特的诗性气质与对话潜质：一、诗思过程的还原及诗学渊源的追溯；二、由理论间对话激活理论中相悖或独立的要素，实现理论的自我衍生品格；三、观照理论的敞开性，追问译诗理论何为的问题。
如果说上篇意在阐明诗由万物生，万物成诗，那么中篇《以诗为径》则围绕“妙合”论，横向挖掘理论间互释的潜质，以对话形式深描诗歌翻译理论所应具备的诗性气质，讲述诗中必有思的道理。刘军平的《通过译诗而思》作为开篇，其“诗思互文观”为诗歌翻译理论的诗性气质提供了必要注解，而“做翻译”范式则为深耕传统译论、激发理论间对话提供了范本。该篇在追溯“妙合论”“感性融合”“以平仄代抑扬”“翻译诗学观”“尽心、知性、践行”等译论脉络的同时，寻求理论间的对话。裘小龙结合龚刚的“新性灵”诗学，辨析了诗的哲性与感性，无论是“感性融合”还是“妙合”，无不体现出在诗思博弈中求得平衡的建构理想。王东风“以平仄代抑扬”与龚刚的“新性灵诗学”之“气韵胜于音韵”“汉语新诗不必受平仄束缚，但汉语诗人不妨训练一下‘平仄感’”的诗学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智中将“尽心、知性、践行”，融入译诗事业以及人生理想的践行中，对话“妙合论”过程中衍生出诗人译诗与学人译诗之迥异。李少君以“心学”“知音”揭示诗本体与生俱来的翻译潜质，与“妙合”论推崇的“心物感应”亦有不谋而合之处。
理论间对话不仅能引起共鸣，也会彰显理论所独有的诗学内涵。范静哗针对当代诗歌语言难懂、难译的问题，针砭当代诗歌翻译乱象，反思非“妙合”之译产生的多米诺骨牌式窘境，不仅影响到译文品质，某种程度也导致了新诗语言“难懂”的局面；罗良功以美国语言诗派及狄金森诗歌为依据，在“诗歌三重文本论”基础上提出“翻译诗学观”，建议采取加粗字体来重构狄金森诗歌中频繁大写首字母的视觉效果，并为诗歌翻译批评提供了依据；王东风潜心于以汉语之平仄应和英语之抑扬，赋予狄金森诗歌中标志性的短横符号以独特的生命气息；龚刚的“妙合论”以狄金森诗歌翻译为实践基础，提倡心灵的闪电照亮陌生的诗语，与其“一跃而起，轻轻落下”的诗歌创作宗旨密切相关。无疑，理论间的对话会将诗思引向更深处的博弈，而我们依然游弋于倾听与探索的路上，“众里寻他千百度”，只待“灯火阑珊处”做片刻的停留。
下篇“诗之为诗”采取一种回溯视野，纵向凸显“妙合”译论的关联性，是对巴别塔之后，诗歌译论为何的进一步思考。诗凝结成思，思之极致仍然指向诗。由诗而思再回到诗，终极目的并非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尽可能重现诗与思的博弈过程。思并非终结者，而诗，既是开始也是永恒的归宿。
传统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意义的积淀，而是充斥着陌生的永恒之诗，这首诗从未褪色，一直朝向未来敞开。传统所遭遇的旧问题并没有隐匿或消亡，而是作为新问题的反面根源继续存活下去。立足当代，回溯传统、回溯诗并不相悖。当前，学界热衷于理论创新，再度掀起“折返”传统热。这是几经周折、重新审视传统的一个新起点。就传统译论而言，译界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西方译论的比较参照中不断完善。之前有学人诟病“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一脉相承的传统译论缺乏可操作性。显然，这种看法混淆了理论与方法的边界；事实上，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兼具哲思与诗性气质既是传统译论的“缺陷”，也是伊瑟尔所谓“软理论”应该具备的隐喻特质；而且，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勒维纳斯伦理意义上的无限，在对话中才能显现自身的“他者的无限性。”因此，回溯传统无异于续写一首永恒之诗。
正如刘军平所言，要“深挖‘做翻译’范式背后的‘人文意识’与‘艺术情怀’”，而“传统翻译命题总是渗透着译者个人人文修养、伦理和审美为中心的论述……‘人文意识’与‘艺术情怀’不仅彰显的是中国文化精神，亦是表现中国翻译话语的两大鲜明特征”。“知识翻译学”引领者杨枫将“真善美”作为知识翻译学的方法论，只有充分挖掘理论的诗性才能超越理论自身的封闭性，才能化解不同概念图式的不可通约性。“知识”作为理性的代名词，本来具有灵知的功能，有其诗意的一面。因为知识源自“灵知”（gnosis），是神秘、属灵的救恩知识。随着理性主义的膨胀，灵魂的感应与体验世界的可能性渐次被驱逐出“知识”王国，“知识”被奉为通向“真理”的唯一理性途径，这不能不说是诗与思割裂的结果。事实上，哲学（通往真理）与修辞学（嵌入式知识）两种知识范式一直都在博弈，也就是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的较量从未停止。因此，覃江华强调，作为中西诗学对话的重要途径，当代知识翻译学构建有必要重审知识的“文化嵌入式、具身体验式以及施为性”内涵。孟祥春从“阴阳”与“五行”学说中的阴阳抱负、对立统一与系统论思想中获取灵感，吸取传播学与比较文学的要素和方法，提出“翻译动理学”“接受悖论”“文本体验迁移”“隐文本”以及“格融”等一系列新概念，是又一次会通中西的诗学探索。
这并不是一个理论匮乏的时代，诗性气质的理论从未过时，缺乏的是开放式的诗意解读与跨越古今、中外的对话。从当代中国学派译学建设来看，“做翻译”范式、知识翻译学以及“翻译动理学”的兴起，无疑是诗性理论的回归与必要的反思。
回溯传统，回溯诗，究竟可以走多远，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古今、中西理论间对话的深度。当代“新性灵”诗学创始人龚刚教授所倡的文学翻译“妙合论”即是无限敞开的对话范本。《礼记·乐记》所谓感于物而形于声的“心物感应说”是其思想根源；人之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其核心；佛教“心性”学说是推动力；诗歌创作及诗歌翻译的个性特征与抒情特征则是对诗学本质的反思；与原诗作神韵、灵趣的自然应和方为译诗至境。龚刚在《新性灵主义诗学导论》一文中对新性灵主义诗学内涵及“妙合论”分别做出如下概括：
诗歌本体论。其要义为：1）诗性智慧，瞬间照亮；2）诗歌创作论，要义为：一跃而起，轻轻落下；3）诗歌批评观，其要义为：灵心慧悟，片言居要；4）诗歌翻译观，要义为：神与意会，妙合无垠。西人有格言曰 ：“Roads in the mountains teach you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in life．What seems like an end is very often just a bend.”，如以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 译，可称妙合。
“妙合之译”在英语中可译作“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法国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的名作“Correspondances”的含义 就是“契合”，法语单词“correspondance”在英语中对应的单词是 “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和“corresponding”的词根是 相同的。妙合者，译者与作者悠然神会之谓也，如傅雷译罗曼·罗兰。许巍的唱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广为流传，试译为 ：“Life is not only for bread and butter， but also for poetry and wonderland.”这是吾所谓新性灵主义在译论和译艺上的体现。 文学翻译亦须闪电般的照亮与灵感。所谓神会，是领会其精神， 不是不要形式。若无神会，难得其真。神形兼备才是妙合之译。 神会是态度，是过程，神形兼备是结果。玄虚点说，神会是凝神 观照，默体其真，近于伽达默尔所谓视野融合。
龚刚的“妙合论”是诗与思的对话，是扬弃中西哲学、诗学、译学资源的结果，深具诗性气质，彰显了伊瑟尔所谓重在“勾勒”的软理论特征，并在诗歌翻译实践中逐步得到检验。理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哲性之思，还在于其追求自由、逾越自身局限的诗性气质以及朝向“他者”理论及实践无限敞开的对话潜质。因此，下篇以“新性灵主义”诗学对话当代诗歌写作，反思“新性灵主义”诗之为诗的审美伦理内涵，既是“妙合论”寓审美诗性与喻理思辨于一体的外延，也是理论自我衍生品格的体现。
理论的诗性气质与对话潜质决定了对理论的求索就如同对诗意、对故园的追问，永无止境。钱锺书说：“精神不安地追求安定，永不止歇地寻找休歇处。在永不停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任何休歇处都是不易而易的，当视其为精神臻于完足之境的特定点时，它就是不易的。”钱锺书将这种无休止的寻找休歇处，即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当作一种身在他乡的故园之思。一切有目标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层面被喻为一种乡愁，一切对存在本质与形上归宿的求索均可被视为“哲性乡愁”。“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诗，遥遥指向故园，却总不能及，诗人徘徊在故园之外，是失落了故园的“他者”；巴别塔之后，译诗人同样经历着“哲性乡愁”，“妙合”之境是永恒不变的休歇处，哪怕只做片刻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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