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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健康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更健康？从医学权威到营养学家，再到健身教练，都有着各自独到的理解。
在这本书中，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斯特林探讨了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个人的健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健康，甚至整个社会的健康。他以人类大脑几十亿年的进化史，让我们认识某些疾病或“不健康”状态的原理，提示有可操作性的治疗方式。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看似从个体到社会的健康危机重重，他却仍能保持乐观，认为只要不断奋斗，必得解决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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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出现在20万年前。带着火、简单的工具和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我们迅速占据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如今，尽管我们拥有极其先进精良的工具，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却威胁着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欲望，迷失于酒精、过度饮食甚至自我伤害，我们中的有些群体甚至面临着总生育率跌落至远低于维护人口稳定所需的水平。我们为何沦落至此？未来将何去何从？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从个人身体的最基本层面到社会大环境，去全面审视“何谓健康”。自然选择将每个生物体设计得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资源。我们的大脑预测未来的需求并调控代谢、生理和行为，以确保“恰到好处、及时足够”地递送身体所需的能量与物质。这就是所谓的“应变稳态”，毕竟，预防出错比改正错误更能节省能量。预测调控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为此，大脑用一个脉冲的多巴胺（它使我们体验到一次短暂的满足感）奖励每次正向的惊喜，以鼓励学习行为。然而现在，获得食物和舒适感不再是惊喜，我们被剥夺了日常小奖励——维持积极行为和良好情绪的基础。由于缺乏日常小惊喜，我们坐卧不宁，只能通过消费寻求新的奖励：比如用暴饮暴食、滥用药物等来刺激多巴胺大量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身体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才能感到满足，最终，我们不仅常常高血压、肥胖傍身，还容易陷入成瘾的泥潭。
当前标准医疗手段是通过阻断奖励机制来治疗成瘾，但这个策略起效的同时，也阻碍了满足感的获得，甚至加深了绝望。当前标准经济学理论指出要促进“发展”以提供更多“就业”，但缺乏挑战、缺乏满足感的工作并不能帮人们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作者强调，为了恢复健康，我们需要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去扩展获得小满足的机会，从而拯救奖励系统，避免其陷入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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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彼得·斯特林（Peter Sterling），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他主要研究神经环路，曾与西蒙·劳克林（Simon Laughlin）合著《神经设计原理》（Principles of Neural Design）。他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参与了诸如“自由之旅”的民权运动，以及反对采用如心理手术、电休克和神经抑制药物等有损大脑的手段治疗精神紊乱。
译者简介
何士刚，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退休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神经科学博士。1994—1997年于哈佛医学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97—1999年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视觉、听觉和触觉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99—2004年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2005—2011年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2012—2023年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任教授。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73计划”及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等项目支持。曾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生物物理学报》执行主编，以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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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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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001 — 前言
007 — 致谢
001 — 引言 迷失的水手
015 — 第一章 高效设计的基础：最初的30亿年
039 — 第二章 站在蠕虫的肩头
059 — 第三章 逃出侏罗纪公园
083 — 第四章 接踵尼安德特人
113 — 第五章 哪里出了问题
140 — 第六章 何谓健康
171 — 第七章 总结和结论
183 — 图片来源
188 — 注释
219 —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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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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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职业生涯对两件事情充满激情，一是通过研究环路细节来理解大脑，另一是广泛参与我所处时代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这两种激情都源于我的学生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当我还是青少年时，神经生理学家就首次记录到了眼内单个神经元的电脉冲，神经解剖学家首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了神经突触。没过几年，我就得以在他们的实验室实习，之后在我自己的实验室使用这些方法，最终我成了研究视网膜神经环路的结构和功能的专家。
同样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黑人公民赢得了他们对公共汽车的抵制抗议，开始能够和所有人一样坐到前排。而当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静坐抗议，争取在公共午餐柜台用餐的权利时，我还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很快，我在纽约的伊萨卡组织了声援他们的活动。我也去密西西比参加了自由之旅。在凯斯西储大学读神经解剖学博士期间，我常常从显微镜边溜走，到中央区（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最贫困的黑人区）挨家挨户敲门拉票。在博士后阶段，在波士顿滴水成冰的凌晨，我会作为反战人士在征兵中心巡逻，然后回到哈佛医学院的示波器边取暖。
我总是痛苦地纠结，不能确定我到底属于实验室还是街头。最后，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初级教员，我遇到了同样是生物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沃尔德伦（Ingrid Waldron）和艾尔（Joseph Eyer），他们鼓励我更加深入地思考我在街头的经历。
在中央区扫街拉票时，我注意到应门的人常常有偏瘫，脸向一边下垂，口齿不清，拄着拐杖。在我导师研究从大脑皮层到脑干及脊髓之间联系的实验室里，我学到了这种被称为偏瘫的疾病是由于卒中而切断了这些重要的神经联系。而卒中又经常是因为原发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引起的。在我长大的白人中产社区以及我为反对越南战争而去扫街拉票的布鲁克莱恩（波士顿的富裕白人社区），我从未见过卒中病人。我记得中央区曾经是犹太人聚居区，我祖父也曾作为犹太漆匠工会成员被禁锢在那里，而我祖父也曾罹患高血压和早期卒中。因此，高血压似乎是高社会压力引起的。
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发性”用作医学术语时表示原因不明。但事实上原发性高血压已经有了标准理论。如果摄入的盐多于肾脏能够排出的量，循环系统中盐水体积增加就导致血压上升。根据这个理论，黑人易患高血压是因为很遗憾他们的肾脏在遗传上不能耐受盐，这与大脑无关，与种族歧视无关。
然而在浏览细胞结构的文献时，我看到了显示神经元和肾脏内分泌细胞形成突触联系的电子显微镜照片。这些肾脏细胞分泌一种激素，使肾脏保留更多盐分并使血管收缩。经由这个简单的通路，大脑可以同时增加盐水体积和减少血管容积，产生使血压上升的协同作用。通过更深入的文献检索，我发现，神经联系可以到达很多其他内分泌细胞，比如分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皮质醇等的细胞。在搜寻伤害社会健康的凶器时，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军火库。
当我发现社会可能通过影响大脑活动从而深刻影响生理活动这个线索，我的社会活动就从街头转移到图书馆以学习更多知识，随后转移到课堂，与同事和医学生分享我的洞见。理所当然，我遭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值得尊重、完美无缺的内稳态概念依然是医生们的舒适区，就是说，除了紧急状态，不需要大脑，局部的纠错机制就能实现恒定。所有学教育至今仍然以这个思想为中心。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参数并不是恒定的，只有少数几个才是严格固定的。虽然局部纠错机制也是方程式的一部分，但大脑绝对是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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