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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终成果，是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通史性著作。本套丛书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个品种，体例一致。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明清，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农学、地理学、医学、灾害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视角(气候、水环境、植被环境、动物环境、矿产分布与利用、土壤与地貌、自然灾害类型分布与应对、环境文献与研究、区域环境、关于环境保护的生态思想、国家对环保实施的政策及产生的实效等)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
本套书通过环境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王玉德：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亡的历史密码。李文涛：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环境变迁对经济、军事乃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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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主要从明清时期的环境文献、天文历法与气候、土壤与地貌（对地理大环境的认识、农业生态环境、土壤分类、从地质和农业角度认识土壤和地貌等）、水环境（人们对水环境的认识、各地的水系、水利建设、黄河的水患危害治理、运河治理、对海洋海潮海岛的认识、对滨海的开垦与保护等）、植被环境（对植物的认识、种植的风气种类、引进的植物、植被破坏、植被保护、各地的植被概况等）、动物环境（有关动物的文献、动物的种类、动物的饲养、对动物的保护）、矿产分布与利用、环境观念与环境保护（环境情节、环境哲理、环境观念、环境管理等）、区域环境、城乡建筑环境、自然灾害与影响（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疫病等，应对灾害的举措，环境灾害与明清的衰亡）等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环境变迁。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书将会对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人类的安全健康事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亡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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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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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从事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等研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任湖北省科技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国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化产业会副会长。出版著作《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长江流域的园林》《长江流域的民居》《中华文明史稿》《荆楚生态》《钱基博学术研究》等。合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2001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颁发的专著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图书奖提名奖。主编的《长江文明之旅丛书》（30册），2016年被科技部评选为优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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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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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明清环境概说
节 明朝与清朝
第二节 明清的疆域、行政区划、交通、人口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农耕与游牧
第二章 明清环境变迁史文献与研究
节 综合类书籍
第二节 专题类书籍
第三节 当代明清环境变迁史研究的状况
第三章 明清的天文历法与气候
节 天文历法与相关研究
第二节 气候与趋势
第三节 各地的气候
第四章 明清的土壤与地貌
节 地理环境与土壤
第二节 北方的地情
第三节 南方的地情
第五章 明清的水环境
节 人们对水环境的认识及水环境状况
第二节 治水
第三节 海域与岛屿
第六章 明清的植被环境
节 对植物的认识、种植的风气及种植的种类
第二节 北方的植物
第三节 南方的植物
第四节 植树与毁树
第七章 明清的动物环境
节 有关动物的文献与认识
第二节 动物的种类
第三节 北方的动物
第四节 南方的动物
第五节 动物分布的变动
第六节 动物的饲养及对动物的伤害、保护
第八章 明清的矿物分布与利用
节 对矿物的记载与其分布
第二节 各种矿物
第三节 矿产与环境
第九章 明清的环境观念与环境管理
节 环境观念
第二节 环境管理
第十章 明清的区域环境
节 明清学人的区域见识
第二节 北方的区域环境
第三节 南方的区域环境
第十一章 明清的城乡建筑环境
节 城市与环境
第二节 乡村与环境
第三节 住宅与环境
第四节 园林与环境
第十二章 明清的自然灾害与影响
节 明清灾害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主要的灾害
第三节 震灾、蝗灾、疫灾
第四节 灾害的应对与影响
附录 明清环境变迁史大事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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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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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清的土壤与地貌
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基本的承载体。本章本意是要介绍明清时期的地理环境。但是，考虑到学术界常用的地理概念很宽泛，于是多处采用了“地情”一词。中华先民主张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先民所说的地理，指的是人们生活所依赖的土地。土地的范围、地势、地形、地貌、土质等信息，统称为地情。比起“地理”一词，“地情”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地貌与土壤，还有土地的利用等。明清时期，人们更加关注土地，不断拓宽对土地的认识。富人权贵加快占有土地，穷人移民到山区、草原开垦，导致土壤流失、沙漠化、石漠化趋势加剧。
节 地理环境与土壤
一、对地理大环境的认识
明代统治者和学者都重视大地环境，因而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献传世。如《大明一统志》等许多志书，无不有许多关于大地环境的资料。
（一）流行“三大龙说”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对地理环境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该书的《地部》。谢肇淛描述天下大形胜说：“今中国之势，惟河与海，环而抱之。河源出昆仑星宿海，盖极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经洮州，又东北越乱山中，过宁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国，至砥柱，折而东，经中州至吕梁，奔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则从辽东、朝鲜、极东北界迤逦而南经三吴、瓯、闽，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罗、滇、洱之界，盖其西南尽头去星宿海亦当不远矣。西北想亦当有大海环于地外。但中国之人，耳目所未到也。”在这段描述中，谢肇淛没有说到草原文明，但说到了东北亚、南亚等地。古人的环境视野是模糊的，他们没有明确的国家地理界限，更谈不上科学的地理界限。
明代流行“三大龙说”，把中国地理大势比喻为龙脉。明人王士性在《五岳游草》卷十一介绍了“三大龙”：“昆仑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鲁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渡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终南、太华，下秦山，起嵩高，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霑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又分其一过庾岭，渡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盘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总为南龙也。”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地脉》中引用了王士性的论述，表示赞同。明人普遍认同这种观点，即中国境内的主要山脉体系有三条。北干为阿尔泰山、杭爱山、外兴安岭一线。南天山为北干的分支山脉。中干以昆仑山向东，经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分为三支：北支由此向东北经贺兰山、阴山、兴安岭、长白山；中支为秦岭、伏牛山；南支为大巴山。南干似自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到南岭。（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48页。）
清代学者仍然以“三大龙”的观点描述中国的地形地势。魏源在《葱岭三干考》（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沿袭了王士性的三大龙说。魏源谈到北部的山脉时，视野开阔，他说：“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为三大干，以北干为正。北干自天山起祖，自伊犁绕宰桑泊（斋桑泊）之北，而起阿尔泰山，东走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岭，包外蒙古各部，绵亘而东，直抵混同入海，其北尽于俄罗斯阿尔泰山为正干。故引度长荒，东趋巴里坤哈密者乃其分支。分支短，尽乎安西州之布隆谷河。中干自于阗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内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南干自阿里之冈底斯山起祖，起阿里东为卫藏，入四川、云南，东趋两粤，起五岭，循八闽，以尽于台湾、琉球。”
明清学人对中国地势的看法，是大视野的地理观，是朴素的认识论。“三大龙说”有神秘色彩，用词欠准确。科学的解释是：我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是级阶梯，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构成第二阶梯。其他的地区为第三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辽东丘陵、山东丘陵、江南丘陵。
（二）通过测绘、绘图、著述，扩大对世界环境的认识
明清学者的地理环境视野是比较开阔的。永乐年间的陈诚出使哈烈国（今阿富汗北境），对沿途的国家和地区作了记载。1536年，黄衷著的《海语》，记录了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1565年，胡宗宪编的《筹海图编》，记录了中日交通及海上环境。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国出现早的完整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与李之藻合作刊刻的世界地图，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中的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早的也是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并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把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从而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这样，中国就自然而然地位于该图的中心。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地图上出现了美洲，使中国人对世界有了全新的印象。
《坤舆万国全图》高2米，宽4米，有1114个地名，印在书上，只能看清轮廓大概。当代学者进行高分辨扫描，并对其进行精细分析，发现《坤舆万国全图》采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元素，如华里、二十四节气等，实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李兆良教授研究了《坤舆万国全图》，2012年在联经出版社出版《坤舆万国全图明代测绘世界》，提出许多新见解：全图上有一些中国的古地名，如永乐北征的地名（远安镇、清虏镇、威虏镇、土剌河、杀胡镇、斡难河）和消失的地址（榆木川）。图上的天文标识是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概念等。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其背景是18世纪初，西方已出现比较科学的测绘理论，但欧洲许多国家尚未以之进行本国大规模的实地测量，来华的传教士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展了测量工作。早在1643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收集中国各地的经纬度，掌握了1754处，编成《中国新图志》。
当得知西方有先进的测量理论与方法，并有了些前期的成果，康熙皇帝果断地起用西方传教士，利用西方的测绘理论，对中国版图进行全方位测量。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实际上领导了这次测量。他们先后测量了长城、东北、山东、新疆、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测得641个经纬点，用六七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测绘史上的空前壮举，完成《皇舆全览图》。
据学者介绍，此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此图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在这份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人们次在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
《皇舆全览图》是中国次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是世界环境史上的一件大事。
康熙十三年（1674年），刊刻《坤舆全图》。作者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运用“动静之义”，论证舆图的“地圆说”；用经纬理法标识出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讫点；对全球著名的山岳高度、河流长度等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次提出“小西洋”的概念，即印度洋水系。
南怀仁解说此图，用汉语撰写《坤舆图说》二卷。上卷内容：地体之圆、地球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海之潮汐、江河、天下名河、气行、风、云雨。下卷内容：亚细亚洲及各国各岛、亚墨利加洲及各国各岛、墨瓦蜡尼加洲以及四海总说、海状、海族、海产、海舶等。下卷末附异物图，有动物（鸟、兽、鱼、虫等）23种，以及七奇图，即世界古代七大奇迹等，共32幅图。《坤舆图说》相当于《坤舆全图》的说明书，普及了中国人对自然与世界的认识。
南怀仁在1657年就来到中国，精通中国文化。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提要·坤舆图说》中认为《坤舆图说》与中国古代已有之知识相吻合，“案东方朔《神异经》曰‘东南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妇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不饮不食，不畏寒暑。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云云。此书所载有铜人跨海而立，巨舶往来出其胯下者，似影附此语而作……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其实，《坤舆图说》与《神异经》《癸辛杂识》的知识体系根本就不在一个轨道上，馆臣之语是自作多情。
乾隆皇帝也重视环境测绘。考虑到康熙年间哈密以西地区未能实测，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和二十四年（1759年）两次派人前往测量。何国宗和努三负责天山以北，明安图负责天山以南，于二十五年（1760年）测量完毕。传教士蒋友仁参考中西文献，在康熙地图的基础上订正补充，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绘制成《乾隆内府皇舆全图》。此图采用科学的经纬网、投影和比例尺，内容上订正了西藏部分的错误。其范围西到地中海，北至北冰洋，图幅和面积都超过康熙时的地图。
（三）加强了对地理环境的研究
清人重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从环境的角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清代亦如此。清代学者重视军事地理，从攻防的角度撰写了不少相关书籍。清初的顾祖禹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的教训，于是研究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各个地方的战略位置有独到见解，论述了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之重要性，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因此，此书有军事地理学的性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其列入兵家；梁启超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43年版，第318页。）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写的书，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倾向，意在从地理环境入手，为恢复汉族的政治统治做准备。
清人把社会置于环境之中，而不是把环境置于社会之中。清以前的学者习惯于从人为的区划谈论环境，如，从诸侯国或郡县解析环境，而清代有些学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是从山川的天然布局审视区域环境。戴震（1724—1777年）就是这样的学者。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年谱》历数以往的地理学家，认定戴震比他们的成就都要大，究其原因是“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戴震的视野，首先是自然环境，然后才是人文社会。
清人留意行政区划与战略的关系。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统治阶层总是希望加强中央集权，时常担心地方上分裂割据，试图从地理区划上削弱地方的优势，从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清人重视山川形胜。当时编修的地方志，非常重视从山川审视环境，如英启、邓琛修纂的《光绪黄州府志·凡例》记载：“山以方向为主，水以源流为主。盖水曲折逶迤，东西不一。……黄属之水皆以江为归，而入江之水有经流支流之别。纪水者，先经流源出某处，流向何方，为某名。又流向何方，某水入焉，至某处入于江，其支水来会者。俟叙完经流之后，亦从源及委，如叙经流之法，方为脉络分明。以黄冈言之，巴水界其东，倒水界其西，举水贯其中，皆经流也。上巴河即巴水所经，其入江处为巴河口，亦曰巴口。”可见，方志记载山脉，以方向为主；记载水流，以源流为主。当时已有一套公认的成法，约定俗成。许多方志书中都列有“关隘”类，记载该地区的重要通道。
清人注重环境与人文的关系。清末产生了一批相关的论述，如李步青在《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发表《中国地理与世界之关系》，佚名氏在《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3期发表《地理与国民性格之关系》。这些成果表明清末学人的环境史思想有了新的视野。清末部大学地理学教科书《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中就写道：“社会之发生与否，厥有天有人。其土地之位置及形势气候、物产多寡，此天也；其体质强弱，性情善恶，此人也。治地理学者，当就此原因，以究国之兴废存亡。”（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这就明确要从环境的角度了解社会，不要孤立地看待社会的变化。不仅教科书有这种观点，一些学者也持有这种想法，如康有为、梁启超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清人重视人文地理的比较研究。康有为年轻时写过一本《康子内外篇》，其中有一篇是《地势篇》，从地势的角度解释社会的演进。康有为认为，文化的传播与地势的走向有关，印度坐北向南，南海为襟带，海水向东流，佛教顺势到了中国。中国的山川坐西向东，使得儒教传入日本，而没有传到印度。在世界文化中，地中海水向东流泻，使西方的政教盛行于亚洲。康有为还认为，社会的聚散兴衰也与地势有关，“中国地域有截，故古今常一统，小分而旋合焉”。欧洲的地势分散，气不能聚，所以很难统一。他总结说：“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氏、耶稣、泰西能肆行于地球也。皆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康有为是在强调地理环境决定论，反映了他早年思想的幼稚。同时，从字里行间亦可见康有为认为环境对社会的形态与变化有重要影响。
梁启超也很重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并写过不少文章，有颇多新见解。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中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精源莫不由于地势。中国所以逊于泰西者在此，中国所以优于泰西者亦在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的序文中又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它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页。）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地理》认为清代的地理学可以分为三期：“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险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攻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寝及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合。”
正因为康、梁这样的大学者能够从环境的视野探讨社会、人文、民俗，所以他们的见解总是比其他人略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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