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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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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教育研究》是一部断代教育专题史，依据“突出专题，兼顾编年”的原则，分为文教政策、官学、私学和教育思想四编，首次对隋唐五代380年间的教育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面呈现这一时期教育发展变化的全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堪称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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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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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青（1933—2022），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家。1958年起在华东师大教育系任教，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87年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1996—2004年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一生从事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与教学，尤擅隋唐五代教育和考试研究，著、编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三卷）、《中国教育管理史》《中国考试通史》（先秦至隋唐五代卷）、《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卷》《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二卷隋唐五代）、《中华大典·教育典》（十三卷）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国家出版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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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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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探讨的是隋唐五代时期三百八十年间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其任务在于尽力做好断代专题性研究，要求有新的开拓、新的考察、新的见解。
隋唐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新当权的统治集团为了争取较广泛的社会支持，在政治上改革用人制度，采用科举考试选士的办法，向庶族出身的士人打开入仕参政的通道，使平民能由读书参加科举而做官，有机会提高社会地位。科举制度激发了平民追求现实功利的热情，为隋唐教育事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隋代独立设置教育管理机构，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代不仅建立学校教育系统，而且官学内部管理也形成较完善的制度。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为教育思想多元化并存提供了条件，儒学、道学、佛学在各家理论基础上发展各自的教育学说，指导和影响各派的教育事业。儒道佛三教的教育思想彼此斗争，结果相互渗透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三教调和的教育思想，预示着古代教育思想酝酿三教新的综合。
经过反复考虑商讨，本著把隋唐五代时期的主要教育问题归并为四大专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把研究的结果汇集为四编。
第一编，隋唐五代文教政策研究。本编通过考察文教政策发展变化的历程，阐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是通过统治集团制定教育政策指导教育发展来体现的。教育政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同的教育政策所产生的作用大不相同，有的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有的违反历史潮流，造成教育事业停滞或倒退。
第二编，隋唐五代官学教育研究。本编阐明隋代开始进入官学教育新阶段，所创立的官学制度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独立设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重点论述唐承隋制之后按新时期的需要发展中央官学，贞观年间实现官学教育系统化，开元年间实现官学教育管理制度化。唐前期有关的学令，经综合整理，纳入《唐六典》，这一“法典”成为长期教育行政管理的依据。中央官学的任务是培养统治者，入学条件的等级限制、教学内容的儒家经学灌输、出路与科举考试连接都是其显著特点。地方官学依附于地方州县两级行政机构，形成遍布全国的官学网点，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结合，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
第三编，隋唐五代私学教育研究。本编对隋唐五代私学教育区分初等、高等两个层次进行历史考察，展示它不仅继承历代私学教育的传统，而且适应社会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继续有新的发展。重点论述高等私学多学科的新发展，对唐代文化学术发展繁荣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书院产生于唐代，它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教育组织形式，其性质是民间的高等私学。封建政府总是把官学作为教育系统的主干，当官学受重视而蓬勃发展时，民间的私学只能作为官学的补充；而当国家处于战乱状态时，官学衰废，私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
第四编，隋唐教育思想研究。教育思想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社会条件，隋唐时期文教政策的三教并用，为教育思想领域多元化准备了条件。本编考察隋唐时期社会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流派，重点是儒家在不同阶段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需要，需要解决不同的教育问题，他们贡献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主张，并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隋唐五代还有一些教育问题没有单独列为专题研究，这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如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与学校教育培养人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学术界对科举考试有较多研究，而且本著所属系列中有《隋唐五代考试研究》专门加以详细研究，可供参考，本著就不再重复研讨。
本书由孙培青负责撰写，参与相关工作的有张建仁、李剑萍、胡国勇、黄碧霞、孙璟、李露、牟映雪等同志，诸位协助搜集和提供史料、制作表格、核查数据、校阅引文，使本著工作顺利进行，确保一定的质量。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差错之处必然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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