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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瘟疫遇到世界大战，全景呈现一场大瘟疫抵达美国后的三波浪潮
从战场到民间，从沿海到腹地，流感如拓荒者般踏入新大陆。
病毒屡次卷土重来，而人类对其所知甚少，几乎毫不设防。
揭示美国军民与无名敌人的缠斗如何扭转战争与和平，以及大流行对巴黎和会的戏剧性影响。
直击流感“高烧”现场，近距离观察病患、士兵、医护、官僚系统
尽管病毒能无差别地感染所有人，但恐惧、排外、信息闭塞与种族主义，使处于美国社会与领土边缘的族群更加孤立无援。
在公海上浮沉的“幽灵船”，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在世界尽头的阿拉斯加与萨摩亚，流感罹难者几近死无葬身之地。
比战争暴力更为致命的，是流行病与不平等滋生的结构性暴力。
各地公共卫生体系纷纷失灵，女性成为业余志愿者的主力，她们上门探访、赈济灾民、缝制裹尸布和口罩，给予生者与余众安慰。
禁足、口罩、隔离，自由、健康、生存，一场灾难社会之下的价值观之争
在病毒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追溯流感元凶历经数年，一度演变为信仰与理性的对立。
当疫情逼近，掌握消息的当局粉饰和平，召集数十万人的自由公债游行，使病毒伴随爱国主义狂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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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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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短短的几个月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蔓延，至少造成3000万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人数还要多。而在美国，至少有50万人遭遇不幸。然而奇怪的是，这一改变了战争进程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遗忘或者忽视。在本书中，克罗斯比不仅系统地描述了西班牙大流感在美国传播的三波浪潮，讨论了其对美国武装部队、主要城市和领土的影响，还分析了美国人为何对这一灾难丧失记忆，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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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Alfred W. Crosby
美国历史学家，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被视为环境史研究的奠基者。被芬兰科学院颁授院士称号。著有《哥伦布大交换》《被遗忘的大流行》《生态帝国主义》《万物皆可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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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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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西班牙流感速览
第一章 巨大阴影
第二部分 西班牙流感：第一波浪潮，1918年春夏
第二章 流感病毒的发展
第三章 三处暴发—非洲、欧洲、美洲
第三部分 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
第四章 美国开始注意
第五章 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美
第六章 费城的流感
第七章 旧金山的流感
第八章 前往法国途中的海上流感
第九章 流感与美国远征军
第十章 流感与巴黎和会
第四部分 测量、研究、结论和困惑
第十一章 统计数据、定界与推测
第十二章 萨摩亚与阿拉斯加
第十三章 病毒的研究、挫折与分离
第十四章 1918年的流感向何处去？
第五部分 后 记
第十五章 人类记忆特质探究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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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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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人类记忆特质探究
研究美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的记录，就像站在高山上，看着一支由许多船只组成的舰队驶过一股险流，而水手们却没怎么留意。他们紧握舵柄，注视罗盘，尽职尽责保持航线。从他们的良好视野来看，航线似乎是笔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隐秘的水流正将他们冲向下游远处。汹涌的水流淹没了许多船只，水手也溺死了，但其他船只却没有察觉。其余水手仍专注着维持自身的航线，坚定不移。
关于西班牙流感的一个重要的、几乎不可理解的事实是，它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杀死了数百万人。未曾有过其他传染病，或战争和饥荒，在这么短时间内夺走了这么多生命。然而，它从未引起畏怯，在1918年及之后、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公民中都没有。人们不知如何应对他们的疑惑和恐惧，但这不能归于信息匮乏。在1918年没有陷入混乱状态的每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西班牙流感造成的破坏都被记录在大量公布的统计数据中。
这场流感以一己之力将1918年推回19世纪。美国陆军在1918年死于疾病的人数比1867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新奥尔良、芝加哥和旧金山的死亡率都没有这么高；费城1918年的死亡率超过了1876年伤寒和天花疫情以来的任何年份。1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使得美国48家人寿保险公司中的37家不得不减免分红。在1918年10月30日那周，美国恒信人寿保险公司收到的死亡索赔数比1917年同期高出7.45倍。1918年10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期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处理了6.8万份死亡索赔，总金额比精算师预期的多出2 400万美元。2
1918年底，美国精算学会主席亨利·莫伊尔估算，这场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为40万。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流感死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3岁，而保户通常的死亡年龄是55至60岁。他判断每个流感患者的平均寿命损失为25年，于是美国社会损失的寿命总计为1 000万年。而此时，西班牙流感还有一波还没来到。3
因这场大流行，许多人都呼吁对流感开展全面研究、大规模扩大公共卫生部门的规模和权力，并自信地预测政府将为此慷慨拨款。美国医学会前主席维克多·C. 沃恩称，医生对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既然“我们已击退德国人”，就应当把力量转向呼吸道疾病，“直到有所成就为止”。军医署长布卢呼吁成立一个集中的国家卫生部门，其权力应当远超美国公共卫生署之前或之后的权力。生物统计学大师雷蒙德·珀尔预言，这场大流行将激励全球卫生学家提出类似拯救凡尔登战役的口号：决不让敌人通过（Ils ne passeront pas.）。4
1918年11月《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一篇社论称：
为抗击敌人提供了150亿资金的美国人民，将很容易看到适当资助抗击这种疾病是明智的，它在两个月内杀死的美国人是那些德国人一年内杀死人数的数倍。
美国医学会敦促联邦政府拨款150万美元用于查明流感起因。1919年1月，艾奥瓦州得梅因的《新闻报》直言不讳地指出，找到治疗流感的方法关乎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这样的事情没法靠个人努力，国会应该拨款500万美元支持流感研究。一个月后，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向国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要求拨款同等的金额。5
同年晚些时候，俄亥俄州议员费斯提议，向美国公共卫生署拨款150万美元，用于调查流感、肺炎及相关疾病之谜。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谢泼德和俄亥俄州参议员哈丁（不久后便入主白宫）提议拨款50万，以找寻流感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表示赞同：“这几乎是联邦资金最有效也最有价值的用途了。”6
人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揭开流感之谜。1918年秋天，在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领导下，出现了公共和私人研究的高潮。似乎全国所有的生命科学机构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转而研究流感，许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生产疫苗，但全无用处。随着大流行的消退，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民事和军事机构，或独立或合作，都去收集和分析大流行的统计数据。纽约州州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西班牙流感的起因、预防和治疗。美国国家医学院拨出款项，为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和细菌学的重要总结做准备工作。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任命了委员会来调查西班牙流感的细菌学、统计数据、预防措施等方方面面。1918年秋天，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欣欣向荣之际遭遇了灭顶之灾，作为一项务实的商业策略，它将资金投入了流感研究。7
但是，与此后为抗击脊髓灰质炎、心脏病和癌症等威胁所做的工作相比，这一切都微不足道，而且这种努力缺乏协调、资金不足、力量薄弱。国会没有为流感研究提供任何特别拨款。随着人口增长和对公共卫生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提高，美国公共卫生署的拨款继续稳步上升，但大流感并没有刺激拨款大幅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公共和私人在医学研究方面的总支出仅为“二战”后的五十分之一。而美国科学家与英国科学家不同，没有构想出计划来哄劝爱狗人士资助那类实际上针对流感的研究。
政府和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也忽视了流感，一如他们在1918年对它极其不重视。大多数政治家，由于要打仗、要确保和平，几乎没有正视过西班牙流感，这忠实地反映了他们选民的意见。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李·K. 弗兰克尔在1918年12月抱怨说，最近的有轨电车事故中有几十人死亡，成为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而大流行的报道却微乎其微，只上了纽约报纸的头版，而在纽约每天有五六百人因流感死亡。1918年11月，在连续两周里，纽约先后有5 000人和4 000人死于流感和肺炎，《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说：“也许这次流感疫情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并没有引起丝毫恐慌，甚至连骚动也没有。”9
如果美国人不曾害怕西班牙流感，那肯定也不会被关于它的记忆吓倒。1919年至1921年，《文学读者指南期刊》上关于棒球的专栏文章占了13英寸的版面，布尔什维主义占了20英寸，禁酒令占了47英寸，而流感占8英寸。10 20世纪50年代的亚洲流感疫情再度激发了大众的兴趣，但今天人们对任何一种流感都没什么兴趣。1918年以后出生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对14世纪黑死病的了解程度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流行还要多。尽管毫无疑问，这些学生有不少年长的朋友或亲戚都亲身经历了这场大流感，如果被问及，他们还可以详述一下经历。在最畅销的美国历史大学课本中，也就是那些由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小阿瑟·施莱辛格、C. 范恩·伍德沃德和卡尔·德格勒撰写的书中，只有一本提到了这次大流行。托马斯·A. 贝利在《美国庆典》（The American Pageant）中对此也只提及了一句，在这句话的描述中，因流感死亡的总人数至少少了一半。11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些将大流行置之脑后的美国人中，有许多是所谓过度敏感的年轻人，即“迷惘的一代”，他们日后创作出了最伟大的美国文学杰作。对许多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的另一大杀手，才是他们人生的核心经历。（顺便一提，在大流行期间，“迷惘的一代”的提出者格特鲁德·斯泰因在法国开救护车。）
1918年秋天，身为步兵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乘坐军舰穿越大西洋，船上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每天都有人死亡。登岸后不久，帕索斯就病倒了，他在家信中说，他的病由以下几种组成：“肺炎、结核病、白喉、腹泻、消化不良、喉咙痛、百日咳、猩红热、脚气病，管它是什么。”然而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只提到过一次大流行。在根据他自身战争经历写就的《三个士兵》中，帕索斯用了几页的篇幅介绍了军舰上的脊髓性脑膜炎流行病，书中只有一处简要提及了流感。12
西班牙流感挫败了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计划，他原本想参战，观察值得写的东西。1918年10月，他所在的师奉命前往法国，但是担心在公海上暴发流感而推迟了登船。当该师最终登船时，战争结束了，船也就没有出港。他的知己和导师，西戈尼·韦伯斯特·费伊神父，即《人间天堂》中达西神父的原型，于1919年1月死于肺炎。然而，大流行在《人间天堂》和他的其他小说中却无足轻重。菲茨杰拉德觉得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却对半年内杀死了50万同胞的事件未置一词。13
作家威廉·福克纳喜欢描写阴郁可畏之事，1918年秋天，他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接受训练，当时他所在基地有四分之一的军官和士兵患上流感，训练计划因此被打乱，但他从未将流感写进小说或故事中，甚至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去影射公正和愤怒的上帝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某种可怕惩罚。欧内斯特·海明威还在米兰疗伤时，与他相爱的护士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离开了他，先后去往佛罗伦萨和帕多瓦附近的特雷维索抗击大流行。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使用人物凯瑟琳·巴克莱再现库罗夫斯基，但他也并没有提到流感这个讨厌的情敌“得逞”了。西班牙流感只在他的“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中出现过一次：“我见到唯一的自然死亡……”14
在1918年业已成熟或即将成熟的一代作家，也几乎对西班牙流感漠不关心，只有两个例外。薇拉·凯瑟在小说《我们的一员》中，用了整整几页篇幅描写一艘运兵舰上的流感疫情，但这部爱国主义作品并不太出名，此后她便不再书写这个主题。身为医生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大流行期间每天要接听60通电话，但与流感的斗争对他的文艺创作几乎没什么启发。显然，就像大多数既非医生也非诗人的美国人一样，这场大流行对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进程毫无影响。15
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受到1918年的胜利和停战的报纸头条干扰，但情况也没好多少。华莱士·斯特格纳在其早期有瑕疵的小说《黑暗平原上》中，把大流行用作一个意外介入扭转局面的事件；而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畅销书《巨石糖果山》中，大流感则是一个偶然因素。威廉·马克斯韦尔在10岁左右就因1918年的流感失去了母亲，他在20年后出版的一部精美小说《妈妈走的那一年》中捕捉并保留了这一经历。玛丽·麦卡锡在西班牙流感中失去了双亲，大流行想必在她的自传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她的小说中却很少提及。16大多数在1918年还是孩子的人，都像他们的长辈一样，迅速遗忘了这场大流行。
西班牙流感没有给美国文学或文学家留下持久烙印，两个最大的例外是托马斯·沃尔夫和凯瑟琳·安·波特。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给予这场大流行应有的承认，因为大流行对他们的心灵打击太大，永远不会被遗忘。
托马斯·沃尔夫的爱兄本杰明·哈里森·沃尔夫患上了西班牙流感，当时托马斯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叫他回家的电报抵达之前，哥哥的病情就已经转为肺炎。托马斯经历的这场死亡是他一生中的重大创伤；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天使望故乡》第35章中，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作者成功捕捉到了亲人死亡的瞬间，那些爱他的人意识到斯人已逝，宇宙中所有的力量都无法挽回或取代：
他们默默无语，惊叹感油然而生。他们想起他一生来去飘忽，孤单寂寞，他们想起一千个早就遗忘的事迹和时刻—有些事现在看来好神秘好古怪，他像幽灵走过他们的人生；现在他们俯视他灰色的遗骸，有一种相识的兴奋，像人家想起一个遗忘的字眼，或者后人俯视尸体，初次看见一个离去的神明。17
凯瑟琳·安·波特也许是比沃尔夫更伟大的艺术家，而西班牙流感对她的伤害也更深。1918年秋天，她是丹佛市《落基山新闻报》的记者。她与恋人（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都染上了流感。人们以为她必死无疑，报纸也拟好了她的讣告。她烧得很厉害，头发变白并脱落；在病危后第一次试图坐起来时，她摔断了胳膊；她的一条腿得了静脉炎，医生说她将永远无法行走。但是六个月后，她的肺部恢复了健康，手臂和腿也在痊愈，头发也长了出来。
这位中尉却去世了。种种回忆在她的脑海中酝酿了多年，关于中尉、关于1918年的美国，以及她与死亡的漫长对话，然后凯瑟琳·安·波特才动笔，写作花了很长时间，比最终作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让人感觉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她从一首古老的美国黑人歌曲中摘取了标题—“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带走了我的爱人”—再往前追溯，则出自《圣经·新约·启示录》第6章第8节，其中一个骑着灰色马的人代表死亡，他被赐予权力，“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18
这个故事是20世纪短篇小说的杰作，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它还有其他意义。这部文学作品里有对1918年秋天的美国社会最准确的描写。它综合了原本只能通过阅读数百页报纸才能获得的内容：女性刚开始养成抽烟的习惯；禁酒令迫在眉睫，随身酒壶出现；士兵们对政府发放的腕表忸怩不安，因为真正的男人以前从未戴过这种表—“‘我要揍你的手表’，一个演杂耍的小丑会装腔作势地对另一个说，而这始终是一句逗人的笑话，永远听不腻”；还有自由公债运动、令人窒息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所有德国事物的病态仇恨—“这些下流的德国兵……光荣的贝洛森林……我们的关键是牺牲……受尽折磨的比利时……在遭到伤痛以前一直做出贡献……我们呱呱叫的小伙子在那儿……德国佬的大炮……文明的死亡……德国鬼子”；还有战争，战争的麻木不仁—“‘你知道一队坑道工兵干上活儿以后，他们的平均寿命有多长？’‘我猜很短吧。’‘只有九分钟……’”接着，一种没人能搞懂的新威胁出现了，而人们的关注点总是偏离那些送葬队伍。“他们说，这其实是由一艘德国船带到波士顿的细菌引发的……有人说看到一团奇怪的、黑压压、阴沉沉的云从波士顿港浮起来……”然后是头痛和呕吐，医院挤满了人，失去意识，在生与死之间几乎不可言明的平衡时刻，然后慢慢恢复健康，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康复，所爱之人已经离去，。然后是停战协议—钟声、喇叭声、口哨声，到处喧闹，以及“从卧床不起的老妇人住的病房到楼下门厅里，都飘起嗓音沙哑、音调不齐的合唱：‘为了你，我的祖国……’”
故事的结尾表达了在独自品尝胜利滋味时，感受到的战胜德国人和战胜疾病的空虚感。它同样唤起了西班牙流感后经常出现的令人沮丧的情绪。“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瘟疫，只有大炮声停止后茫然的静寂；拉上了窗帘的没有闹声的房子、空荡荡的街道、严寒彻骨的明天的光明。现在是干一切事情的时候了。”19**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并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或者说，他们只把它当作美国战后文学复兴中一个重要人物的特色作品。为什么呢？凯瑟琳·安·波特从未像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那样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或许是因为她的性别，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男性学者就已宣布女性的智力成果无足轻重。但是，在文学研讨会之外，对这个故事缺乏关注的主要原因可能只因为它是关于个人的创伤性经历，而这段经历是由大多数人忽视的东西造成的：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这就又绕回了原处：为什么美国人对1918年的大流行漠不关心？为什么他们后来彻底遗忘了它？
要做出猜测（也只能是猜测，社会很少会记录人们为何忽视某事），我们必须承认，致命的流行病在1918年并不像今天那样出人意料，也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至少在技术先进的国家是如此。伤寒、黄热病、白喉、霍乱等可怕的流行病都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西班牙流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比美国人以前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大的打击，但这种对比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
相较之下，令美国人忽视这次大流行的最重要原因，则可能是战争本身。在这方面，《纽约时报》认为，战争教会我们—或多或少学会了从个人利益及安全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死亡本身已经如此熟悉，也因此不再严酷，甚至无关紧要。勇气成为一种共同特质。而恐惧，即使存在，也比以前更少被表达出来。20
我们或许会怀疑这种尚武的解释，但也得承认，大部分死于流感的人都是青年，与那些战死的人年龄相仿，因此，讣告栏可能已经与伤亡名单混为一体，而大流行对人口的影响无疑会被战争的影响掩盖。
当然，即使正处在大流行期间，战争也很分散人的注意力。随着德皇的军队全面撤退，每天都有新的和平谣言，谁还会留心其他事呢？甚至有些医生也被战争冲昏了头，似乎大流行一结束就将其置之脑后。伯恩斯·查菲、J. M. T. 芬尼和伦纳德·G. 朗特里都曾随美国远征军前往法国，他们都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自己的战时经历，但都没有提到西班牙流感。托马斯·W. 萨蒙是精神病学家，本该比其他医生更能抵抗虚假的情感诉求，而他在战争期间写道：“目前我们国家只有一项任务：打败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狡猾的、顽固抵抗的敌人。”21
许多人可能认为流感只是战争的一条支线。流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死亡，虽然人们身处美国的家中，却像在法国的士兵一样与德国人对战。在1918年的气氛中，给予他们与疾病作斗争以尊严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归入战争。上文引用的《纽约时报》社论说，大流行是这样一种疾病：“遭遇它，征服它，我们正在照顾伤员，就像在法国的士兵与德国人交战后所做的那样。”在马里兰州米德营举行的大流行死难者追悼会上，主持仪式的军官向一众营员逐一宣读死难者名字，当每个名字响起时，其所在连队的中士敬礼并回答：“为荣誉而亡，长官。”22
这种疾病的性质和流行病学特征使得受其影响的社会很轻松就遗忘了它。它传播得太快，但又来去匆匆，只对经济产生了短暂的影响，不待众人意识到危险有多严重，它就已经消失了。流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巨大差距，这往往使潜在的受害者心安。狂犬病和西班牙流感哪个更可怕？前者袭击极少数人，如果没有得到合适治疗，全部都会死亡；后者感染多数人，只有2%或3%的人死亡。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可怕的无疑是狂犬病。
如果西班牙流感病毒成为一种永久的流行病，带来痛苦，那么美国也不会遗忘这种流感。然而大众的感知是，它来了，带走受害者，然后永远消失了。如果流感像癌症和梅毒那样久治不愈，或是像天花和脊髓灰质炎那样留下永久和明显的损害，那么美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患病、毁容和残疾的公民，在几十年间提醒人们记得这场大流行。但是，从来没有人被流感折磨数年，使家人和朋友目睹并共同承担这种折磨，然后才死去；没有哪个叫“乔治·华盛顿”的人被流感弄得脸部坑坑洼洼，然后当选总统，也没有哪个叫“罗斯福”的人因为流感导致双腿萎缩，坐着轮椅入主白宫。
或者，假如流感是一桩深埋在老百姓记忆中的恐怖事件，那么美国人在1918年就会有心理预期，感到恐慌，此后几代人也会追忆和讨论这些情感创伤。美国公共卫生署代理军医署长A. J. 麦克劳克林在1918年12月抱怨说：
大范围发生黄热病流行并造成数千人死亡，将使整个国家陷入恐慌。在某个海港市镇发生十几起鼠疫，也同样会人心惶惶；但不寻常的是，人们普遍对几乎突然失去30万［原文如此］同胞感到平静。23
如果美国或全球有哪个著名人物死于这场大流行，那也会被人记住。但是流感并没有击倒伍德罗·威尔逊或与之地位相近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构筑的：个人很少在40岁之前功成名就。而西班牙流感的特点是杀死年轻人，因而很少影响到位高权重者。它杀死了美国远征军第26师爱德华兹将军的女儿，但没有杀死将军本人。它杀死了参议员阿尔伯特·B. 福尔的一儿一女，但不是参议员本人。它杀死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冈珀斯的女儿，却让这位美国最有权力的劳工领袖活了下来。24
流感还杀死了司戴德，他的同僚称其前途无量，但司戴德38岁就去世了，我们自然永远不会知道他若活下来将如何影响全球局势。如何识别出那些在1918年死于流感而没有机会在20世纪中期变成伟人的人物呢？1918年，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36岁，他乘坐阴郁的“利维坦”号从法国归来，在船上染上流感后发展成双侧肺炎—但他最终康复了，在日后当上了总统。25
这场大流行对历史的整体影响，就好像往1918年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茶点中无差别投毒会对“二战”军事史造成的影响一样；换言之，尽管它影响巨大，但毫无逻辑可循，过去的评论家都完全忽略了这点。他们有理由不管不顾，若非如此，则将陷入无限猜测的沼泽中。但是，那些为了保持思路清晰而必须忽略的东西可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人当时几乎不曾在意这场流行病，即便注意到什么也很快遗忘了。当人们为这一奇怪事实寻找解释时，发现了一个谜团和矛盾之处。美国人几乎没怎么理会，也没有回忆—无论是查阅“一战”时期的历史记录、流行杂志、报纸还是政治和军事回忆录，都明显如此，这令人恼火—但如果转向私人叙事，转向那些无权无势者的自传，转向1918年秋天在朋友或夫妻之间的信件，特别是，如果询问那些经历过大流行的人的回忆，那么很明显，美国人确实注意到了，他们受到了惊吓，生活轨迹改变了，而且他们对大流行的记忆相当清晰，也经常会承认那段经历在人生中影响极深。
西班牙流感在组织和机构等集体层面影响不大。它确实激发了医学家及医疗机构的众多活动，但这就是全部了。它并没有促使政府、军队、公司或大学的结构和程序发生巨大变化。它也没怎么影响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进程，总体而言，流感同等地侵袭了各方势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得了病；美国兵、英国兵、法国兵、德国佬全都得了病。相较于伤寒和结核病等其他疾病，流感无视农村和城市、贵族和农民、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差异，以相似的比例将他们全部击倒。（富人确实有优势，但也微乎其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起作用。）
西班牙流感不是针对集体，而是针对人类社会的原子—个人—产生了永久影响。凯瑟琳·安·波特在谈到这场大流行时说：“它只不过简单划开了我的生活，就这样穿过”，她的同代人多数都会同意这一说法。26
塞缪尔·冈珀斯获悉女儿死讯之时，他正在都灵试图重燃意大利劳工的战斗精神。萨迪是他离家后去世的第三个孩子，她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歌手；冈珀斯还记得她歌唱的《玫瑰经》风格独特。他在自传中将它描述为“一首我现在不忍听的歌”。他的孙女认为，他从未从萨迪之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27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瓦尔德罗姆·R. 加德纳向法院申请解除他与艾丽斯·加德纳的婚姻关系，理由是他在结婚时因感冒发烧暂时神志不清。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国会议员雅各布·E. 米克在1917年与妻子离婚，并将四个孩子的监护权交给了她。他后来患了流感，于1918年10月14日被送进医院。在医生宣布米克不会康复后，这位议员立刻与共事了六年的秘书艾丽斯·雷德蒙结婚。几个小时后他去世了，那天是16日。28
许多从未感染过西班牙流感的人也深受这场大流行的影响。188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查尔斯·哈加多恩上校，他在伊利诺伊州格兰特营指挥了一个月左右，流感开始夺走他手下的士兵。10月6日，当他禁止公布死者名单时，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25人。哈加多恩的同僚注意到，他因这场大流行而情绪低落、失眠。10月7日晚上，这位上校用手枪朝头部开枪自杀了。29
当位于法国第戎的美国陆军医院塞满流感病人时，在该市照顾难民儿童的红十字会护士伊丽莎白·马瑟向第40工兵部队伪装部的病人开放了她的托儿所。那些康复的美国士兵把她当成救命恩人。他们送给她一枚铂金戒指和一个路易·菲利普时代的宝石吊坠，都镶着钻石。30
1918年，玛丽·麦卡锡只有6岁。她的家人—母亲、父亲和孩子们—于1918年10月30日在西雅图登上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时就已经感染了流感。一周后她的母亲去世，父亲在此后一天去世。
玛丽·麦卡锡父母的去世是否使她成为一位特别的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如果他们还活着，很可能她会在一个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中继续度过安逸的童年，而结果也可想而知：“我可以看到自己嫁给了一个爱尔兰律师，打高尔夫球和桥牌，偶尔去度假，订阅一个天主教读书俱乐部。”31她不会在《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上发表尖锐的文章，不会写小说，不会有巴黎的家，也不会有河内之旅。
不是只有失去双亲的孩童才会被西班牙流感打上永久的烙印。1918年，弗朗西斯·罗素7岁，住在多切斯特山顶，从那里他可以看到波士顿，以及波士顿港里绘有“之”字形迷彩的舰队。他参与自由公债运动的方式是购买25美分一张的战争节俭邮票（thrift stamps）；他吃没有糖霜的生日蛋糕，这样比利时人就不会挨饿；他吃完桃子留下桃核，烤干后放进桃核收集桶里，这样它们就可以用于制作防毒面罩。他看着出殡队伍从步行山街经过，看着棺材在公墓教堂里堆积如山，看着“小眼睛”马尔维搭起马戏团帐篷，帐篷在风中飘扬，为的是接收源源不断的掘墓人来不及处理的棺材。
10月，学校因流感闭校，他整日玩耍。早晨有霜，金盏花冻得发黑，但下午暖洋洋的，蟋蟀歌唱。有一天，他和两个朋友偷溜进墓地，观看了一场葬礼。一个白发老人把他们赶走了。然后男孩们打了起来，互相扔石子。
弗朗西斯当晚步行回家，途中他第一次意识到岁月匆忙，时光不复返。“那时我知道，生命并非永恒的此刻，甚至明天也会成为过去的一部分，在所有未来的日子里，我亦终有一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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