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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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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隋唐的大一统之治，孕育于魏晋南北朝的乱局。隋唐两朝除旧染，启新机，文治武功鼎盛，引万国来朝，别创世局。就连唐亡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也为后来帝国重新整合埋下了伏笔。
隋结束了南北朝的战乱割据局面，整合了分裂的中国；唐承隋制，开拓进取，以闻名于世的两个治世将统一王朝发展了三百余年。隋唐制度文明因继承和创新而臻于成熟，逐渐摆脱前代贵族政治的窠臼，更以科举制开后世之先，走向务实的官僚士大夫政治。开明、开放的隋唐时代尽显盛世气象：商业繁荣，迎来送往；技术勃兴，留下众多令后人惊叹的成就；社会多元，各族融合，风气自由开明；文化昌盛，艺术风格雍容博大，塞外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外交流使中华文明远播海外。这是唐太宗的帝国、李白的世界，长安展现出世界帝国首都的气势，出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隋唐以其光明、开放、发达闻名于世。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全面展现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流，以及时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展开“隋唐”这幅古老的卷轴，呈现出气势磅礴、异彩纷呈的全景图。同时，作者在书中尽可能利用新数据、汲取新成果、展示新方法、推介新观点，以便读者了解学界前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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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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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甫，1952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于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隋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与周边关系史。著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等，编著有《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资治通鉴〉选注》。目前从事中国中古政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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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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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v
第一章 隋·统一国家的再建 1
第二章 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39
第三章 唐初国家权力的强化 77
第四章 武则天革唐为周 133
第五章 唐朝的全盛 167
第六章 安史之乱及其社会影响 199
第七章 中晚唐政治与五代十国 225
第八章 隋唐时代的经济发展 263
第九章 隋唐时代的文化成就 303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周边诸族 353
第十一章 隋唐时代的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405
附 录 477
大事年表 478
帝系表 492
注 释 499
参考书目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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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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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差不多两年半以前，三民书局约我参加编写这套新教材的隋唐五代史分册，我当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主要是我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 隋唐史专题”这门课，也给研究生开“隋唐五代史研究”课程，早就想编一本教材却没有适当机会。现在三民书局约稿，正中下怀，所以我们是一拍即合。
我之所以愿意编教材，一方面是长期上课，积累了一些素材和自己的想法。这些看法由于不见于现有的教科书，上课时就会有些麻烦。由于没有相应的教材，有些学生听课后感到无所适从。有时候他们会问：考试的时候是答课堂上讲的呢，还是按一般教科书上写的答？尽管我回答都可以，可是我明白，我在课堂上讲的和现行教科书上的内容差别比较大了。另一方面，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都感到，现行教科书虽然有纲目清晰的优点，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编的，内容太陈旧了。几十年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发展显示，旧教材的理论观点姑且不说，其涉及的范围远不能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即使是选用史料，好多都应该更新，采用更合适的甚至新发现的材料。教材应该重编，修修补补不行，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另起炉灶，连整个结构框架都应该重新创建。我感到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
谈到涉足隋唐五代史，我应该说是从上大学才开始的。尽管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无奈我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早年没有受过太好的文化教育。跟历史相关的，也就读过一些故事小说，如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林汉达《西汉故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以及《西游记》《水浒传》（“文革”中因为要批《水浒》，所以看了不止一个版本）等。上大学以后选择研究方向，现代史怕犯政治错误，近代史让人一想起来就是军阀混战、一片黑暗，于是就选了古代史。为什么古代史中要学习隋唐史呢？就是感到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明、最自由、最开放、最发达的时代。想想中国人也曾经光荣过，尽管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自己也感到兴奋起来。
我认为，从隋统一到唐前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统一、整合、开明、开放。不仅是东汉末以来几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得以结束，而且统一格局在地域上更加扩大，多元一体的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隋唐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因素的凑集，而是在前代北族入主强劲的中央集权趋势拉动下，社会的统治人群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整合各种因素形成新的文化，并赋予其绚丽多彩的新特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因素的加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为政者充满自信、开明豁达，在唐前期造成了持续一百多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其间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唐人的开放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华夷无碍，三教并行，更可贵的是其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多有修长城作为防御设施之举，唐朝不修，不唯如此，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在河套北岸一线筑三受降城，竟不置壅门（即瓮城）及守城设备，意在有进无退。这些都显示中国社会、中华文化演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十多年前，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出资创立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有人问罗杰伟先生，一个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唐代特别感兴趣？他回答说，就是感到唐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今天美国的文化精神很接近、很像。我赞成罗杰伟先生的观点，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希望读者在读这本书时也能感受到唐代中国人的这种精神。
在本书的编写中，我是尽可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有关研究成果写进去，例如对于隋末动乱的文化史分析，关于“二世而亡”与长治久安的关系，“贞观之治”的文化史地位，卫官与府兵，东部鲜卑与女主当政，玄宗初年的政治转向，安禄山的宗教信仰，两税法“ 税入三分”的政治意义，唐末新藩镇及内蕃的历史作用，契丹建国与摩尼教的关系，拜火教（祆教）与突厥兴衰，西域的“三方四角”关系，从遣唐使看日本外交变化，拜火教传入中国，等等。但这毕竟是编写教材，不允许全面展开论证。我在书后列出了必要的参考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看。
尽管如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教材也未必尽如人意。首先，它至少目前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框架，如前所述，这不是我个人能随意做主的，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其次，由于教材一般要求尽量采用已为学界接受或公认的观点，我也不能任意别出心裁、故意标新立异。况且，很多权威观点我也是心悦诚服的，读者可以看出来，这方面我参考利用最多的是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和《剑桥中国隋唐史》。最后，我自己治学领域有限，尤其是经济史和文学史方面，只能利用学界相关已有成果进行编排，取舍凭个人一知半解，未必得当，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
惴惴小心的两年多过去了，战战兢兢地把书稿交给了书局。洋洋三十余万言，是耶非耶，读者明鉴。是为序。
第五章 唐朝的全盛 第二节 开元、天宝之际的社会变化
二、开元中期的调整改革措施
主要措施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而采取的检括户口，改革户税、地税征收办法，以及改革兵制等。
（一）课役、财政改革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小农占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了农民难以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局面，使唐朝在财政上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括户的办法是：由逃户在当地自首，准许就在当地附籍；新附客户免除六年租调徭役，只收轻税；不自首者，检出充边。朝廷派了二十九名劝农判官到各地检括了三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共检出逃户八十万户，以及相应的土地、钱财。在括户过程中，也有地方官趁机滥括，以邀上功。
前面讲赋役制的时候说过，唐初作为辅助的户税和地税，到开元、天宝年间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重。这是因为，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贫富分化，户口转徙日益加剧，原来按乡里计帐丁口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了。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增加财政收入，开元中，唐朝开始把户税、地税的征收办法和税率确定下来，同时每乡适当减免若干租调。这种税制，就是后来建中元年（780）实行的两税法的前身。
尽管如此，关中一带因为是京畿所在，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租调仍然不敷用度，粮食供应尤其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以及“回造纳布”等一系列新措施，并设了许多使职如转运使、盐钱使、户口色役使等，均为差遣官，专掌搜括钱粮，主要是去富庶的江淮一带活动。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天宝年间有“善理财者”几十人。下面讲一下几项新措施的实行情况。
“变造”之法早在中宗神龙年间即开始实行，就是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初年，曾一度禁断变造。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粟米至关中，三年共运七百万斛，每年二百余万斛，是唐初贞观、永徽年间漕运量的十倍。
关中粮储充足以后，唐朝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下令江南诸州的租米和脚钱（所加的运费）一律“回造纳布”，即以绢代租（方便运输）北运长安，用以在关中和籴当地的米粟，作为漕运的补充。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两道不通水运之处，称“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绢、绫、罗、金、银、珠宝等）北运长安，显然是“回造纳布”的继续。
（二）政权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变化
首先是辅助决策机构政事堂的变化。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虽设在中书省，但自成机构，下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凡一切政令，包括皇帝诏命，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颁行，并为下属机关承认。这一变革对政务机构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从而使旧宰相制度自身发生了动摇。“政事堂中书门下制度”的演化，是传统国家政治体制适应社会变化进行自我调适的一种表现。在皇权政治体制下，文职官僚围绕与皇权的关系发生变化，其规律一般是：由卑及高，由亲及疏，由内及外，决策官政务化，政务官事务化，事务官乃至所有职事官包括宰相都逐步阶官化，而整个国家机器都转向由更有利于强化皇权的使职差遣来运转。新的官僚制度就从这样一种机制中产生，降至宋代就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分理民政、军政、财政那样三权并立的中央政府机构，皇帝的地位更崇高了。
其次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中书门下）的工作重心由辅助决策向分理行政倾斜，在内廷辅助决策的翰林学士一职也应运而生。在此之前，皇帝也常常召集一些文士作为私人参谋，以备顾问。如在唐高宗时，武则天就召元万顷、刘祎之等人进入禁中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北门学士”。到唐玄宗时期，为了改变中书舍人草拟诏制难以保守机密的制度缺陷，以及为了应付紧急事务，又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选任擅长文学的亲信充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属员，不计官阶品秩，属于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临时性差遣。翰林学士专掌内命，主要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而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对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为“外制”。这样，翰林学士便分割了中书舍人的制诏之权。不仅如此，翰林学士还参谋机密政务，帮助皇帝决策，承担起了原属宰相职权范围内的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翰林学士院与中书门下的分工发展形成新的内外朝。相权的分割以及翰林学士的临时差遣性质，强化了皇权在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对后世中央权力运作机制有深远的影响。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居有重要地位。
最后是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上述各种学士就是一种差遣。差遣制的特点是：
（1）官与职脱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
（2）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
（3）差遣不由吏部或兵部铨选。
除决策机构的长官之外，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也是一种差遣官。唐初，差遣只是个别现象。则天武后破格用人，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至玄宗朝，差遣成了一种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有唐一代，先后设使多达三百余种。正如杜佑在《通典》卷一九《职官典一·历代官制总序》所说，唐代行政的特点是“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职事官就品阶化了，到宋代就成了“寄禄官”。
（三）兵制改革
唐前期的府兵制是唐朝武力的基础，其特点是“兵农合一”。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土豪又开始出现，他们隐藏户口，成为“多丁户”，如郿县宋智、凤翔歧阳郎光、凤翔岐山吕珣；南方润州有练湖，被土豪垄断，蓄户五万家之多。与此相应的是自耕小农大量破产，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所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况对府兵制造成了严重影响。富强人家子弟由于勋田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于是“行钱参酌”，逃避兵役。而贫者“被发即行”，甚至无力自备衣粮。
府兵耕战兼具，宜于执行番上宿卫这样的短期轮值任务，不适于长期戍守和经常性作战。况且，府兵调集在制度上是有条件、有限额的。因此，唐朝从一开始就经常在府兵之外征募民丁充当镇防戍守人员，或临时组成军队出征，以应付频繁发生的边疆战争，这种士卒叫“兵募”。后来，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制度的蜕变，兵士的番上和征防更代也多不能按时。原来规定兵士戍边的年限为三年，后来增至六年，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如，武后时以汉兵三万戍守西域，衣不解甲）。到玄宗时，戍兵归还者竟然十无一二。
政治腐败也瓦解了府兵制，番役更代多不按时，而且“刑赏不均”，戍卒自身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家人的徭役也不能被免除。于是，番休之后，兵丁便逃亡了，各折冲府的兵额因此严重不足，这就更加重了其余贫苦农民的兵役负担，其后果不难想象。土地兼并引起了府兵制的崩溃，兵制的崩溃又反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兵源在这个恶性循环中陷于枯竭。到玄宗开元年间（8世纪前半），府兵员额严重不足，已经不能保证正常的番上宿卫职能了，府兵制名存实亡，兵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保证军事形势和社会安全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国家需要更为自由的兵力资源，于是以募兵取代府兵成为必然。
（1）开元十一年（723），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废除府兵番上宿卫之制，在两京及其周围的府兵及白丁中招募强壮者充当专门的宿卫之士。这种招募来的职业兵被称为“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改称“彍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长年宿卫。这些雇佣兵都免除征戍赋役，连衣粮器械也由政府供给。
（2）开元二十五年（737），又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到军后，官府给以田地房屋。这些招募来镇守戍边的战士被称为“长征健儿”。长征健儿终身免除课役，装备、给养全由政府供应，因而又被称为“官健”。
（3）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最终宣告废除。“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
长从宿卫（彍骑）替代番上府兵宿卫京师，长征健儿（官健）替代轮番府兵镇防边地，这是中国古代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农分离代替了兵农合一，职业募兵制代替了义务征兵制。
彍骑开始时有资格限制，“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后来则尽为流氓、无赖。如《新唐书·兵志》所说：“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长征健儿也为边将所苦使，乃至“利其死以没其财”。所以唐朝对外作战，还得靠临时征发百姓农户。如杜甫《兵车行》（写于天宝五载，746）：“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也有类似的说法。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团结兵源起于府兵制下未被兴发的兵员，他们要“倚（地）团集结”，由地方政府指挥，执行后勤增援任务或防守地方。团结兵先是产生在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既进行训练，也从事生产，但和府兵不同，不用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职业兵役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而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后来长征健儿沦为藩镇兵，降至宋代成为厢兵，团结兵也就变成了乡兵。
开元、天宝之际兵制的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国家负担兵士衣、粮，增加了军费开支，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每年军需粮一百九十万石，绢布一千二百万匹段，所用绢布约占国家收入的一半。开元初每年军费仅二百万贯，天宝初达一千万贯，天宝末达到了一千四五百万贯。
（2）改府兵为长征健儿，唐初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外重内轻。从景云元年（710）至开元二十一年（733），为备边先后在沿边设置了十个节度使，控弦近五十万，而当时全国兵力才不过五十七万。武后当政时，地方几次起兵都很容易被扑灭。而现在却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兵制的转变对唐王朝的军事态势和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禄山身兼幽州（天宝元年改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御边，反而为他提供了积聚力量反叛唐朝的机会。“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世，渔阳（幽州）鼙鼓一鸣，而两京不守。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盛极必衰，这似乎已经成了一条规律。究其原因，从唐朝历史来看，“盛”多半由于开明开放、和平建设，“衰”则主要由于滥用民力和穷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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