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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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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明朝以多元的面相和复杂的谜团著称，多少人穷经皓首，就是为了体认和理解这个朝代的多重性格。在明朝之前，是中国传统王朝社会近一千六百年的周流演变，在明朝之后，是帝制中国缓慢转型，逐步融入现代世界的曲折历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既有各种传统发展的极致，又有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变化，相互交错，扑朔迷离，形成了明朝历史多重性格的特点。
明朝历史发展充满矛盾和张力。其中既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有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既有徒增内耗的朋党倾轧，又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有旧思想旧风尚的因袭僵化，又有新思想新风尚的萌生蔓延；既屡次实施海禁政策，又有郑和下西洋和泰西教士东来……
安靖如何变为乱局，经济如何由低落到繁荣，生活风尚如何由简朴入奢靡，思想文化怎样由划一到多元……面对众多谜题，《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取用宏观视角，俯瞰明朝的方方面面，甄别史料，考察帝王将相、士绅百姓如何面对那多元而动荡的时代。我们能看到，在这充满张力的转型时代，居高位者如何创业守成，士人怎样面对礼仪教化与严刑峻法，上上下下如何面对外患和动荡，文化又怎样在这商业繁荣的时代孕育醇化——而正是这些构成了多元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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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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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有（1944—2012），祖籍山西临汾，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满学会副会长、《明清论丛》主编。著有《晚明东林党议》《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中国古代官制》，主编《明朝十六帝》《中国历史透视》《元明清史》《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明代卷》等，主持点校《国朝典故》《逆臣录》，发表论文40余篇。 高寿仙，1962年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徽州文化》、《中国宗教礼俗》、《明代政治史》（合著）、《天启皇帝大传》（合著）等书，参与《中国文明史》《中国社会通史》《中国经济通史》等多种大型著作撰写，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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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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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前 言
第一篇 明朝的开创期（—）
导 言
第一章 朱元璋其人与明朝的建立
第二章 开国制度与政治整肃
第三章 从创业到守成的转变
第四章 边疆经营与对外交往
第五章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六章 专制统治下的社会与文化
第二篇 明朝的腐化期（—）
导 言
第七章 土木之变与保卫京师
第八章 天顺与成化年间的政治变乱
第九章 从弘治中兴到正德乱局
第十章 经济与社会的变动
第十一章 思想文化的转折变化
第三篇 明朝的整顿期（—）
导 言
第十二章 嘉靖初政与大礼纷争
第十三章 世宗失道与隆万改革
第十四章 “北虏南倭”问题及其解决
第十五章 社会经济的新发展
第十六章 思想文化的新样貌
第四篇 明朝的衰敝期（—）
导 言
第十七章 神宗贪怠与东林党议
第十八章 边疆与民族问题的新挑战
第十九章 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乱象
第二十章 内外威胁与明朝灭亡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附 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 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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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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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出版社邀请我写一部明朝史，盛情之下，只有允诺。但是当我写了数万字之后，就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请学弟高寿仙教授帮助。不是高教授的加盟，这部《明史》不知会拖到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
我自幼生活在北京，这里是明清两朝的国都，特别是故宫、长城、十三陵等明朝遗存深刻地影响了我。1963 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历史系名师荟萃，大师云集，在他们的熏陶下，我喜欢上了史学，这也就决定了我终生将与史学为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时期，那时我被安置在甘肃祁连山的深处，身边仅有的几部史书依然给我的生活带来愉悦。“文化大革命”后，我又有幸重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许大龄先生，研究明史，先是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高寿仙小我十八岁，也是许门弟子，年富力强。由于我俩同一师门，平常接触较多，合作起来得心应手，书稿内容自然也难分彼此，不过书中如有重大过失，当然学长承其责。
在《明史》写作过程中，我们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明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从传统皇朝来说，统治时间仅次于唐朝。这二百七十六年，实在是错综复杂，既有各种传统发展的极致，又有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变化，相互交错，扑朔迷离，形成了明朝历史多重性格的特点。要写出明朝历史的多重性格，对于我们确实有很大的难度。第二，有关明朝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有官方记载，也有大量的私人著述，可以说当年清朝官修《明史》时所依据的资料，今天都可以看到。全面掌握资料，去粗取精，辨别真伪，尤其重要。写史就是这样，史料少难，史料多也难。第三，明史研究受时政影响很大。这在清朝官修《明史》时就有所反映。近代以来，一些政治家经常用历史说话，明朝历史被他们利用得*多，许多人对明朝的认识，就是从这些时政化的研究而来。明史研究要摆脱时政影响，也并非易事。因此书稿完成之后，我们心情并不轻松，甚至忧过于喜，以上三点我们是否基本解决了，有待读者鉴定，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给予指教。
书稿即将付梓，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导师许大龄教授，是他当年孜孜教诲，把我们引上明史研究之路。本书的明史分期就是受先生研究成果的影响，实际上他为我们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其次要感谢明史学界的同人，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开创了近年来明史学术研究的繁荣，没有这样的基础，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部《明史》。参阅同人书目，附于书后，这里就不一一感谢了。再次，出版社编辑部非常敬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使本书避免了不少错误。我对其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八章 天顺与成化年间的政治变乱 第一节 英宗之幽禁与复辟
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英宗后，本以为奇货可居，可用来诱破明朝城隘，向明廷索要金帛。由于明朝坚持抗战，也先除最初勒索到一些财物之外，再也得不到实惠，英宗在他手里成了个无用的“空质”。而由于与明廷处于战争状态，原先通过朝贡和互市可以得到的物品，现在也无法得到，这使在经济生活上对内地依赖很多的瓦剌部损失颇重。也先逐渐感到，与明朝继续对立下去，实在是得不偿失，便动了把英宗送回的念头。
在明朝方面，上至文武大臣，下至草野村夫，对皇帝被蒙古人俘去，无不觉得是奇耻大辱，希望英宗能尽快返回。但此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景帝对此并不热心。一次廷议，吏部尚书王直奏言：“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景帝不高兴地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于谦看透了景帝的心思，从容言道：“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这才放心应允。经过几次遣使往复，也先决定送英宗南归。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二，英宗踏上返回故国的路途，于十五日抵达北京。景帝与其兄经过一番礼仪性的逊让后，便将英宗送入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内），并命靖远伯王骥守护，实际上是将英宗软禁起来。在礼数上，景帝对英宗也甚薄。每逢英宗生日，礼部都奏请让群臣到南宫行朝贺礼，景帝一概拒绝。
景帝还一心想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太子，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景泰三年，发生了广西土官黄[王厷]上疏事件，遂使易储问题公开化了。黄[王厷]是广西思明州土知府黄[王岡]之庶兄，守备浔州。景泰二年八月，黄[王岡]致仕，其子黄钧袭职。黄[王厷]想为自己的儿子谋取知府之位，便伪称要在思明征兵，让其子黄灏纠众在府城三十里外结营，到深夜突然进入府城，袭杀黄[王岡]一家，将黄[王岡]、黄钧父子肢解，用瓮装盛，埋于后花园中。事毕，黄灏率众回到营地。次日，他重新入城，假装发现黄[王岡]一家遇害，于是为其发丧，并假惺惺地派人缉捕凶手。在黄灏行凶时，黄[王岡]家一名仆人躲了起来，后逃到按察司报案，并出具了黄[王厷]的征兵檄文为证。广西巡抚李棠得知此事，一面申报朝廷，一面派人将黄[王厷]父子逮捕下狱。黄[王厷]见事情败露，便派千户袁洪到北京活动。袁洪到京后，探听到皇上想改换太子，便以黄[王厷]的名义进呈一本奏疏，声称为了“永固国本”，必须改立太子。景帝得疏大喜，称赞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他不顾是非，令将黄[王厷]父子释放，擢黄[王厷]为都督同知，并诏令廷臣集议。廷议时，有人不同意改换太子，太监兴安厉声说：“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朝臣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所奏，宜允所言。”3景帝终于实现了立己子朱见济为太子的愿望，原太子朱见深改封沂王。但次年朱见济即夭亡，不少朝臣对储位空虚感到担忧。御史钟同上疏，谓“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请求“蠲吉具仪，建复储位”，礼部郎中章纶也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景帝暴怒，将二人下狱，严刑拷掠，钟同被杖死，章纶则长系锦衣卫狱中。
对于英宗的一举一动，景帝都严加防范。御用监少监阮浪侍英宗于南宫，英宗赐予他一个镶金绣袋和一把镀金刀，阮浪又转赠给好友王瑶。此事被洞隐烛微的锦衣卫发现，遂诬告阮浪密奉上皇之命，以袋、刀潜结王瑶，谋复帝位。对于这类消息，景帝从不怀疑，遂将阮浪、王瑶下狱拷讯。虽然最终也没有确实的口供和证据，仍将王瑶磔死，阮浪则在狱瘐死。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帝放心，景泰六年夏天，他竟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尽皆砍伐，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英宗取得联系。
景泰七年十二月下旬，景帝身染沉痾，卧床不起。元旦在即，他自知难以应付烦琐的礼仪，便于二十八日下令，罢元旦庆贺礼。他不想让廷臣知道自己病重，所以公开宣布的理由是近来星变不断，上天示警，故而减损礼仪以答天戒。而群臣猜测，其中必另有隐情，一时议论纷纷，人心不安。礼科给事中张宁上疏指出：皇帝忽然宣布罢元旦庆贺礼，虽说是恭谨敬慎，诚奉天命，但朝廷内外岂能尽知陛下之心？必致讹言相传，有所惊讶。他请求皇帝“勉顺旧章，俯全大礼”。景帝览疏不悦，下旨斥责张宁“不识大体”。已经从各种渠道听说皇帝患病消息的大臣们，推测皇帝已病得不轻，否则是不会轻易罢免朝贺大典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暗中议论立储事，只是鉴于钟同、章纶之祸，谁也不敢明言。
三十日岁暮，应享太庙，景帝为保省体力，遣武清侯石亨代祭。次日，是景泰八年元旦，他强撑病体，御奉天殿，百官按朔望礼朝参。初六是孟春，又当祭宗庙，仍命石亨代行。十三日，应在南郊大祀天地。十二日，景帝勉强支撑病体，出宿于南郊斋宫。他本想亲行郊祀大礼，但病势沉重，开始咯血，只得召石亨至榻前，命他摄行祀事。祭毕，返回皇宫，令文武百官免行庆成礼。在京各衙门官员纷纷前往左顺门问安，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也率僚属前往。太监兴安以手做十字形，暗示皇帝病重，拖不过十天。他还对众人说：“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何益？”大家明白了兴安的意思，回去商议奏稿，准备请求皇帝尽快立储。
三十日岁暮，应享太庙，景帝为保省体力，遣武清侯石亨代祭。次日，是景泰八年元旦，他强撑病体，御奉天殿，百官按朔望礼朝参。初六是孟春，又当祭宗庙，仍命石亨代行。十三日，应在南郊大祀天地。十二日，景帝勉强支撑病体，出宿于南郊斋宫。他本想亲行郊祀大礼，但病势沉重，开始咯血，只得召石亨至榻前，命他摄行祀事。祭毕，返回皇宫，令文武百官免行庆成礼。在京各衙门官员纷纷前往左顺门问安，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也率僚属前往。太监兴安以手做十字形，暗示皇帝病重，拖不过十天。他还对众人说：“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何益？”大家明白了兴安的意思，回去商议奏稿，准备请求皇帝尽快立储。十四日，百官齐集于左顺门，商议奏请立储事，并拿出各自的疏稿。大多数官员认为应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大学士王文、陈循、萧镃等不同意。萧镃说：“沂王既退，不可再也。”王文则说：“今具请立东宫，安知上意谁属？”于是，萧维桢把胡濙等拟好的疏稿中的“早建元良”改为“早择元良”，各衙门长官依次签名上奏。次日，景帝传旨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十六日，王直、胡濙、于谦会诸大臣，准备再次请求立储，推学士商辂主草。商辂写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大家都称赞此语精妙。因为宣宗只有英宗朱祁镇和景帝朱祁钰二子，景帝既然无子，宣宗裔孙也就只有英宗诸子。商辂这样写虽未明确提出复立沂王，实已暗含其意。况且当时人十分看重血缘关系，这样写也容易感动人心。奏疏起草完毕，天色已晚，也就没有上呈，准备次日早朝时奏上。谁能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变生萧墙，英宗重新登上皇位。
帝朱祁钰二子，景帝既然无子，宣宗裔孙也就只有英宗诸子。商辂这样写虽未明确提出复立沂王，实已暗含其意。况且当时人十分看重血缘关系，这样写也容易感动人心。奏疏起草完毕，天色已晚，也就没有上呈，准备次日早朝时奏上。谁能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变生萧墙，英宗重新登上皇位。
十七日凌晨三更，石亨等人会合右都御史罗通，领军向南城进发。四更时分，开长安门，纳兵千余入宫城，然后将门反锁，以阻遏外兵。接着，迅速赶到南宫。南宫宫门之锁都被铁汁灌死，十分牢固。徐有贞让军士用巨木撞门，又命勇士翻墙入内，内外合力，墙坏门开，众人拥入。英宗听到喧闹声，燃烛出见，徐有贞、石亨等伏地请复登大位。呼军士举辇，军士惊慌不能举，徐有贞等帮着一起推挽，扶英宗登辇以行。英宗询问诸人职官姓名，各人纷纷报上。到东华门，守门卫士大声呵止，英宗高喊：“朕太上皇帝也！”东华门随声而开。众人拥英宗到奉天殿，升御座。几天前，景帝曾传出谕旨，定于十七日早朝。这天按照惯例，百官于五更前在午门外朝房等待。忽然，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出来高声宣布：“太上皇帝复位矣！”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在徐有贞的催促下，匆匆整队入宫拜贺。为了安定人心，英宗传谕百官说：“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众卿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百官齐呼“万岁”，人心稍定。这一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卧病在床的景帝听到钟鼓声和奉天殿传来的喧杂声，知事情有变。他问身边的人：“是于谦吗？”不一会儿，有人报说是太上皇帝复位了。朱祁钰闻听此语，连声说：“好，好！”数年来他一直严加防范、唯恐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但他此时病体缠绵，自知行将不起，听说兄长复位，心下倒有些释然，毕竟皇位未落入他人之手。
复辟当日，英宗命徐有贞以原官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次日，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并将一批大臣、太监下狱。二十一日，颁布复位诏书，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1457）。据说，复位诏书起初是由内阁诸学士集体起草的，但诸学士依次签名后，唯独徐有贞不肯签，英宗召他询问缘故，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英宗遂命他重新起草，经三宿才最后完成。徐有贞所草诏书，内有“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等语，将景帝登基定性为篡位。二月初一，又以孙太后名义发布制谕，宣布废“景泰僭子仍为郕王”。制谕对英宗大加称赞，谓其“敬天勤民，无怠无荒”，对土木之变也粉饰说：“比因虏寇犯边，生灵荼毒，为恐祸延宗社，不得已亲率六师以御之，此实安天下之大计也。”而对于景帝，则痛加诋毁，内中云：
斁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傍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滥赏妄费而无经，急征暴敛而无艺。府藏空虚，海内穷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上天震威，屡垂明象，祁钰恬不知省，拒谏饰非，造罪愈甚。既绝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弥留，朝政遂废。
此谕用词颇似泼妇骂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朱祁钰临危受命、奠安社稷之功一笔抹杀。二月十九日，朱祁钰凄凉辞世，究竟是自己病死，还是被宦官勒死，已成历史之谜。朱祁钰死后获谥号曰“戾”，其义为“知过不改”。到成化年间，又被恢复了帝号。
于谦等人下狱后，徐有贞、石亨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他们唆使党羽，弹劾于谦、王文等人，谓其图谋迎立襄王朱瞻墡之子入京即位。在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于谦则冷笑着说：“（石）亨等意耳，辩何益。”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持审讯的官员阿附徐有贞、石亨，竟以“意欲”定案，判处于谦、王文谋逆，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案子上奏后，英宗有些迟疑，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决心遂下。大理寺卿薛瑄奏请从轻处置，英宗令将二人处斩。于谦赤心为国，当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力定大计，使社稷转危为安，一代功臣，竟惨死刀下。抄其家时，家无余赀，只有正室门锁牢固，打开一看，都是景帝所赐蟒衣剑器。于谦无辜被杀，天下冤之。可以说，杀害于谦是英宗复辟后最大的一个失误。此后军备废弛，边警不断。一天，英宗忧形于色，在一旁的恭顺侯吴瑾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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