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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和平戛然而止》必成世纪经典。
——《经济学人》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最好的书。
——奥尔布赖特（美国第64任国务卿）
“一战”起源的最新解释，追问“战争的责任”而非“战争的罪过”
德皇威廉二世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吗？
同盟国应该为战争爆发负全责吗？
大战是缔结同盟、军备竞赛以及秘密外交等造成的？
基于最新的开放档案和文献资料，《和平戛然而止》为“一战”起源给出了新的解释：
麦克米伦不谈论战争的“罪过”，她展示的是少数几个作出决策的领导人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他们的心理动机。没有人故意制造一场欧洲战争，但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负有战争的“责任”。
精准共情，细腻推敲，走入大变局中权势人物的内心，一窥他们的纠结与渴望
在德国，有善变的德皇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
在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试图通过纯粹的努力，延缓帝国即将到来的混乱；
在俄罗斯，有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
在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首相阿斯奎斯，以及积极倡导与德国开展军备竞赛的海军上将费舍尔；
他们共同将欧洲大陆推向了陆地和海洋的对抗……
重新发现希望之火，乱世中也曾有强劲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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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今天的世界酷似“一战”前的欧洲；
举手投降并说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这很容易，但也很危险。
欧洲是如何走到1914年夏天那个战争比和平更有可能的境地的？那些决策者行事时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没像之前那样把局势往回拉一下？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和平戛然而止？
战争，当它最终到来之时，所有人都惊骇莫名；但“一战”绝不是稀里糊涂发生的。无论帝王君主、官员政客，还是普罗大众，人人都想利用战争，人人都在制造危机。各国政要复杂多变的性格和动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威胁日盛的军备竞赛，以及不断变化的联盟体系，终结了长久的和平，带来了一场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战争。
本书意在述说百余年前的欧洲是如何从太平盛世迅速堕入战争深渊，并力图找出那些缩小选择余地的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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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acMillan），杰出史学家，历史研究及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为牛津大学教授。
麦克米伦的曾外祖是“一战”时英国名相劳合·乔治，她的多部作品也与其外祖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曾获塞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赫塞尔-蒂尔特曼奖等众多奖项。
著作《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备受赞誉，获历史学教授罗新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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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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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战争还是和平？
第一章 1900 年的欧洲
第二章 大不列颠与光荣孤立
第三章 “顽童为王，国家之祸！”
第四章 德国的“世界政策”
第五章 无畏战舰：英德海军竞赛
第六章 不般配的盟友：英法协约
第七章 熊与鲸
第八章 尼伯龙根的忠诚
第九章 希望、恐惧、观念与未言明的假设
第十章 和平之梦
第十一章 考虑战争
第十二章 制订计划
第十三章 危机上演
第十四章 波斯尼亚危机
第十五章 纷争不断的 1911 年
第十六章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第十七章 欧洲最后数月的和平
第十八章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第十九章 欧洲协调的终结
第二十章 欧洲和平的最后一周
尾声 战争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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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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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战争还是和平？
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频仍的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
—《鼠疫》，阿尔贝·加缪
凡这世上已发生之事，甚至是已切盼之事，已筹谋之事，已展望之事，都不能说是毫不相干。战争并非意外事件：战争是必然结果。你不能一边回顾久远历史一边发问：战争因何而起？
—《鲍恩的庭院》，伊丽莎白·鲍恩
鲁汶本是一个不甚光鲜的地方，1910年的一本导游手册如是说，但时候到了，它便燃起一场盛大的火焰。没有哪个鲁汶居民会想到，他们美丽文明的小镇家园会遭此厄运。几个世纪以来，这座繁荣平静的小镇以一座座瑰玮的教堂、古色古香的屋宅、精绝的哥特式市政厅，以及1425年创办的一所知名大学饮誉世界。那所大学的图书馆位于镇上久负盛名的老纺织会馆内，藏书20万册，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神学和人文经典著作，还有丰富的手稿藏品，从公元9世纪一位修士写下的诗歌集，到中世纪修士们辛劳数年完成的彩绘抄本，应有尽有，不一而足。然而，1914年8月末，空气中满是硝烟的味道，摧毁鲁汶的阵阵烈火在数公里之外都清晰可辨。包括这座大学图书馆在内，小镇的大片街区都在战火中消失了。绝望求生的小镇居民带上了一切可以携带的行李冲进乡下避难，而此情此景将在20世纪反复上演，人们将会对此习以为常。
与比利时很多地方一样，鲁汶不幸落在了大战中德国入侵法国的进军路线上，而这场爆发于1914年夏天的大战一直延续到1918年11月11日才告结束。德国的计划是一套两线作战策略：一边对俄国进行防御作战，拖住这股东线敌军；一边快速入侵，在西线击败法国。比利时本是中立国，希望在德军一路南下进攻时保持沉默以免于战争；但就像后来在大战中反复上演的戏码一样，这些设想被证明是大错特错。比利时政府决定抵抗德军—这是在第一时间对德军的作战计划说不。英国在短暂犹豫之后也加入战团，与协约国一起对抗德国。8月19日，当德军抵达鲁汶，他们已对比利时人不可理喻的抵抗颇为恼怒，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不安，担心遭受比利时军队和英国军队的攻击，而平民也可能拿起武器抵抗。
头几天里一切正常：德国人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可担惊受怕的鲁汶平民甚至不敢对入侵者表露丝毫敌意。8月25日，鲁汶又来了一支德军，是在遭受比利时人反攻后撤下来的。一时间城内流言四起，都说英国人也要来了。小城响起了枪声，最有可能开枪的就是紧张兮兮、或许还喝醉了的德国士兵。恐慌情绪在德国人之间蔓延激化，他们确信自己遭受了攻击，随即开展了第一波报复行动。当晚和此后几天时间里，平民被拖出屋宅，包括鲁汶市长、大学校长和几名警官在内的要人都被枪杀。最终，鲁汶大约一万的总人口里有250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则被殴打、羞辱。有1500名鲁汶居民（有婴儿，也有老者）被押上火车运往德国，那里的人用嘲弄和羞辱迎接了他们。
德军士兵—时常和他们的军官一起—洗劫城市，抢夺战利品，抄掠财物，纵火焚烧建筑物。鲁汶的9000座房子里有1100座惨遭摧毁。一座建于15世纪的教堂被大火焚毁，屋顶坍塌。8月25日午夜，德国士兵闯进图书馆，四处泼洒汽油。清晨，图书馆已是一片瓦砾，藏书化为乌有。烈火又接着烧了好几天。数日之后，当地一名学者将这一切告诉了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在描述城市毁灭、朋友被枪杀，以及可怜的难民时，这个比利时人的语调还算平静。但当重返已是残垣断壁的图书馆时，他还是忍不住掩面痛哭。“城市中心简直就是一堆冒火的废墟，”一个去而复返的教授说，“城中各地一片死寂，市民四散奔逃；在地下室的窗户前，我看到一张张惊恐的脸。”
这只是欧洲按下自毁键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千疮百孔。有着700年历史的兰斯大教堂是法国最美丽也最重要的教堂，绝大多数法国国王都在这里加冕，但就是这么一座美轮美奂的教堂，却在鲁汶劫难之后毁于德军的炮火。教堂里一尊华丽的天使雕像惨遭“斩首”，头颅滚到地上，面容上的笑容依然完整。伊普尔，同它的宏大纺织会馆，化作了一片碎石瓦砾。意大利北部小城特雷维索的市中心也被炸弹摧毁。尽管这些侵门踏户的毁城行为不可能都是德国人干的，但它们叠加起来还是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推动美国最终在1917年参战。正如某个德国教授在终战时不无悔恨的说法：“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鲁汶、兰斯、卢西塔尼亚—这三个名字几乎同等程度地消除了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
鲁汶的损失相比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说的确不算大—在那之后，有超过900万士兵阵亡，还有1500万人负伤；不仅鲁汶，比利时的许多地区，以及法国北部、塞尔维亚、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也都毁于战火。但鲁汶成了一个象征，成了这场无意义毁灭的符号，提醒欧洲人自己对世界上曾经最繁荣、最强大地区所造成的破坏，也反映了在有诸多共通之处的民族之间，不理智和不受控制的仇恨是如何蔓延的。
欧洲另一端，在与鲁汶隔山距水、地处巴尔干半岛的萨拉热窝，随着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正如那场席卷鲁汶的大火，这次暗杀行动引燃了一场遍及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的战火，世界许多地方也受波及。那些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战役，既在东西两线进行，也在巴尔干半岛打响，还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上演，在中东和高加索等地蔓延，更在远东、太平洋和非洲延烧。全球各地的士兵涌入欧洲，他们来自英属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澳洲，也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属殖民地。中国派出大批劳工，帮助协约国运输军需品、挖掘壕沟；身为协约国成员的日本也出兵巡逻世界各地水道。1917年，被德国挑衅得忍无可忍的美国，参加了大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有114，000名士兵阵亡，并在参战之后痛感自己被骗进了一场没有胜算的大赌局。
1918年，和平终于以某种方式到来；但是，这时的欧洲和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大战之后，四大帝国土崩瓦解：曾经统治西及波兰、东达格鲁吉亚等诸多臣属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拥有波兰和海外领土的德意志帝国，欧洲中部的庞大多民族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仍然占据着欧洲的一小块领土、今天的土耳其全境以及中东阿拉伯的绝大部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成功夺权，他们的梦想是创建一个焕然一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由西向东，推动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先是在匈牙利，然后在德国，再后来是在中国。旧有的国际秩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比之前更加贫弱，再也不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在欧洲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新的世界大国也在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先后崛起，东边有日本，西边有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催化了西边那个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崛起—而是加速了“美国世纪”的到来。
在许多方面，欧洲都为自己酿就的这场大战付出了惨重代价：退伍老兵再也没能从生理或是心理上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战争制造了大量孤儿寡母；年轻女性找不到丈夫，因为太多男人死掉。和平降临的头几年里，欧洲社会又经受了新一轮的惨痛折磨：西班牙大流感（也许这是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富含细菌的土壤被炮火反复蹂躏的结果）带走了全球范围内约2000万人的生命；饥荒降临，因为没有足够的男性劳动力去耕种或从事食品运销工作；还有政治动荡，左和右的极端主义者使用武力达成他们的目标。在一度是欧洲最富有城市的维也纳，红十字会工作者看到的是伤寒、霍乱、佝偻病、坏血病，他们本以为这些灾祸早都从欧洲消失了。更糟糕的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都只不过是“欧洲最后一场三十年战争”之间的短暂间歇。1939年，大战以一个新的名字再次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以各种形式留存在我们的身体和想象之中。成吨的未爆弹还潜伏在战场之下，总是不断有人—也许是一个不幸的正在犁地的比利时农民—被加进伤亡名单。每年春天冰雪消融之后，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都要派兵前去清理这些重见天日的未爆弹弹壳。大战在我们的记忆里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这既要归功于不断涌现的回忆录、小说和绘画作品，也因为我们之中很多人的家族与这场大战关系紧密—这场战争仍是我们家族历史里灰暗可怕的一章。我的祖父母都曾参战，一个在中东与印度军队并肩作战，另一个则是西线野战医院的加拿大医生。我的家族仍然保存着在大战中赢得的奖章、一把在巴格达由某个心怀感激的病人赠送的宝剑，还有一枚手榴弹—我们孩提时代在加拿大的时候就曾把玩这枚手榴弹，后来才有人意识到，这枚手榴弹恐怕还没拆除引信。
这场大战之所以让我们久久难忘，一大原因在于它本身还是个谜。欧洲怎么会对自己和世界犯下这桩罪行？对此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的确，要从中选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太难了：首先是军备竞赛，严格的军事计划，经济竞争，贸易战，争抢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还有就是将欧洲划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同盟协约体系。各种理念和情绪往往是跨国界的：民族主义及其令人厌恶的鼓吹者，浑身散发着对别国的仇恨和蔑视；恐惧，对失败或革命的恐惧，对恐怖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希望，希望改变，或是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对荣誉和男子气概的渴求，这就意味着毫不退缩和绝不示弱；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潮将人类社会当作自然界的物种一般划分等级，不只是推崇、信仰“进化”和所谓的“进步”，还使人们相信人类之间的残酷斗争不可避免。此外，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自的动机又在推动大战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国力日强的日本和德国野心勃勃；衰落如大英帝国满眼恐惧；法国和俄罗斯的复仇怒火熊熊燃烧；奥匈帝国垂死挣扎。各国内部同样存在种种压力：愈演愈烈的劳工运动，或是公开活动的革命势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或是附属国的独立运动；又或者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信徒与反教权人士的对决、军方与平民的龃龉。那么，无论是在维持欧洲的长期和平，还是推动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这些内部压力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国力、观念、偏见、制度、冲突，这些因素的确非常重要。然而，事情到了最后还是要由不多的几个个体决定，他们要么不得不点头同意并继续发动战争，要么表示反对，并停下脚步。他们中有德意志皇帝、俄国沙皇、奥匈帝国皇帝这样大权在握的世袭君主；还有法国总统、英国首相、意大利首相这些受制于宪政体制的政治领袖。现在回想起来，在1914年，那些关键人物里没有一个是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胆量站出来对抗那些日增月累、最终导致战争的压力，这真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悲剧。无论如何解释这场大战的到来，我们都必须兼顾历史的洪流与在洪流中上下翻动但有时也会改变潮水方向的人。
举手投降并说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这很容易，但也很危险，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在一些（并非所有）方面酷似1914年之前的那个昨日世界。我们的世界正在面临相似的挑战，一些是革命性的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比如激进宗教和社会抗议活动的兴起；另一些则来自新兴国家与衰落国家之间的冲突压力。我们需要小心思考战争如何爆发以及和平如何维系的问题。今天，各国仍然像1914年以前那样，在各国领导人设想的恫吓与反恫吓的可控游戏中对峙；然而，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的五周时间里，欧洲是多么轻易而又突然地从太平盛世堕入战争深渊啊！在那之前也有过几次严重性堪比1914年的危机，但当时的欧洲并没有走到悬崖边上。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有支持他们的大批国民—选择的是解决问题以维系和平。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让1914年与众不同呢？
让我们先开始设想一幅人们穿行其中的风景。风景里有土地、植被、山谷和溪流，这些全都相当于组成欧洲的关键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吹拂的微风则是影响了欧洲人观念和意见的各种思潮。想象你走在这样的风景中，前路有许多选择，即便你能看到天边飘着几朵阴云，可天气还算不错。面前有一条通往开阔平原的大路。你知道你得不停走，因为一方面锻炼身体是好的，一方面你最终也想抵达安全的目的地。你还知道，只要选择继续前行，你就得加倍小心。前方也许会有虎视眈眈的野兽，会有需要涉水而行的溪流，也会有崎岖坎坷的山岩。但你不会想到，你有可能会因为其中一样而走向毁灭。作为一个行者，你过于理智、过于有经验了。
但在1914年，欧洲的确跌下悬崖，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冲突。这场冲突杀死了数百万人，掏空各国经济，将各大帝国和各国社会碾为粉末，致命地打击了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那些欧洲各大首都街头人们兴高采烈的照片影像有相当的欺骗性。突如其来的战争让绝大多数欧洲人都颇为吃惊，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怀疑和震惊。当时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和平；他们出生成长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一个世纪，那是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段。诚然，这百年之间也有战争，但要么是边远之地的殖民地战争（如非洲南端的祖鲁战争），要么就是欧洲边缘地带的局部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要么就只是短暂而迅速决出胜负的战争（如普法战争）。
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到8月4日欧洲大战全面爆发，通往战争之路的最后一步只走了一个多月。最终，数周之内的一系列关键决策将欧洲带入战争，而这些决策却是由寥寥数人做出的（而且他们都是男性）。为了理解他们如何那样作为，我们必须往回追溯，看看那些影响了他们的各种力量。我们需要理解“打造”了他们的社会和制度。我们必须试着理解那些对他们认识世界有影响的价值观、理念、情感和偏见。我们还要提醒自己，除了一两个例外，这些领导人其实对于自己正在将国家和整个世界带向何方一无所知。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自身所处的时代非常合拍；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一场全面战争要么绝不可能发生，要么即使发生也会迅速结束。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1914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在急于谴责之前，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一百多年前当时人所处的情境里思考问题。现在的我们，无法质问那些决策者在一步一步将世界带上毁灭之路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我们可以从后来写就的一篇篇回忆录和当时留下的诸多史料中获得一些启发。有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些做出选择的人都对之前的几次危机心知肚明，知晓过往那些做出决策或没有做出决策的时刻。
俄国的领导人绝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奥匈帝国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实。不但如此，塞尔维亚是俄国的保护国，而无论是在1908年对抗奥匈帝国时，还是在1912—1913年间的巴尔干战争中，俄国都未能保护好它。1914年的奥匈帝国变本加厉，甚至已经威胁要摧毁塞尔维亚。如果俄国再次坐视不管，这对俄国又意味着什么？同样地，在之前的几次巴尔干冲突里，德国并没有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如果这次德国还是视若无睹，它会不会失去自己唯一可靠的盟友？一个事实是，早先列强之间因争夺殖民地或因在巴尔干彼此相左而爆发的较为激烈的危机都得到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实也成为1914年各国领导人考虑的因素。战争威胁在之前不是没有过，但最终，压力都转嫁给了第三方，各方做出让步，召开危机会议，成功解决了危险议题。实施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边缘政策均得到了回报。1914年这一回，重复的也的确是同样的流程。只是这一次，边缘政策没有奏效。这一次，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决定支持塞尔维亚，于是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爆发了战争；德国攻击了俄国的盟友法国；英国站到了协约国一边。他们都越线了，踏入了战争那一边。
1914年战争的爆发有如平地一声惊雷，但在此之前并非晴空万里。乌云在此前的二十年里已经密布，许多欧洲人都已心神不宁，深知战争阴霾已经临近。雷电交驰的场景已隐约可见，千里堤坝有溃决之虞，雪崩就要开始，此类比喻遍布当时的文字记录。此外，无论是各国领导人还是普通大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有解决威胁的自信，也认定他们可以创建更好更强的国际组织，和平解决纠纷，远离战争。欧洲战前最后的黄金年代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来人的构想，但当时的文字材料里也写满了这样的意象：阳光的德泽普照全球，人类会通往更繁荣、更幸福的未来。
历史上很少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欧洲并非必须在1914年走向战争；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8月4日英国最终决定参战之前，一场全面战争本可避免。回望历史，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是哪些力量推动着战争，让战争越来越有可能爆发：彼此争夺殖民地的列强，经济竞争，撕裂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衰落帝国的族裔民族主义，或是日甚一日的民族主义舆论—正是这些舆论给各国领导人施加了新的压力，迫使他们站出来捍卫各自国家所主张的权利与利益。
正如当时的欧洲人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秩序在重压之下出现了种种问题。比如，“德国问题”。1871年的德国统一使欧洲中心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国。德国会是欧洲其他国家围着转的支轴，还是团结起来对抗的威胁？欧洲以外的新兴强国—日本与美国—又将如何适应欧洲主宰的世界体系？进化思维的孽子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它的兄弟军国主义，共同催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最终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而且，这大概意味着战争。19世纪末的人们普遍尊奉军事，认为军事乃是国家的一个最崇高的属性。军事价值观向平民社会的扩散也强化了人们心中的假设，即战争是伟大生存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战争也许的确对社会有利，甚至能让社会变得更好。
科学和技术在19世纪为人类带来了太多的好处，但也制造了更骇人的新式武器。国家间的对抗助长了军备竞赛，而这又加剧了各国的不安全感，反过来又加剧了军备竞赛。各国都在寻找盟友弥补自身缺陷。他们的各项决策逐步将欧洲推向战争边缘。输掉与德国人口竞赛的法国决定与俄国结盟，部分原因就是看上了俄国保有的大量人力资源。作为回报，俄国也得到了法国的资金和技术。然而，法俄联盟使德国感到自己被围困；作为回应，德国加强了与奥匈帝国的联系，如此便在巴尔干地区与俄国展开了对抗。德国本想依靠自身海军实力逼迫英国对德友好，结果事与愿违，反而驱使英国与德国竞争，并使英国摈弃了最初对欧洲大陆的疏离态度，与法国和俄国走得更近。
随军备竞赛而来的各国军事计划以及各国之间的军事同盟，被后世认为是打造了那架末日机器的罪魁祸首。这架机器一旦开动就绝不会停止。19世纪末，英国以外的欧陆大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接受训练的军人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身着军装，其余大都作为预备役回归民间社会。战争威胁来临之时，各国可以在数日之内集结大批军队。大规模动员有赖于详细缜密的计划，以便让所有人都可以带着合适的装备赶赴正确的军事单位，然后，这些军事单位按照正确的编制集结，一般会通过铁路运送到指定的营区。军事动员的时间规划是一门艺术，但这种规划往往缺乏弹性，无法只在一条战线上做部分动员—1914年的德国便是一个例子，它不得不与法国和俄国同时开战，而非仅仅与俄国。而且，动员不够迅速的话也很危险。如果敌军压境，而你的人还在火急火燎地赶往各自单位或是刚刚登上运兵火车的话，你或许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严格的动员时间表和军事计划恐怕会从文官政府领导人手中夺取最后的决策权。
有关大战起因的一系列解释中，各国的军事计划只是其中一端，另一端则是人们对荣誉和威望的考虑，这虽朦胧不清却有相当的说服力。德皇威廉二世处处以腓特烈大王自比，却因为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的退让而被大家嘲笑为“胆小者威廉”。他想要再次面对这样的讥讽吗？适用于个体的荣誉感，也适用于国家。1904—1905年败给日本蒙受屈辱之后，俄国也急切需要重新确立自身的强国地位。
恐惧也在各国对彼此的态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刺激各国领导人和公众接受把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奥匈帝国担心，如果自己不做点儿什么来压制国境之内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自己的大国地位恐将不保，而这意味着对一个凝聚的南斯拉夫和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下手。法国恐惧自己的邻居德国，后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要比自己强大。德国也满怀忧虑地望向东方。俄国正在快速发展、重整军备；如果德国不尽快与俄国作战，那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英国能从和平延续中赢得很多利益，但它也一如既往地担心欧洲大陆出现一个支配全欧的强国。列强不仅对彼此感到恐惧，也惧怕自己的人民。社会主义思潮已经蔓延全欧，劳工组织与社会主义政党正在挑战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这是不是正如许多人所想的是暴力革命的先兆？族裔民族主义同样也是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它不但困扰着奥匈帝国，也在俄国和英国掀起波澜。1914年的头几个月里，相比于外交事务，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政府来说更为重要。战争能成为弥合国内分歧并在爱国主义浪潮中团结公众的一种方式吗？
最后，即便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也永远不应该低估错误、混乱或仅仅是时机不佳在人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政府和俄国政府的复杂低效意味着文职领导人不完全了解军事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斐迪南大公一直以来都反对以武力解决奥匈帝国的种种问题。讽刺的是，他的死带走了一个本可以阻止他的国家向塞尔维亚宣战进而能阻止整个连锁反应的人。刺杀事件发生在1914年夏季假期之初。危机升级之时，许多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事统帅却都已经离开了自己国家的首都。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正外出观鸟；法国总统和总理都在俄国和波罗的海进行六月最后两周的长途旅行，旅途中往往与巴黎不通音书。
我们的研究也存在另一种危险，那就是过度聚焦于那些推动欧洲走向战争的因素，而忽视了那些促进和平的因素。19世纪涌现了大量的会社和协会，他们都宣称战争不合法，并倡导采用仲裁等替代方式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像安德鲁·卡内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样的富人就捐出了巨款，意在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组建了第二国际，一再通过反战动议，威胁一旦有战争爆发就会发动总罢工。
19世纪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进步时代，科学、工业、教育都飞速发展，进步大部分集中在日益繁荣和强大的欧洲。借助更快的通信技术、贸易、投资、移民，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帝国扩张，欧洲各民族彼此联结在一起，并与世界相连。1914年以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大概只有“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比拟。当然，人们普遍相信，这个相互依存的新世界将孕育新的国际组织，各国会日益接受普遍的行为准则。国际关系不再像18世纪那样被认为是一场零和游戏。相反，若和平继续维持，所有人都是赢家。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使用仲裁解决纠纷，欧洲各个大国联手解决问题的情况也很频繁，如处理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危机和组建国际仲裁法庭，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一步一步地，一种全新而高效的管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已经打下了基础。人们希望战争成为过去时。可以说，战争在处理纠纷时非常低效。此外，战争也在变得越来越昂贵，无论是从交战方的资源消耗，还是从新式武器和技术可能造成的破坏规模来看，都是如此。银行家警告说，即便爆发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也会在数周之后慢慢停下来，而这仅仅是因为筹不到军费。
谈论1914年一系列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而绝大部分都在问大战为何会爆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另一类问题：为什么长久的和平没有继续下去？为什么那些推动和平的力量—它们还都是强劲的力量—没有占据上风？毕竟，在此之前，这些力量都成功地维系了和平。为什么维护和平的体系这次失败了？要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办法就是去看看欧洲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是怎样把路越走越窄的。
让我们再想想之前风景里的那些行者。像欧洲一样，他们也是从阳光普照的广阔平原出发，但走到岔路口时，必须要选择走哪条路。尽管他们在当时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选择会有何种影响，但他们发现自己正走进一座越来越窄的深谷，这条路可能不会带领他们去往自己本来要去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试着找到一条更好的路，但那势必要付出大量努力—我们也不清楚，山谷另一边矗立的座座小丘又藏着什么。或许，原路返回仍然是可能的选项，但那势必代价高昂，耗费时间，可能还很丢脸。举例而言，德国政府难道可以向自己和德国人民承认，与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不但是一条歧路，而且还会浪费大量金钱吗？
本书意在回溯欧洲走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程，找出那些缩小选择余地的关键转折点。法国决定与俄国建立攻守同盟反制德国是其中一个，德国在1880年代末决定与英国大打海军军备竞赛又是另一个。英国则小心翼翼，先是与法国，之后又及时地与俄国改善了关系。另外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在1905—1906年，当时的德国正试图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破坏英法协约。这一举动适得其反，英法之间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并且开始进行秘密的军事会谈—英法之间又多了一条关系纽带。欧洲后来的几次严重危机—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还有1912—1913年间的巴尔干战争—又为欧洲局势加上了一层层新的愤怒、怀疑和不堪记忆，而这些又影响了列强之间的关系。以上就是1914年那些决策所处的历史背景。
摆脱过去、重新开始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970年代之初断定，若两国可以结束二十多年的敌对关系，双方都能获益。国家之间的友谊会改变，同盟也随时可以毁于一旦—意大利在大战之初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它拒绝与同盟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并肩作战—但随着时间推移，国家间的相互义务和私人关系日益牢固，破坏同盟就变得越来越难。1914年，号召支持英国干涉大陆战争的人就提出过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英国毕竟曾让法国期待自己会出手帮助，如果临阵退缩会名誉扫地。尽管如此，迟至1913年，列强仍做了诸般努力，试图打破这两个联盟体系。德国与俄国之间就不时为解决纠纷举行会谈，英德之间、俄奥之间甚至是德法之间也是如此。然而，不论是出于惯性、过往冲突的记忆，还是对背叛的恐惧，这些努力最后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我们最终遇到的还是那几位将领、皇室成员、外交官和政治家，1914年的那个夏天，他们既有权力也有权威在是与否之间做出选择。是否要动员军队，是否要妥协，是否要实施军方已经拟订的作战计划。诚然，若要理解他们当时行动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不能小看他们的个性特质。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刚刚痛失爱妻，这是否让他在考虑开战时多了一分宿命论的色彩？俄国的尼古拉二世生性软弱，这必然会使他更难阻止手下那些希望俄国尽快动员起来的将领。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赫岑多夫希望为国家带来荣耀，但更多是为他自己，这样他就能迎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了。
战争，当它最终到来之时，所有人都惊骇莫名，乃至从战争开始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停止寻找战争的罪魁祸首。依靠宣传和审慎的档案开放，每个参战国都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指责他国。左派斥责资本主义和军火生产交易商，称他们是“死亡贩子”；右派或指责左派，或指责犹太人，又或者同时指责两者。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胜利者们议论着要审判罪魁祸首—德皇，还有他手下的将军和外交官—最后却不了了之。战争责任的问题一直都很重要，因为如果德国要为战争负责，那么该国缴纳战争赔款就是合理正当的。如果德国没有责任—这在德国以及越来越多地在英语世界成为一个普遍看法—那么德国人承担的赔款和其他惩罚就是极不公平乃至非法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人们普遍的想法，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就是：“各国在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边缘游走，看不出有任何的惊慌和忧虑。”4大战不是某一个人的错，也不是所有人的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弗里茨·费舍尔为首的几位大胆的德国历史学家重审档案，认为德国确实难辞其咎，而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最后一届政府再到阿道夫·希特勒，这之间的战争意图有着罪恶的连续性。他们的结论受到质疑，这场争论还在继续。
寻找罪魁祸首的行动可能永远不会停止，而我认为，一些强国和他们的领导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应当被追责。在我看来，奥匈帝国在1914年要摧毁塞尔维亚的疯狂决心，德国以最大限度支持这一行动的决定，以及俄国鲁莽的军事动员，所有这些都要为战争爆发负最大责任。英法两国都不想打仗，尽管人们大可以说他们本该为阻止战争做出更多努力，但最后我发现，更有趣的问题是，欧洲是如何走到1914年夏天那个战争比和平更有可能的境地的。那些决策者行事时都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一次他们没像之前那样把局势往回拉一下？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和平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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