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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终成果，是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通史性著作。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明清，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农学、地理学、医学、灾害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视角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本套丛书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个品种。《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同时，对于全面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环境工程建设均具助推作用，是开展中国环境事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宣传的生动教材，提供了中国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等的历史借鉴。
本套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通过环境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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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荣获“海南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本书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中的一个品种。《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气候特征、气候波动、气候状况）、水环境（降水、海平面和湖泊的变化）、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黄河、淮河、济水、长江的变迁及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植被、矿产分布与利用、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冻灾、地震、疫病等）、野生动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等多角度地研究秦汉时期的环境变迁。书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作者李文涛先生提出：环境变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军事乃至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环境的恶化会导致一系列灾害的发生，灾害的发生会导致人口死亡、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危及政权的存亡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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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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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涛，现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经济史与环境史、汉晋出土文献、文化产业、中古家族史等。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史研究（19ZA189）子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灾害史”，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传统灾害思想的源流、嬗递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10CZJ001)”、民政部项目“中国殡葬史（隋唐五代卷）”。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古黄河流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2011—QN—178）”（已结项并出版，《中古黄河中下游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持山西省社科联项目“中古河东裴氏廉政文化研究”。参与儒藏工程《文天祥集》校点。发表学术论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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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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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
节 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总体特征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波动
第四节 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点
第五节 气候变化与农业结构变化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环境
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降水情况
第二节 海岸线的变化
第三节 河流与湖泊的变化
第四节 治水与水利建设
第五节 水环境与生产生活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植被环境
节 中原地区的植被
第二节 北方周边和西北地区的植被
第三节 东南、西南地区的植被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牧分界线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野生动物环境
节 虎的分布
第二节 鹿科动物的分布
第三节 犀牛、大象等的分布
第四节 狩猎活动所反映的动物分布状况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矿产分布与利用
节 铜矿的开采与利用
第二节 铁矿的开采与利用
第三节 金银矿的开采与利用
第四节 锡、铅、丹砂等矿产的开采与利用
第五节 盐业的分布
第六节 陶瓷的分布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类型与分布
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震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概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疾病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病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壤与地貌
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壤技术的变化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地貌变化
第三节 牛耕的推广与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
节 自然崇拜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观
第三节 环境保护的思想
第四节 环境保护的禁令
第五节 环境保护的客观实效
第六节 环境与民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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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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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环境
第二节 海岸线的变化
一、辽东湾海岸线变迁
辽东湾在山海关至天桥厂岸线变化缓慢，主要在辽金以后逐步发展而来。盖州以南的岸线也如此。由于海面变化，中部的大凌河、绕阳河、辽河下游三角洲，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变化比较大。本三角洲东起盖州，西至四合屯，属渤海凹陷的组成部分。三角洲的两侧受到辽东、辽西山地丘陵所限制，有辽河、绕阳河、大凌河贯穿其间。冰后期海侵，曾被淹没。后因海平面下降，加上河流长期输沙入海，才使三角洲不断形成和扩大。王莽时，王璜说过，以前天尝连雨，助以东北风，海水侵溢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营州（治今朝阳）也受海水的冲蚀，“城垂沦者半”。郦道元还记载说，“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日碣石，苞沦洪波也”。这次海侵，影响极大。《黑山县志》卷二指出，从前人们穿井，曾于城内掘出腐草，“为海退之地”。盖西汉后期海侵之际，海水可能淹没至此。从西晋开始，海水逐渐退却，海岸线向外延伸。在辽河下游地区，“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晋书·慕容皝载记》。。新县的设置，表明人口增加，也表明海平面下降，耕地面积扩大。在咸康初年，慕容皝从昌黎（今辽宁朝阳）出发，利用海冰，袭击了平郭（今辽宁盖州市西南）慕容仁的军队。这次袭击表明，在当时这一地区的海水后退，已成为浅滩，故海水能结较厚的冰层。此后，由于土地开垦，河水中含沙量增加，三角洲发展很快。
总之，辽东湾岸在今锦州以西和盖州以南变迁不大，而中部，特别是盘锦地段，变化却很迅速，这是这一地区海岸线变迁的一大特点。另一特点是各地岸线早期的发展都很缓慢，根本的原因当是辽河古时所经之地，植被良好。清朝后期才引起巨变。锦州以西、盖州以南岸线长期趋于稳定，与此二地河流都很短小，供沙不丰有关系。中部岸线伸展的幅度甚大，后期推展迅速。辽东湾岸早期发展缓慢，不但表现在岸线停留在今闾阳驿、杜家台和沙岭、牛庄、海城的时间很长，还表现在盘锦湾很早就是个浅湾，而这浅湾迟迟不得发展。
二、苏北海岸线变迁
江苏沿海在夏商至唐代的这段时间，海平面和岸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有过几次波动，较为明显的是夏代中期以后，海平面呈下降趋势，至战国时代一直比较稳定；战国晚期以后到西汉初年呈上升趋势；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期又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中期，再进入一个海面上升期；东汉晚期以后渐渐下降，至隋唐之前皆较稳定。海平面的变化，也导致了海岸线的波动。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5500年前至4100年前），本区的海岸线曾稳定在江南的上海柘林、马桥；嘉定外冈、太仓至江阴冈身和苏北的长江口到鲁东南山地海岸的堡岛—冈身以东一线。晋代以后海平面又退到冈身以东地区。常熟的福山在东晋时为南沙县治地，在福山到太仓的冈身处，发现了西晋和东晋墓葬；南朝时期今泰州、上海冈身以外，扬州蜀冈下、南通市区等近海地区都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但直到宋代之前，稳定的海岸线在原秦汉时代岸线以东不远处，一旦有了风暴，海涛还是常常冲击滨海居民，于是，兴筑捍海堰和海塘便构成了两汉以后历代沿海官吏政绩的重要内容，如连云港境内的捍海堰分别兴筑于齐、隋和唐时期。
三、长江河口及南北岸线的变迁
近代河口的发育是冰后期海侵后才开始的，大约有几千年的历史。海侵结束时，河口因遭受海水侵蚀，大多成为溺谷或喇叭状河口湾。海侵结束后的海面稳定时期，河口才逐渐由陆向海发展。
现代的长江在上海入海，但两千年前在镇江、扬州附近入海。《汉书·地理志》记载：“广陵国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枚乘《七发》中记载：“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全汉文·枚乘·七发》。王充《论衡·书虚篇》中写道：“大江浩洋，曲江有涛。”可见长江在镇江扬州一带入海，并且下游河汊众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曲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载：“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这也说明汉代广陵城附近有曲江和长江，否则曹丕就不会临江观兵和临江而叹了。这一时期的长江河口呈漏斗状河口湾，南北两嘴的距离约180千米，到公元265年长江河口延伸到江阴附近，潮区界在九江附近，估计两千年前潮区界在九江以上。崇明岛是在公元618年出水，形成现在长江河口南北支分汊的形势，当时北岸因沙岛变迁，变化较大，而南岸缓慢延伸，比较稳定。
全新世中期时长江口北岸沙嘴位于今扬州、泰州地区，称扬泰古沙嘴。古沙嘴南部，即长江北岸堆积了一道道由扬州、江都、泰州至海安青墩一线的弧沙堤，其中，海安至如皋的一道沙堤呈东北西南走向，古称赤岸川，据位于赤岸的青墩新石器遗址碳年代测定，距今5970±190年和5235±135年，由此可推断距今5000—6000年间，长江北岸古沙嘴已向东南延伸至海安如皋一带。战国时期，古沙嘴以东扶海洲出水，西起今通扬运河东段（呈南北走向），东至如东，东西长约70千米，南北宽约42千米，其与赤岸间水面宽约23千米，古称夹江，这就是早的长江口北支。汉朝起逐渐淤浅束狭，至三国景元年间束狭到不足10千米，晋朝时上游逐渐淤闭，形成高阳荡。随后，长江口北岸沙嘴就跃移至今掘港附近的廖角嘴。从上述史料推算，这条北支从形成至消亡约经历了700—800年。
扶海洲并岸后，到南北朝梁朝时期，就有“胡逗洲”出现《梁书·羊侃传附子鹍传》中记载：“（侯）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倦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鹍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鹍以槊入刺杀之。”，其位置处于今南通地区。隋大业年间胡逗洲已成为一个大沙岛，主轴呈东略偏南走向，东西长约54千米，南北宽约24千米，其北岸和古沙嘴南岸构成了一个喇叭状水道，时称横江，即为长江口第2代北支。喇叭状水道的河势形态加之水沙多从南水道下泄，为后起的长江口沙岛和现行北支的形成造就了集水、集沙的有利地域。在其后时冲时淤的300余年间，胡逗洲东南先后涨出了南布洲、东洲和布洲；不久，东洲和布洲涨连一体，合称东布洲，组成了胡逗洲—东布洲岛链；胡逗洲、东布洲以及位于其间的南布洲在10世纪还未并岸，它们的并岸大致应在修筑余西至吕四场段范公堤时期前，约11世纪初才归并北岸，随之第2代北支消亡，长江口北岸沙嘴—廖角嘴，又从如东跃移至今吕四港附近，其位置大致在吕四东南20千米的海中。据上述史料推算，第2代北支从形成到消亡约经历了500—600年。
史籍上有关长江口北岸变化的记载不少。东晋以前，南通地区大部分尚未成陆，其与扬州地区相邻部分属海陵县东境，海陵县即今泰州，始置于汉。东晋义熙年间，“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晋书·地理志上》。。《南齐书》卷一四《州郡上》记载：“三年（公元422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土甚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刘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檀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时，由于长江故道的南迁，江心沙洲的淤涨，使原来位于曲江和大江之间的施桥沙洲与北岸相连成陆，而显得土地十分平旷。曲江的淤没，“广陵涛”也随之消失，檀道济每到八月之望只能到海陵一带观涛。由于出现了新的土地，所以引起移民的开垦。梁朝时期，又析置江阴、海安，《隋书·地理志下》。新县的设置，一方面反映了当地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海陵县东南境的土地有了较大的扩展。
在长江口南岸，从常熟的福山起，经过太仓、方泰、马桥、新寺直到金山的槽径一线及其以东，有几条并列的沙堤，由于较平原高亢，如山之冈阜相连，故俗称为冈身。在吴淞江故道以北地区分布着一至五条。在常熟境内，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记载：“自常熟福山而下，有沙冈身二百八十余里，以限沧溟，冈身间有港浦百五十处以泄太湖水。”迄太仓境有四条，即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胡冈身。嘉定以南有所谓东冈、青冈、外冈、沙冈、浅冈。综观以上冈身的地理位置，西的一条相当于福山、梅李、支塘、直塘、方泰一线；东一条约在今梅李、徐市、涂松、娄塘、马陆、南翔一线。吴淞江故道以南共有三条，即沙冈、紫冈、竹冈。沙冈身约分布于沙冈庵、马桥、邹桥、槽径一线，东面的竹冈，在今诸翟、撷桥、南桥、柘林一线。这些沙堤大多呈西北东南走向，组成的物质以中沙、细沙为主，分选较好，而且有的地方入土数尺内还有蛤、螺、蚌之类的介壳类动物残骸的堆积。它显然系在江海交汇的地带，由波浪将近海泥沙与介壳类动物的残骸堆积而成的沙堤。
由于资料缺乏，对每条沙堤年龄的确定目前还有困难。只是在竹冈附近的马桥古文化遗址发掘以后，根据它下层是良渚文化人们的居住遗址和墓地，其年代，按金山亭林遗址，应有400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些沙堤就是约4000年前长江南岸的海岸所在。此后，一直到4世纪以前的海岸仍在冈身附近，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魏晋以前的遗址，又无文字资料的记载。
4世纪时，海岸又向东推进。明代弘治《太仓州志》记载：“穿山在州（今太仓）东北四十里，高一十七丈，周二百五十步，山有洞通，南北往来，故曰穿。《临海记》曰：‘山昔在海中，下有洞穴，高广各十余丈，舟帆从穴中过。’予尝疑过帆之事为妄谈。正统间，近山居民景升氏凿池得桅，梢径尺二许。其为海中岛无疑。”《临海记》成书约在南北朝，其成书的资料来源恐怕还要早些，则此地与陆地相连当在南北朝之前。又据清代嘉庆《太仓州志》记载，崇恩寺在镇洋（太仓）县东二十里，云翔寺（南翔寺）在嘉定县南二十四里，护国寺在嘉定县西门外，三寺都建于梁天监年间。清代嘉庆《南翔镇志》并进一步记载寺有梁朝井五，“二在山门外，二在砖塔旁，一在大雄殿西，俗呼为八角井”。吴淞江故道以南近年于莘庄发现有南北朝墓，莘庄恰位于东一条冈身的边缘。据此，则4世纪的岸线已离开冈身，东进至梅李—徐市—涂松—嘉定—南翔—莘庄—柘林一线稍东。
4世纪以前的岸线虽已离开冈身，但向东伸展并不远。与竹冈的成陆（4000年前）联系起来看，则近3000年的时间海岸才向东渐进不超过1—8公里的范围。从地貌特征，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可知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海岸有大幅度的伸展。据调查，北起宝山县的盛桥、月浦、江湾，南经川沙县的北蔡，下迄南汇县的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存在着一条断续相连的沙带，这条沙带西距冈身三十多公里，大致与冈身相平行。1975年11月，在沙带内侧一公里今北蔡西南严桥发现唐代的遗址。估计这条沙带当为南朝后期至唐初时期的岸线所在。据南宋《云间志》载，有“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县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这条瀚海塘的起讫地点都比较明确，但是它的建筑年代不详。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盐官县在海盐县的南面，开元元年已经有重筑海塘的记载，估计《云间志》所载这条华亭县境内的海塘，应和盐官县境内的一样，也筑于唐代。这是今上海市境内的条海塘，说明至唐代在冈身以东已有大面积土地出水成陆，且已被开垦成为农田，兴筑海塘显然是为了保护农田免受咸潮浸灌。华亭县始置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是由海盐等县析置出来的。海塘的创建很可能在天宝之前。正是由于有了海塘，使原来海滨斥卤之地变为良田，才为建县创造了条件。
四、浙江海岸线变迁
杭州湾北岸是长江三角洲的南缘。大约距今二三千年前长江南岸岸线北起镇江，经江阴、常熟、昆山及奉贤一线，与杭州湾的槽径、王盘山相连。此岸线的南缘曾较稳定地延续到晋朝。乍浦九山外曾是一片良畴沃野。至2世纪，海盐县治在九山外的故邑城。王盘山曾是东晋屯兵处，有人在撇开山（王盘山五山之一）和王盘山上都曾采集到印陶碎片，并在海盐城东黄家堰的海滩上收集到晋代废窑砖多块。这证明王盘山很可能曾与陆地相连，并且在4世纪，岸线仍有可能经王盘山而过。孙林、高蒙河：《江南海岸线变迁的考古地理研究》，《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其后随着三角洲的淤涨外伸，人类不断筑塘护岸，使海岸不断推进。杭州湾南岸呈弧形的堆积平原，历史上开发较早，但宋代以前，人类活动主要局限于姚江平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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