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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透过英国国宝级品牌Wedgwood瓷器的传奇发家史，破译瓷器所承载的美学密码与东西方交流的文化印记，呈现对英国产生深远影响的百余年岁月——“漫长的十八世纪”。
史景迁作品系列译者、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温洽溢微观史学佳作。
2019年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2019年台湾文学奖金典奖入围作品，2020年金鼎奖非文学图书类优良出版品推荐。
全书包括100多幅精美彩色图片。
涉及英国奢侈瓷器品牌Wedgwood传奇发家史，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伊拉斯谟斯 达尔文、卢梭、瓦特、博尔顿等科学家、哲学家的交流故事，英国（以至欧洲）与中国甚至全球贸易的发展历程，审美流变，奢侈品如何兴起，消费文化等诸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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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七九三年，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英国使节团，浩浩荡荡抵达乾隆帝统治下的中国。英国人远道而来，表面上是为乾隆帝贺寿，实则希望取得在中国的通商贸易权利。在众多珍贵礼物中，有一件或许会令我们觉得意外——Wedgwood瓷器。
中国的瓷器工艺水平之高举世闻名，英国人为何选择中国极为擅长制造且数量繁多的瓷器作为礼物？Wedgwood瓷器靠什么征服了世界，奠定其二百多年的基业？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全球贸易商品，瓷器又承载着怎样的美学密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印记？
透过英国国bao级品牌Wedgwood瓷器的传奇发家史，我们将看到科学革命方兴、工业革命初起、资本主义萌芽、启蒙运动生成的英国，看到英国历史上群星闪耀、影响深远的一段百余年岁月——“漫长的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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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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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洽溢，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世新大学通识中心，舍我纪念馆副馆长、《传记文学》杂志社副社长。译作有史景迁作品系列《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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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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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幕 圆明园献礼
第一章 玮致活王国崛起
第二章 波特兰瓶
第三章 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第四章 欧洲的时尚中国风
第五章 瓷器的贸易流动与物质世界
第六章 英国的消费主义社会与瓷器文化
第七章 科学企业家
第八章 审美资本主义
第九章 时尚魔法师
第十章 约书亚·玮致活与工业资本主义
后 记
注 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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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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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陷入萧条，英国也没有幸免于难。二〇〇九年，就在英国名瓷“玮致活”（Wedgwood）1即将欢庆成立二百五十年前夕，这家英国百年公司却因资金周转不灵突然宣布破产，当时，英国人以“国难”来形容“玮致活”的重创，认为这是英国的一场“悲剧”。“玮致活”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为何英国人会把它视为国运的象征，为它申请破产保护由政府接管而发出一片哀号？
“玮致活”的创办人约书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是英国陶瓷设计大师、实业家，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与时尚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富有实验精神，勇于技术创新，把科学理论应用到工业生产，缔造了现代化的工厂制度。约书亚·玮致活深谙他所谓“品位的立法者”（legislator of taste）之贵族的消费嗜好，将古希腊、古罗马的美学元素融入产品设计，带动了英国社会新古典主义时尚的潮流。约书亚·玮致活不仅专精生产技术，还是一位市场行销的天才，擅长通过灵活新颖的广告手法，为他的产品造势。他所创办、以自己的名字为名的陶瓷公司“玮致活”，拥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是“漫长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创新与美学资本主义的象征。根据经济史学家弗里斯（Peer Vries）的解释，对英国而言，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是指一六八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也就是说随着光荣革命，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诸多重要变革开始制度化，迄至废除《航海条例》，解除贸易限制，开启了新经济政策的时代；正是在这期间，英国经济起飞，跃升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2
本书讲述的是约书亚·玮致活与其产品的故事。约书亚·玮致活拥有一般成功企业家的特质。他全心全意投入研发新技术，追求产品的完美；他行事风格一丝不苟，令下属敬畏；面对市场瞬息万变的效率环境，他懂得通权达变；他高瞻远瞩、充满雄心壮志、拥有决断魄力。尤其是，借由“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3的方法，即通过勾勒约书亚·玮致活生活世界的家庭史、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价值观、他的社会地位、他的交友关系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他与众不同的一面。约书亚·玮致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交生活，就如同英国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主人翁，常常令人惊叹。醉心都市题材的狄更斯，其小说中的主角，总会在剧情的末尾，与从阶级结构上考量最不可能在一起的成员，彼此相互联系。4约书亚·玮致活也有相同的本领与特质，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往往超越阶级结构的限制。
就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等范畴来看，约书亚·玮致活都隶属英国社会的边缘，但他总能够超越英国社会严格的阶级结构藩篱，与上流精英和知识阶层交往、交流。约书亚·玮致活出入宫廷，是王室御用的陶匠。他与才华横溢的班特利（Thomas Bentley）结交、建立事业伙伴关系，优游在班特利所隶属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圈子。约书亚·玮致活还定期出席由他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等实业家、科学家共同组成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聚会；月光社拥抱卢梭的思想，可以说是英国“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与科学文化传播的典范。约书亚·玮致活和“月光人”高谈阔论科学知识与科学实验，他甚至还成为英国皇家学院的会员。大收藏家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画坛巨擘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从不吝于和约书亚·玮致活分享美学理论，甚至出借珍贵的古董供约书亚·玮致活摹制。约书亚·玮致活可以超越社会阶级的鸿沟，同时轻松自如地在科学与艺术、创作者与实业家之间转换身份，即使是在今天，这种身份的区别不像十八世纪的英国那么壁垒森严，也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这种社交往来是英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约书亚·玮致活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空虚”的闲散，而是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所描述的：
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出于某种目的组成的社会还是社会；但只有“社交性”（sociable）群体才是一个没有适当形容词加以修饰的社会，因为它自己已经体现出了形式的纯粹、抽象的一面，而消除了任何片面的、修饰性的社会内容。5
约书亚·玮致活正是寄情这种最纯粹的、最抽象的游戏形式，从中获得自我满足感；同时通过相互交叉、延展的社交网络，孕育启蒙理念，滋养美学品位，进行科学观念与科学实验的公共交流。而层层交织的社交网络与社会互动、被镶嵌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以及消费革命和商品美学的生活世界，成为约书亚·玮致活提升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奠定事业版图的坚实基础。目前，经济史学界对于促成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进程，究竟是因为利伯维尔场出现造成丧失土地的无产阶级大量涌现，或者法律制度与产权观念的变化，抑或科学革命与技术创新的成果，存在着诠释典范（paradigm）6的竞争，我们可以抛开社会科学理论的曲折深奥，从约书亚·玮致活的生活世界观看、理解英国工业革命与科学传播的面貌。或许，约书亚·玮致活的生活世界与成功事业，是我们窥探“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与“中西大分流”历史之谜的一个窗口。
“人”有传，“物”也可以有自己的传记，本书也是有关“物”或“商品”的故事。当前，学界对“物质文化”7的兴趣与日俱增，认为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棉花、糖、咖啡、香辛料、茶，也包括本书所触及的陶瓷器，都有自己的生命史要诉说，它们不仅仅是被动的物品，它们不再缄默不语。8
然而，一提到“物”或者“商品”，总不免有放纵恋物贪欲之嫌，从而召唤出马克思的幽灵，增添道德伦理的负荷。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神秘性：
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9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物的关系，处于他所谓“商品拜物教”的状态下，“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0。尔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ács），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融入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诠释架构，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资本主义下，物化已然成为人类的‘第二自然’—所有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主体，必然习惯成自然地、以看待无生命之模式看待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11卢卡奇对这种资本主义物化的病态剖析，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消费文化的批判。
不过，近来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强调，“物”有自己的生命，热衷探索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谓的“物的社会生活”12，认为由生产者端，经过商人中介，抵达消费者端，“物”在社会中的意义和角色已经改变。在“物”的交换中，借由追寻“物”的流动路径，可以作为联结各社会、大陆之间的方法。就像学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对“糖”这一产品的历史探索，为历史学家建构了商品的传记模式。13
随着对“物”与“商品”视野的拓展，学界对消费现象的分析也有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生产，创造了惊人的文化消费，让文化平庸化、同一化，公式化的电影、流行音乐、广告，成为布尔乔亚社会将其商品化生活方式扩散至全社会的一种媒介，结果，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标准化、麻痹和顺从，想象力与自发性的退化。14然而，对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来说，欲望的生产，已经从生产者、广告人转向消费端，消费者自己可以创造符号与价值的意义，并且从中建构自我认同，15甚至如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做的分析，商品与消费也是一种社会权力与社会地位的展示。16
所以，为“物”作“传”，根据社会学家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的阐释，可使本来暧昧不明的东西慢慢浮现出来，揭示丰富的文化讯息。17就像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诗句，“一沙一世界”，即使细微的沙粒，都能自成一个世界，蕴藏宇宙的浩瀚。瓷器也是如此。一件瓷器，它是如何被制造，它采取什么原料制造，装饰哪种图案纹样，消费者如何购买它，消费族群是哪些人，消费者购买它的用途是什么，在什么场合使用它，这种种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却共同交织出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流通、商业文明、消费革命、审美资本主义、美学情趣、社交礼仪、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洲际贸易等大历史的场景，这些也全都是约书亚·玮致活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瓷器曾经是重要的全球化商品。借由瓷器的贸易，将西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大西洋连成一个流动空间，串联了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也就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强调的，商品，特别是像瓷器这类奢华商品的流动，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8然而，这一空间，既有商品的运动与交易，也是人的迁徙流动、社会文化的交流、美学品位相互渗透所构筑的空间，从中孕育了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当然，人、物、观念的交流，也会酝酿与滋生误解、龃龉、矛盾、竞争、冲突，从而推动了历史的意外进展。
在这个瓷器商品的流动空间，中国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主宰了瓷器烧制的工艺技术，左右了瓷器的美学品位与艺术价值，中国瓷器在欧洲成为一种象征身份地位的流行奢华。约书亚·玮致活本人通过各种渠道热切关注来自东方的技术讯息，也渴望他的产品能以优异的工艺技术与优雅简约的美学品位征服中国市场，建立他的全球瓷器王国。
我对约书亚·玮致活的好奇，最早来自从事翻译工作查找资料时的一次意外发现。一七九三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浩浩荡荡的使节团前往中国向乾隆皇帝贺寿，在英国使节团为乾隆皇帝寿辰精心筹备的贺礼之中，就有一件约书亚·玮致活烧制的作品，约书亚·玮致活的产品与中国产生了联结。英国使节团为何会在承担重要外交与贸易使命的场合，挑选约书亚·玮致活的产品作为礼物？约书亚·玮致活送给乾隆皇帝的瓷器究竟是什么样的款式、质地？中国当时是世界最主要的瓷器制造与出口国，瓷器工艺技术精良，瓷器珍品品项繁多，乾隆皇帝身为瓷器大收藏家，眼界品位想必不凡，他对玮致活瓷器会有什么样的观感和评价？这是我个人对玮致活瓷器产生兴趣和探索的开始，也是本书故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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