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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大杉荣的自叙传在《改造》杂志连载、风靡东京的时候，年轻的诗人秋山清正在每天给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家送报纸，后藤家的外孙鹤见俊辅刚刚出生不久，而大杉向后藤巧妙借取300日元的事迹已经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毋庸置疑，大杉的人生经历深深影响了那一代人。
大杉荣一直都是人群中最闪耀的存在，从传播的政治思想到参与的社会运动，乃至其交游的友人与恋爱的对象，无一不引燃社会爆点。他刚愎任性，傲岸不逊，永远走在自由与反叛的第一线，活得轰轰烈烈，死亦得其所——在惨遭日本宪兵杀害后，志士为其复仇而实施了刺杀裕仁的“虎之门事件”。
大杉荣丝毫无惧将最真实的自己袒露给大众，他以纪实体的文学笔法，将自己的人生不加掩饰的呈现——不良少年的青春回忆、勇于抗争的反叛精神、几次进出监狱的桀骜经历与荒唐离奇的多角恋情在文中一览无疑。美与真，只存在于乱调之中；大杉的自叙，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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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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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回忆录。大杉荣以时间为序，记述了自己在柴田的幼年时期，在名古屋陆军幼年军校就读期间，以及退校后在东京的青年时期的生活轨迹，并以一个独立章节，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种种见闻；一个独立章节讲述了自己和伊藤野枝、神近市子两名时代奇女子之间的恋爱纠葛，从当事人的角度还原了轰动一时的“日荫茶屋刺杀事件”始末。本书为了解大杉荣其人，以及他自由激烈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观的角度，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初日本社会生活和运动思潮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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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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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杉荣（1885—1923），日本著名思想家、作家、社会运动家、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时代与幸德秋水等创办的“平民社”发生联系，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2年与荒畑寒村等一起创办《近代思想》《平民新闻》等刊物。后在工人运动中宣传“直接行动论”，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1920年赴中国上海，组织远东社会主义同盟。1923年9月被日本宪兵杀害。他提倡“自我哲学”，认为一切“革命行动”都是“生之扩充”“生之创造”，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反抗，主张实现自由联合的社会。主要著作有《生之斗争》（1914）、《劳动运动的哲学》（1915）、《劳动运动与实用主义》（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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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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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前言
3 最初的回忆
31 少年时代
53 不良少年
77 陆军幼年学校
105 新生活
127 母亲的回忆
157 狱中生活
203 叶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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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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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几年前在读山室信一教授的大著《近代亚洲的思想史脉》时，读到了这样几句话：“一般而言，日本人写的自传，都会有修饰自己、美化自己的倾向，比较特殊的有两本。一本是大杉荣的《自叙》，另一本就是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了。这两本书都非常诚实地叙写了自己与多名女性交往、到处随意借钱的事。主张自由恋爱的大杉荣在《自叙》里毫无掩饰地叙述了自己与神近市子、伊藤野枝等多名女性的恋爱事件等，从一种率直的告白文学的角度来看，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也是一部特异的作品。”（原著第63页，京都人文书院2017年）在稍后的部分，他又写道：“如果要我举出日本近代三本最佳‘自传’的话，我会举出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还有我在开始的部分稍稍提及的大杉荣的《自叙》。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这些自传中，在写出自己人生的同时，还鲜活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大杉荣的《自叙》认为美和真‘只存在于乱调之中’，看重自学的自由精神，这一点上与滔天有相通之处。但是，大杉荣的人品，正如世人评说的那样，‘刚愎’，‘任性’，‘傲岸’，‘不逊’，他是个从不会后悔和忏悔的人，因而也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豪爽气。”（同上，第110—111页）山室信一教授与我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曾担任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并获得了国家的“紫绶褒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人。《福翁自传》和《三十三年之梦》，早已有中译本，而大杉荣（1885—1923）的《自叙》，还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晓，这是我翻译这本《自叙》，或者是把它列入“近代日本名人自传丛书”的最初动机，我喜欢真实的文字。
当然，把大杉荣的《自叙》译介过来，写得真实不是唯一的理由，还因为大杉荣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位极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日本早期的劳工运动、左翼思想的传播等方面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在论述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大杉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日文维基百科上对他的定位是：思想家、作家、媒体人、社会运动家。1923年9月他惨遭日本宪兵的杀害，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他一直是一个被当局贬抑的对象。但事实上人们完全没有忘却他，1963—1965年间，现代思潮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荣全集》（包含译著），1986—1989年间，黑色战线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荣·伊藤野枝选集》，他的一些著作，诸如《大杉荣评论集》《狱中记》等，今天也一再被刊印，至于《自叙》，更是成了近代日本的一部名著，一版再版。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早期差不多是一对孪生胎，在很多场合，两者有很大的相通性。无政府主义是 anarchism一词的翻译，中国早期也曾译作安那琪主义，它的本意是否定一切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重视个人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以自由的个人的合意为基础的社会。据说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萌芽，真正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登场，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的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在1793年所著的《政治正义论》中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内涵。19世纪中期以后，无政府主义又分成各种潮流：有的主张个人至上，要废弃压抑自我的宗教和道德乃至国家，受工联主义的影响，倡导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互相合作的社会，不要政府，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有的思潮虽然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但主张有管理能力的劳动者对土地、资本实行集体性的制度并加以运营，其代表人物是俄国的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有的则批判私人所有制，主张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建立以个人自愿和相互扶助为前提的社会共同体，这已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大杉荣就曾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和其代表作《互助论》。当然，这一思想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它的核心内容又往往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连接。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很多是无政府主义出身，大杉荣就是其中之一。大杉荣的思想，早期主要受最早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并在自己主办的《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幸德秋水（1871—1911）的影响，幸德秋水在“大逆事件”中被当局处死之后，年轻的大杉荣就与堺利彦一起，渐渐成了日本左翼运动的一面旗帜。
说起来，大杉荣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有相当的关系。1920年10月，大杉荣偷偷逃离日本，到上海参加远东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此期间曾与陈独秀等见面（据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文版，第137页，岩波书店 2001年）。12月，大杉荣与堺利彦在东京一起创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时候，李大钊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同上，第41页）。
说起大杉荣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机缘，也真是有些传奇色彩。就其早年的经历而言，他与左翼思想和运动几乎毫无因缘。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曾被派遣到中国，参加过甲午战争中攻占威海卫的战役，后来晋升为近卫军的一名中级军官，家族中也有叔伯辈担任高级将领。作为长子，父亲一直要培养大杉荣成为一名军人，他的童年是在颇为荒僻的靠日本海的新潟县新发田度过的（《自叙》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经过两次考试后，终于进入了名古屋的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比较严厉的训练，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中，与外界接触较少。后来因为屡次违反校规而被勒令退学。经与父母谈判之后，索性就来到了东京闯荡人生。1902年插班考入了顺天中学（我在阅读《宋教仁日记》时，发现宋教仁1905年也曾进入顺天中学留学），完成了完整的中学教育，然后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今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法文科学习，此前他在陆军幼年学校时学习的第一外国语也是法文，有人认为，这也是他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东京期间，他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阅读了各种书籍和报刊，听到了劳苦大众的呻吟和呐喊，由此知晓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平民社活动。受他们的感召，他渐渐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撰写鼓吹社会主义文字的同时，还勇敢地投身于反抗当局的活动和劳工运动，因此屡屡被投入监狱。对于他的监狱生活，《自叙》中有非常翔实的记述，这也是其中比较好看的一部分。我觉得有点惊讶，在大杉荣短短38年的生涯中，后来出版的他的《全集》竟然有14卷之多，他毕竟主要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著作家，由此也足见他的勤奋与才华。
然而作为一个人的大杉荣，远不是一般革命家传记中所描绘的那般高大上。或者是悲天悯人，或者是勇敢刚烈，或者是英勇无私，或者是睿智聪慧、目光远大，这些在大杉荣身上或许多少都有一些。他的《自叙》之所以好看，就在于他把自己的人生，几乎不加掩饰（或许也有所掩饰）地、鲜活地、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在《自叙》中，我们看到的大杉荣，是一个活泼泼的人，这或许也是山室信一教授对这部自传激赏的主要原因。
《自叙》中写到了大杉荣从小患口吃，这几乎让他痛苦一辈子，也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内向和偏激。他几乎自幼就不畏惧强者，遭人群殴也往往不肯服软，这也使得他自幼生性有点残忍，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曾虐杀过一只无辜的流浪猫，以至于在心里留下了惊恐和恍惚。同样还是在少年时代，他曾与陆军幼年学校的一名男生发生同性恋行为，之后屡屡卷入斗殴之中，结果遭人重创，被勒令离开了学校。大概到了东京之后，他才摆脱了不良少年的阴影，发奋学习，并逐渐站到了社会正义的一面。
然而大杉荣的私生活，也似乎浪漫得近于荒唐。他先是跟一个比他年长好几岁的女子同居，后来看上了比他年长两岁的堀保子（1883—1924），保子是堺利彦去世的夫人的妹妹，也是一位参加左翼运动的社会活动家。据说大杉荣向她示爱的方式也是有些强悍甚至是霸道，他点燃了自己的浴衣，保子若不答应接受他的爱，他就焚火自杀。可此时大杉荣与另一位年长的女子还没有正式分手，保子不得不出面去摆平了这件事。后来大杉荣被捕入狱后，保子对他也是不离不弃，将各种食物和书籍甚至是从国外购得的外文书籍定期送进监狱。可是不久，大杉荣又跟另一位比他小三岁的神近市子（1888—1981）好上了。神近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女性，从女子英学塾（今津田塾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女子高中的教师，后进入《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当记者，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参加了大杉荣创办的“法兰西文学研究会”，发表小说和评论。在交往中，两人坠入爱河，发生了性关系，神近一直在经济上接济和帮助大杉荣。不久，大杉荣又认识了另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子伊藤野枝，比他小十岁。看她的照片，与留日时期的秋瑾非常相似，长得灵秀而英气。野枝那时已从家乡福冈逃婚出来，与自己正在就读的长野高等女学校的英文老师结了婚。由于政治理念相近，野枝与大杉荣开始互相倾慕，几个月后终于坠入爱河，住在了一起。大杉荣的多角恋爱，让神近非常恼火，希望大杉荣切断与野枝的关系，然而此时大杉荣的心思，已完全沉浸在野枝身上，对神近表现出了冷淡甚至厌恶。1916年11月，神近在神奈川县东南部叶山的一家名为日荫茶屋的旅馆内，用短刃刺杀大杉荣，致其喉部重伤，流血不止。大杉荣因救治及时而九死一生（此即所谓“日荫茶屋事件”，在《自叙》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神近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入狱两年。此事轰动了当时的日本，舆论倒是大都站在神近的一边，指责大杉荣忘恩负义。在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堀保子与大杉荣正式离婚，1924年因肾病去世。神近则在出狱后继续参加各种活动，结婚后又离婚。战后参加日本社会党，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连任13年，成了小有名气的政治家，一直活到93岁。
之后，大杉荣便与伊藤野枝生活在一起，生育了多名子女，并一起创办《文明批评》《劳动运动》等杂志，一起撰写《克鲁泡特金研究》等著作。此外，大杉荣依然投身于革命运动，因而被当局视为眼中钉。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后，16日这一天，担任东京麹町宪兵分队长的甘粕正彦（1891—1945）大尉，（后来揭露是奉上司的指令）将大杉荣、伊藤野枝以及6岁的外甥强行带走，经过严刑拷打后将三人秘密绞杀，投入古井中。这是当时日本当局对于社会主义活动家残酷镇压的一个极端例证。甘粕因此事被判刑十年，但三年后即被释放，不久被派往中国，参与策划伪满洲国的所谓“建设”，并担任“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日本战败之后的8月20日用手枪自杀，也是罪有应得。
大杉荣的《自叙》，从出生写到1916年的日荫茶屋事件，最初的付梓，是1919年在杂志《新小说》上连载发表的《前科者的前科故事 狱中记》，即现在《自叙》的狱中生活部分，其他内容于1921—1923年间断断续续在《改造》杂志上连载。大杉荣去世后，作为遗著，改造社出版了《自叙》的单行本，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后又被收录在他的《全集》和《选集》中，并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自叙》的单行本。大杉荣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工于文章，他的自传，不是呆板的回忆录，用的是纪实体的文学笔法，插入了大量的对话和心理描写，读来十分鲜活生动，译本恐怕未必能传递出原著鲜灵的文字。
本译本根据平凡社1981年出版的《日本人的自传》第八卷译出。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译者对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事件和地名，一一加以简要的注释。有任何舛误，应由译者负责。
徐静波
2022年3月10日
一、 市谷的卷
东京监狱的拘留所里，有一个绰号叫“前科通”的老看守。
那些被告在被叫到法院去的时候，就将可以乘坐一辆马车（那时候还没有汽车）的人分成一组，每一组大约十二三个人，在宽广而有些幽暗的走廊上分别排成一列。然后在那里或者被戴上手铐，或者是腰上绑上绳子，接受护送的看守部长的点名。那个被称作“前科通”的老看守，就是随同每一组出发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担任这项护送工作的呢？还有，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前科通”这一绰号的呢？我不知道。但至少，监狱的这碗饭，他肯定已经吃了三十年左右了。年龄大概60岁，或者还不到一点吧。
被告在被叫到走廊里集合的时候，那个老看守自然会管住自己负责的那一组，还会监管其他的十来个组。他会从每个组的负责看守那里借来“索引”，走来走去拿着“索引”核对每一个人的脸。所谓的“索引”，就是记着每个被告的原籍、身份、罪名、人名等的纸片，也就是卡片。
“你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一时间以匆匆的步履小步挪动着那高大的身体、巡视确定了几组被告之后的老看守，突然在我身边的一个男子面前站定了下来，然后以那张黑黑的、难看的却又显现出天真的微笑的脸上那看上去很讨人喜欢的细小的眼睛，滴溜溜地盯着那个男子的脸说道。
“噢，对了，你在大阪待过呢！”
老看守对着那个脸上露出惊讶神情的一直没出声的男子说道。
“哦，不是，老爷，您这样开玩笑就让我很尴尬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那个男的利用了老看守讨人喜欢的神情，一边难受地搓动着被戴上了手铐的手，一边以一种相熟的口吻回答道。
“你在说谎！”
老看守的模样一点也没有威吓力，脸上马上就露出了微笑，那双细小的眼睛里稍稍发出了一点光芒，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
“对了，确实是在大阪。此外，还进过一次甲府的监狱吧。”
“您说错了，老爷，完全是第一次进来。”
那个男的还是不断地搓着双手，一边弯下了腰。
“你想干嘛？你跟我装糊涂也不行。而且，在这两次中间，你还进过一次巢鸭监狱呢。”
老看守对那个男的所说的几乎听也不怎么听，只管自己不断地说话。那个男的，也仿佛被击中了要害，两只手不再搓动，不出声了。
“此外，你还进过什么地方啊？”
“啊？”
那个男的终于害怕了。
“哪里啊？”
“千叶。”
他因盗窃而被抓捕，在警察署、警视厅、检察局都被当作初犯而混过来，却栽在了老看守手里，被确定为前科四犯。我一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地在听着他们之间的问答，这时，那犯人对着我小声地说了一句：
“实际上你要是被那老爷缠上了，逃也逃不掉。”
今年的3月我到东京监狱去看了一下，那个老看守，还是跟十二年之前，也是3月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去时所见到的一样，依然在干着他的“前科通”的活儿。
“哈，你又来啦！这次是什么事？好久不见你了。”
老看守的一张脸越来越黑了，越来越难看了，但依然显出了那副讨人喜欢的笑容。
我现在以面对着老看守时的亲切而又恐惧的心情，在计算着自己的前科次数。
虽说如此，实际上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就在三四个月之前，因为米骚动和报纸的问题，我被检察局叫去讯问，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前科次数，也无法回答清楚，最后只能说：
“还是你们这边的问讯调查上记录得比较详细，你们自己看一下吧。”
于是就请检察官念一下。
“嗯，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也就含含糊糊地对付过去了。可是，事后仔细想了一下，检察官的调查书上好像也有些错误。总觉得我的前科少记了一次。
要是去查一下当时的报纸杂志，也可立即就能查明的吧，不过这也麻烦，现在我就按照自己的记忆，只是把每次的罪名和刑期列一下。是哪年哪月哪天进去的，哪年哪月哪天出来的，都一个也不记得了。连监狱中表示自己名字的“囚号”，也只记得第一次的977。这并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你们不妨试着去问一下堺利彦、山川均、山口孤剑以及其他我们的同伴中有三四次前科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地回答清楚。下面所列的最早的违反新闻纸条令（现在改为违反新闻纸法）的刑期，也只有一些朦朦胧胧的记忆，具体已记不清了。
一、违反新闻纸条令 （扰乱秩序） 三个月
二、违反新闻纸条令 （扰乱宪法） 五个月
三、违反治安警察法 （屋顶演说事件）一个半月
四、暴徒聚集罪 （电车事件） 两年
五、抗拒官吏罪及违反治安警察法（赤旗事件） 两年半
从这里可看出，前科有五次，刑期总共将近六年，实际上只关了三年多一点。这与不久前顺便来到日本的革命老太太普莱西科夫斯卡娅的三十年相比，我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呢。堺利彦和山川均、山口孤剑也跟我差不多，在刑期上，山口和山川应该要多一两年。因为我在同伴中，资格要浅得多。
第一次被关进来，是在我22岁的春天，日本社会党（现在已经没有了）发起举行反对电车票涨价（单程试图由三分钱涨到五分钱）的市民大会时的所谓暴徒聚集事件，3月被关进拘留所，6月被保释出来。其他的四次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暴徒聚集事件被处理结束之前的两年多的保释期间内。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三次事件的九个半月的刑期，也是在保释期间服完的。
从这两个月最多是六个月的日期来看，就在我放出去关进来的期间，终于是在24岁的夏天，我因在锦会馆挥舞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红旗而被抓了起来。与此同时，因电车事件的刑期也到了，拜当时的旧刑法所赐，除去违反新闻纸条令的两次犯案外，其他的三次就作为合并罪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处理，就把电车事件的两年刑期也都通算在已经服过徒刑的屋顶演说事件的一个半月、赤旗事件的两年半里。也就是说，这两年的刑期就变成零了。
听说检察局的人对这样的处理气得直跺地板，愤恨得不得了。那肯定会吧。在保释期间都三次犯事被关进了牢里，结果把我还在保释期间这一点完全忘掉了。但是我这边却因此得了很大的便宜。然而，从这一年的10月开始实施新刑法，即便是同时犯几次罪，也要逐一加以严重的处罚，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便宜了。
于是在27岁那年的年底，恰好是在幸德秋水等犯上之徒被判处死刑的一个月左右之前，终于隔了一阵又亲眼见到了太阳，从那以后到今天的七年间，我一直谨慎行事。
因此，我的狱中生活，是从22岁的春天到27岁的年底，中间有些短暂间隔的六年间。然而到了我已经深通世事的34岁的今天，依然被人看作是爱闹事的危险人物，主要是因为在22岁的春天到24岁的夏天为止的这一时期，自己恰是血气方刚，犯了一些过失。
不过，在这之后曾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而去过东京监狱，但这完全不是因为血气方刚或是年轻人的过失。连在场的官吏也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不好意思。”随即让我回来了。这是今年的事情，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3月1日的晚上，在上野的某个同伴的家里有一个同志的小集会。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驶往龟户的轨道电车已经没有了，心想，要不就在和田的老巢泪桥的廉价客栈里住一个晚上吧，于是就与跟我同住的和田、久板两个人一起，从三轮步行到日本堤那里去。和田和久板都曾因第一次违反新闻纸条令而进过东京监狱，今年参加了二科会的林倭卫的作品《H氏的肖像》，就是久板的肖像。
正要通过吉原的大门前时，见到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正在喧闹着什么。有一个像是工人模样的男人，喝得醉醺醺的，把一家酒馆的玻璃窗户给砸坏了。一些本地人和警察抓住了那个男的，有的叫他赔偿，有的要把他拖到哪里去。
那个男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身子摇摇晃晃地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我见到这一情景，就介入了人群中。于是把那个男的带到了五六步远的一旁，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后，就对聚集在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现在身无分文，赔偿就我来吧，这样就可以解决了。也不要一有什么事就把警察叫来，这样不好。尽可能不要去麻烦上面。一般的事情，就像今天这样，在场的人自己解决就可以了。”
酒馆的人对这样的做法也表示了认同，当地的一些居民也觉得这样好，一旁看热闹的众人也点头称是。但只有警察，反对我的意见。
“你是社会主义者吧。”
一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的警察，突然对我凶狠地说。
“是，这犯什么事啦？”
我对警察也很凶。
“你小子是社会主义者啊？行，那就把你逮起来。跟我一起来！”
“这倒是好玩了。到哪里去都可以！”
我甩开了警察的手，大步走向耸立在前面的日本堤警察署。当值的警部补冷不防地对警察下命令道，把跟在我们身后的两个人也一起逮起来，关在了拘留所。
这件事后来被当时的报纸以《大杉荣等被逮捕》的标题，渲染成了我们一行喝醉了酒，成群结伙地前往吉原，警察要拘捕醉汉时遭到了阻挠，有人用胳膊夹着这些醉汉逃走了等等，胡乱编造了许多故事。而事实就是我上面所陈述的。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警部出来了，不断地为昨晚的疏忽而道歉，还请我们吃了早饭，说道：“就请回去吧，这件事不要再声张了。”就在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这次警察署长出来了，说是怎么回事啊，又把我们关到原来的拘留所去了。
就这样，我们被冠以妨害公务执行的罪名，在警察署关了一个晚上，在警视厅关了一个晚上，在东京监狱关了五个晚上，意外地成了官方的廉价客栈的住客，最后警察方面对我们打招呼说：“真是对不起，现在就请回去吧。”
本来我这个人，酒几乎一滴也不会喝，妓院之类的也从来没有踏进过一步，且跟妻子掰手腕的话也总是输掉的一方，实在是一个品行端正的没有脾气的人。
然后，在今年的夏天，我在大阪观察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米骚动之后回到东京时，“你到警察署来一下。”就这样被直接带到了板桥警察署，以“检束”的名义，在警察署待了十来天。
但是后来听说，这也不是因为我在大阪做了什么坏事，也不是因为怀疑我到东京后做了什么事，只是恰好在风头上，怕被警察或是士兵把我误认为暴徒而遭到他们刀剑的误伤，就是说怕我倒霉，这是出于上面对我的关切而做的行为。我被带到了相当好的房间，吃饭的时候，警察署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询问我要吃些什么，然后抓住了每天过来玩的一个女子，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怎么样，太太？让他待在这样的地方，真是不好意思，但你绝不用担心，怎么样，你也一起住到这里来吧。”
这让我也相信了他们这样做真的是在保护我。当时的报纸，都在发布些毫无根据的消息，说我是在大阪发表街头演说时被拘捕的，还有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这都是那些无聊的报人编造的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出于上头的关心的“检束”，这既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事。
总而言之，说起我的事，在很多地方，许多事情上，都发生了一连串的误解，让我哭笑不得，这里暂且就将上述几件事做一个辩解。
“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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