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历史学院院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著作，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入选教育部领军人才计划（CJ）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等人才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李海英，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副编审、执业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医药文化》&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化品牌建设专委会秘书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其实你可以更健康》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学》副主编，主持、上海市多项学术课题，发表论文30余篇。临床擅长妇科、抗衰、失眠、脱发等。
多元视野下医史研究的意义
去年以来，一场不期而至且暂时还看不到头的大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令整个世界为之失色，一时间，生命陨落，民情焦虑，市面萧杀，一个小小的病毒近乎改变或者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日常生活，实为
人们始料所未及。疫情之下，我跟所有人一样度过了一段漫长的非常时光，而可能有所不同的是，这似乎也是我今生为忙碌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大学教师，也没有身在疫区，自然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疫情的防治，我的忙碌只是缘于自己2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春节前夕，随着各地进入紧急状态，我似乎还没来得及去更多考虑自己的情绪，便从电话、微信和邮件中接收到了很多紧急的访谈或撰文“任务”。此后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除了网上授课和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疫情在忙碌，比如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为国家一些部委的活动提供咨询服务，在线上进行大众公益讲座或学术讲座，完成中央交办的紧急课题，撰写学术期刊的临时约稿，等等。显然，笔者的这些忙碌绝非自找，而是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而对社会各种要求的被动而认真的回应。这表明，疾病医疗史研究，并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同样也是可以直接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谈到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人们总愿意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希望从历史中找寻各种现实对策的借鉴和启益。这在整体上当然是合理的诉求，不过如果冀望从中获得直接的行动指南，就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希望瘟疫史的研究，能为当下防疫工作提供策略上的具体指导，恐怕会大失所望。实际上，现代学术是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分科之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指望相对笼统而并不
专业的相关研究，能给现实中建立在专业之学基础上的工作、对策提供直接的指导，显然不切实际。但历史学也自有其优势，一方面历史学具有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认知特点，相对其他专门之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贯通的思维，有利于我们更宏观而历史地定位和认识自己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探究的是历史上人的经验和故事，相对更容易从人的行为和情感出发来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能赋予古往今来的事物以有利于激活和联通人们心灵的人文性。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可能主要是通过拓宽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我们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不至于只是低头拉犁，而不抬头看路。同时，也可以让人们从以往人类的经验中获得情智上的启迪和慰藉。
结合笔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工作和思考，我认为，医史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现出其现实意义： 一是呈现历史上人们应对瘟疫的经验和举措，多少可以给疫情中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二是引入历史视野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瘟疫的关系，对现代性少一些骄傲，多一些对历史和自然的敬畏。三是通过对历史上的疫病及其应对的观察和梳理，确实有助于我们在应对瘟疫时，拥有更全面的视角和理念。比如，笔者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初，接受澎湃新闻和《新京报》的采访时，就提出防疫应避免当作政治事件来抓，应尽可能以多元协同的思路更专业地展开。我想这些认识的产生，应该离不开自己多年来对卫生防疫史的研究和思考。四是要让瘟疫成为历史的推手，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省思和批评精神，而若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省思和批评可能就难以有效展开。后，也许是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积极、专业且理性地参与，应该可以让这一叙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到相对正面的效应。
显而易见，这次疫情的暴发，让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得到了直接的显示，不过，一项研究的现实意义并不必然需要有如此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勾连才能彰显，而且医史的研究也远不只是关注瘟疫一个议题，故而这项研究的现象意义无疑并不仅限于此。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简要介绍一下医史研究。
医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医学或医疗历史的研究，不过医学或医疗离不开疾病，因此也自然包括疾病史的探讨，故而也就是对历史上疾病与医疗的探究。在近代学术体系中，这一研究基本涵盖在“医学史”的名目中。早期的医学史研究，无论中外，基本都是在医学的门类下由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承担。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日渐受到医学界人士的关注，加之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本身的转变，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介入到这一领域，出现了医学社会史、医学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同时也有了内外史（所谓“内史”主要是指由医学专业出身者承担，侧重医疗技术演变的医学史，“外史”则为由人文社科专业出身者从事，较多关注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医疗史”）之别。而到20世纪末，随着疾病医疗的相关社会问题的日渐凸显，又出现了在跨学科视野下，努力融通“内外史”藩篱，汇合多学科的力量，多视角地共同探究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趋向
[]参阅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文将这一研究名之为医史，而非“医学史”或“医疗社会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从跨学科的视野、多元的理念和立场来理解、把握这一研究。
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上述在应对疫情时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外，至少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助于世人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的认识还是学术上，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医学（疾病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自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和疾病都是科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医学（疾病学）也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是不是说，医学（疾病学）像诸多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单纯的科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人文的科学，经验的艺术，并且是科学的人文。”
[]Pellegrino ED， “The most humane of the sciences， the most scientific of the humanities，” In Engelhardt HT， Jotterand F， editors. Pellegrino ED，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 A Pellegrino Reader （Pari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1).
当代的诸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一再显示，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患者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
[]拜伦·古德： 《医学、理性与经验： 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阿瑟·克莱曼（凯博文）: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阿瑟·克莱曼(凯博文)： 《疾痛的故事：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这些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医学还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而真切地认识、理解这一点，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疾病本身就是历史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体系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疾病体验和应对。现实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建构而成的，比如咱们耳熟能详且具有真切疾病体验的上火、“肾虚”等。而有些所谓的疾病，则随时代观念的变化，变得不再是疾病，比如，曾经存在于欧洲历史上的“慕男症”，以及“手淫”等。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造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不够科学，所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就会变得客观而科学，所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就会日渐褪去。然而，只要我们认识到当下亦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点而已，历史不会终结，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识应该也没有尽头，恐怕就不会如此乐观地将当下的认识视为一种可以割裂甚至终结历史的“真理”。不仅如此，深入细致的医疗史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去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现代微观层面的生物医学研究，可能更多展现专业而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通过细致地梳理近代以来医疗卫生历史，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并不总是与人类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生命威胁相一致的话，可能就更真切体会到医学和卫生的社会文化性。不仅如此，医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其实践的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道德感和宗教伦理性，从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绝非当下的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能够解释的，而承载着太多历史的信息。这诚如世界著名医史学家罗森博格（Charles E. Rosenberg）
通过医学史研究所感受到的，“医学不是生物学，虽然它应用实验室的发现并由于这些发现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市场行动者，虽然它有时确实是这样。医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认同感。”
[]罗森博格： 《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好、更系统地来认识和体会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现实中更好地看待和处理医学和医疗问题提供助益，比如加强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史和医学人文教育，不仅将其看作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而且是认识和理解医学的必需。
第二，有助于从认识论的高度改善现实中的医患关系。近一两百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医学与医疗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发展整体上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质医疗保健。然而，吊诡的是，人们对于现代医疗保健的态度，却在世界范围内，多少都存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即在享受现代医疗嘉惠的同时，又对其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个中的缘由，固然纷繁复杂，但不可否认，在现代的医疗模式中，医患关系的不如人意乃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这一悖论，现在不少的研究者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指出从传统到现在，医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获取了巨大的霸权，医疗中日渐凸显的技术主义与非人格化倾向，使得患者的声音在现代医学宇宙观中逐渐消失
[]朱申（N. D. Jewson）： 《论医学宇宙观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曾凡慈译，载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科技渴望社会》，群学出版社，2004年。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医患关系的紧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现代医学模式本身造成的，就将患者视为功能异常的机体而非具有病患体验的“人”。这自然就有必要对现代医学模式展开省思，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就此指出：“当疾痛取代疾病成为我们主要的兴趣时，我们就会以一个现在尚不流行的方向，重新思考医学。”[]
[]阿瑟·克莱曼（凯博文）： 《疾痛的故事：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这样的反思，自然就会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去观察思考传统时代的医疗和医患关系。虽然，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可以直接以传统救济当下，必定会让我们大失所望，就中国而言，传统社会中的医患关系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和谐温馨，而且时过境迁，随着医疗体制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变化，传统模式也在现代社会全然没有适用的可能。不过历史仍有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何以传统国家对民间医疗几无管理可言，而且整体的医疗水平相比于当下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医患关系虽不如人意，却也没有发展成非常凸显的社会问题呢？对此，就笔者粗浅的思考，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当时社会拥有“药医不死病”这样和时代医疗水准大体协调的生命观，没有过高的预期，自然会让人对疗效相对宽容。二是当时人们普遍依照人情来择医，医患互动中自然充满了人情的互动，从而对双方的关系起到了巨大的润滑作用。这似乎提醒我们，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现代科学的崇尚乃至迷信，可能已经让我们对现代医学的能力产生了过高的期待，也让很多人将自己身体的管理在潜意识中有意无意地交给了医生去打理。而且，医患之间的关系，绝不像一般的商业行为，主要是物质和利益的流动，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情感的互动
[]余新忠： 《明清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人民论坛》2019年第23期。
尽管这类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一个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但立足历史展开的探讨，必定可以从基本认识的角度提供给我们有意义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第三，有助于为提升现代公民素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随着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有思想、有情感和有灵性的具象的“人”在历史研究中缺失的问题也日渐受到关注，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的思潮中，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涌现，这些研究的诉求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上可以视为对以往历史学过度社会科学化取向的一种反动，希望将具象的“人”引回到历史学的大厦中。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逐步兴起的。作为一项探究疾病医疗这一直接关乎人的生命与健康主题的研究，无疑更利于践行上述学术诉求，也更容易让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人”。正因如此，笔者近年来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相关研究，提出了构建生命史学体系的主张。认为“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
[]余新忠： 《生命史学： 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
。其核心在于，藉由疾病医疗史这一新兴前沿的深入开展，不断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展现新气象，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对生命的关注和呈现来彰显历史研究的意义。
历史的研究无可避免会受到时代观念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历史经验的呈现和历史书写本身，显然也会对时代的文化和认知产生重要的型塑和建构作用，说到底，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现实和未来。故而，历史的研究既是为了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呈现过往，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实和开创未来。因此，历史研究需要基于过往和现实、梳理和判断之上的前瞻性，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展现出历史的价值。显而易见，历史观和历史书写的革新，必然与时代的变革相伴随。20世纪之交，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吹响的“新史学”的号角，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系列论说的开篇《中国之旧史》中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所以他认为，要拯救咱们的国家，就必须开展“史学革命”，倡行叙述国家和人群的进化的“新史学”。这一论述，不仅宣示了近代史学从王朝的历史向国家的历史的转向，而且这样的转向，无疑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涵育和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在一代代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不仅逐步摆脱了民族危亡的困局，而且一步步实现了国家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接续发展，实现文明的升级，显然已经成为当下迫切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不管怎样，离不开更好提升国民的现代公民素质，离不开更有效地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当我们的历史研究进一步从国家的历史部分转向“人”的历史，无疑可以为涵育现代国民素养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和思想资源。而以疾病医疗史为重要内容的“生命史学”的创立和推动，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显然意义深远。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医史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相关的研究大抵局限于医学界内部，多为科技史视野下的“内史”研究，其着眼点和目的也多聚集于医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也相对有限。近一二十年来，医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视野日渐多元，学界的影响力也得到相当大的提升，这显然得益于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介入，得益于历史学、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视野开展的跨学科的研究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上述医史研究现实意义的展现，如果离开这一基础，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显而易见，学术研究自有其内在逻辑和价值，其现实的意义发挥，必定是建立在其自身基于学理而做出的深入和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故此，要想让自己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对现实简单的迎合和附会，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而需要研究者在抱有现实关怀的前提下，以开放多元的心态，开拓创新的意识，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笔者深感于当下分科治学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局限，一直积极倡导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融通内外的跨学科研究，以新理念、新方法、新议题不断促动国内的医史研究的发展。五六年前，有幸认识了《中医药文化》的执行主编李海英博士，我们虽然在学科背景、工作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念，让我们很快产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共鸣，并较为频繁地开展了学术交流和合作。海英博士以她丰沛的人脉和干练，搭建了非常出色的学术交流平台，主动与我商议相关议题，持续举办工作坊，邀请众多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才俊，会聚上海中医药大学，以多元视野、前沿理念、学术抱负、现实关怀交流学术、激荡思想，取得了丰富的成绩。并因此也引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关注，主动邀请我们编纂论文，予以出版。感谢责任编辑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专业而敬业的工作精神，让我们的合作始终能够在愉悦中有序推进。感谢论文集中的各位作者积极参与工作坊的研讨，贡献精彩的思想，并慷慨赐稿，让我们能够一起为推动多元视野、内外融通的中国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添砖加瓦。
文集中收录的都是非常规范严肃的专业学术论文，也很少会论及现实价值。但这样多元而前沿的学术积累，不但有利于推动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必将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现实效应。故特此结合自己多年学术研究心得和现实观察思考，对于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略陈管见，一方面，希望能够藉此进一步激发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则期待能让学界和社会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引发才俊之士对这一研究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余新忠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2021年3月6日于津门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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