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历史学院院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著作,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入选教育部领军人才计划(CJ)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等人才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李海英,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副编审、执业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医药文化》&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化品牌建设专委会秘书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其实你可以更健康》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学》副主编,主持、上海市多项学术课题,发表论文30余篇。临床擅长妇科、抗衰、失眠、脱发等。
多元视野下医史研究的意义
去年以来,一场不期而至且暂时还看不到头的大疫——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令整个世界为之失色。一时间,生命陨落,民情焦虑,市面萧条,一个小小的病毒近乎改变或者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日常生活,实为人们始料未及。疫情之下,我跟所有人一样度过了一段漫长的非常时光,而可能有所不同的是,这似乎也是我今生为忙碌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大学教师,也没有身在疫区,自然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疫情的防治,我的忙碌只是缘于自己2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春节前夕,随着各地进入紧急状态,我似乎还没来得及去更多考虑自己的情绪,便从电话、微信和邮件中接收到了很多紧急的访谈或撰文“任务”。此后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除了网上授课和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疫情在忙碌,比如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为国家一些部委的活动提供咨询服务,在线上进行大众公益讲座或学术讲座,完成中央交办的紧急课题,撰写学术期刊的临时约稿,等等。显然,笔者的这些忙碌绝非自找,而是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而对社会各种要求的被动而认真的回应。这表明,疾病医疗史研究,并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同样也是可以直接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谈到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人们总愿意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希望从历史中找寻各种现实对策的借鉴和启益。这在整体上当然是合理的诉求,不过如果冀望从中获得直接的行动指南,就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希望瘟疫史的研究,能为当下防疫工作提供策略上的具体指导,恐怕会大失所望。实际上,现代学术是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分科之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指望相对笼统而并不专业的相关研究,能给现实中建立在专业之学基础上的工作、对策提供直接的指导,显然不切实际。但历史学也自有其优势,一方面历史学具有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认知特点,相对其他专门之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贯通的思维,有利于我们更宏观而历史地定位和认识自己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探究的是历史上人的经验和故事,相对更容易从人的行为和情感出发来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能赋予古往今来的事物以有利于激活和联通人们心灵的人文性。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可能主要是通过拓宽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我们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不至于只是低头拉犁,而不抬头看路。同时,也可以让人们从以往人类的经验中获得情智上的启迪和慰藉。
结合笔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工作和思考,我认为,医史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现出其现实意义: 一是呈现历史上人们应对瘟疫的经验和举措,多少可以给疫情中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二是引入历史视野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瘟疫的关系,对现代性少一些骄傲,多一些对历史和自然的敬畏。三是通过对历史上的疫病及其应对的观察和梳理,确实有助于我们在应对瘟疫时,拥有更全面的视角和理念。比如,笔者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初,接受澎湃新闻和《新京报》的采访时,就提出防疫应避免当作政治事件来抓,应尽可能以多元协同的思路更专业地展开。我想这些认识的产生,应该离不开自己多年来对卫生防疫史的研究和思考。四是要让瘟疫成为历史的推手,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省思和批评精神,而若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省思和批评可能就难以有效展开。后,也许是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积极、专业且理性地参与,应该可以让这一叙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到相对正面的效应。
显而易见,这次疫情的暴发,让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得到了直接的显示,不过,一项研究的现实意义并不必然需要有如此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勾连才能彰显,而且医史的研究也远不只是关注瘟疫一个议题,故而这项研究的现象意义无疑并不仅限于此。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简要介绍一下医史研究。
医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医学或医疗历史的研究,不过医学或医疗离不开疾病,因此也自然包括疾病史的探讨,故而也就是对历史上疾病与医疗的探究。在近代学术体系中,这一研究基本涵盖在“医学史”的名目中。早期的医学史研究,无论中外,基本都是在医学的门类下由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承担。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日渐受到医学界人士的关注,加之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本身的转变,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介入到这一领域,出现了医学社会史、医学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同时也有了内外史(所谓“内史”主要是指由医学专业出身者承担,侧重医疗技术演变的医学史,“外史”则为由人文社科专业出身者从事,较多关注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医疗史”)之别。而到20世纪末,随着疾病医疗的相关社会问题的日渐凸显,又出现了在跨学科视野下,努力融通“内外史”藩篱,汇合多学科的力量,多视角地共同探究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趋向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 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文将这一研究名之为医史,而非“医学史”或“医疗社会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从跨学科的视野、多元的理念和立场来理解、把握这一研究。
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上述在应对疫情时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外,至少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助于世人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的认识还是学术上,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医学(疾病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自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和疾病都是科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医学(疾病学)也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是不是说,医学(疾病学)像诸多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单纯的科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人文的科学,经验的艺术,并且是科学的人文。”
[]Pellegrino ED, “The most humane of the sciences, the most scientific of the humanities,” In Engelhardt HT, Jotterand F, editors. Pellegrino ED,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 A Pellegrino Reader (Pari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1).
当代的诸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一再显示,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患者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
[]拜伦·古德: 《医学、理性与经验: 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阿瑟·克莱曼(凯博文):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阿瑟·克莱曼(凯博文): 《疾痛的故事: 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这些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医学还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而真切地认识、理解这一点,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疾病本身就是历史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体系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疾病体验和应对。现实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建构而成的,比如咱们耳熟能详且具有真切疾病体验的上火、“肾虚”等。而有些所谓的疾病,则随时代观念的变化,变得不再是疾病,比如,曾经存在于欧洲历史上的“慕男症”,以及“手淫”等。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造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不够科学,所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就会变得客观而科学,所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就会日渐褪去。然而,只要我们认识到当下亦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点而已,历史不会终结,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识应该也没有尽头,恐怕就不会如此乐观地将当下的认识视为一种可以割裂甚至终结历史的“真理”。
不仅如此,深入细致的医疗史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去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现代微观层面的生物医学研究,可能更多展现专业而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通过细致地梳理近代以来医疗卫生历史,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并不总是与人类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生命威胁相一致的话,可能就更真切体会到医学和卫生的社会文化性。不仅如此,医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其实践的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道德感和宗教伦理性,从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绝非当下的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能够解释的,而承载着太多历史的信息。这诚如世界著名医史学家罗森博格(Charles E. Rosenberg)通过医学史研究所感受到的,“医学不是生物学,虽然它应用实验室的发现并由于这些发现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市场行动者,虽然它有时确实是这样。医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认同感”
[]罗森博格: 《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