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尼科尔森（Helen Nicholson）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高级讲师。她著有一系列关于十字军东征、圣殿骑士团和其他军事修会的书。包括《圣殿骑士团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Knights Templar，2014）、《中世纪战争：欧洲战争的理论与实践，300—1500》（Medieval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in Europe， 300-1500，2017）、《医院骑士团》（The Knights Hospitaller，2019）等。
前言与致谢
本书实际上属于一份进展报告，是根据我对1308—1313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两地的圣殿骑士团财产史料进行的研究撰写而成的。在本书中，我摘录并分析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手下官吏对圣殿骑士团财产所做的记录，时间跨度是从1308年1月圣殿骑士们遭到逮捕开始，直到1313年底这些财产被转交给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为止；其间的数年里，有专人替国王管理着圣殿骑士团的财产。这些翔实的史料，非但能够让我们对1308—1313年的农业实践、农业生产和就业情况形成独特的见解，还能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个重要的中世纪团体在环境、社会和文化都出现了变革的一个时期之初的运作情况、宗教生活，以及它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久前，布鲁斯·坎贝尔(Bruce Campbell)把这个时期称为“大转型”(The Grand Transition)时期。
我在2003—2004年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当时，我获得了一项“英国科学院/利弗休姆信托基金高级研究奖学金”(British Academy/Leverhulme Trust Senior Research Fellowship)，需要完成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上审判圣殿骑士团的相关文献的抄录与翻译工作。我已经把那些文献的学术版和译文加以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英伦诸岛针对圣殿骑士的诉讼》(Th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Templars in the British Isles)。 1308—1313年的财产记录，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解释这些诉讼中的各种细节情况——比如这些诉讼表明，有些不属于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证人，其实都是圣殿骑士团的赞助人、雇工或者领受圣殿骑士团津贴的人。这些文献不但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很难用现代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将它们抄录、分析和发表出来是一件相当耗时、极其复杂的事情。然而，我还是希望本书会让读者深入了解到这些史料中蕴藏着的一些珍贵财富，并且促使更多的人关注这些文献的研究。
在2011—2015年的4年时间里，我先后担任过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 “历史与威尔士史”(History and Welsh History)专业和整个历史系(History Department)的管理和领导任务，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做研究。感谢系里的同事，他们任由我在2015—2016年请了一年的假去做研究，这才让我的研究推进到了足以撰写本书的程度。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是根据微缩胶卷和查阅档案来进行研究；但随着时光流逝，如今的研究已经数字化了。非常感激菲利普·斯莱文(Philip Slavin)，他允许我使用他在“国家档案馆E 358/1820”(The National Archives E 358/1820)中的数码照片；感谢我的丈夫奈杰尔·尼科尔森(Nigel Nicholson)，他为其余的文献拍摄了数码照片。我要感谢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全体工作人员的帮助，尤其要感谢保罗·德里伯格博士(Dr Paul Dryburgh)，以及大英图书馆西方手稿部(British Library Department of Western Manuscripts)的全体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迈克·杰斐逊(Mike Jefferson)，他不但与我探讨这些文献、它们的种种难点和怪异之处，还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他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些内容。2012年和2013年，我曾分别向索尼埃学会(Saunière Society)和埃莫学会(Emmaus Society)提交过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对于从他们那里获得的鼓励、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切实的支持，本人深表感激。我也非常感激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的约翰·沃克(John Walker)，他在2014年组织了一场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圣殿骑士团经济的研讨会；感谢科尔曼·欧·克拉巴格(Colmán ó Clabaigh)在2013年邀请我去参加“第三届格伦斯塔尔历史会议”(Third Glenstal History conference)。这些都是展开探讨和辩论的宝贵论坛。
现存最早的圣殿骑士团《团规》的书面版本，是在1129年1月的特鲁瓦教会会议上起草的；当时，这个新的宗教修会获得了身为教皇代表或使者的阿尔巴诺红衣主教(CardinalBishop of Albano)马修·杜·雷莫伊(Matthew du Remois)的批准。《团规》的序言中指出，这个新修会的团长休·德·佩恩斯(Hugh de Payns)修士阐述了“骑士团”(equestris ordinis)的“举止与仪式”(modum et observantiam)，而这次宗教会议的与会者则批准了他们认为好的和有益的内容，摒弃了那些看似“荒唐”的内容。想必，《团规》中提及的像“不得再招募修女”(amplius non liceat habere sorores)和“不得再担任教父”(nullus compater amplius fiat)之类的内容体现了圣殿骑士团起初的一些惯常做法，但特鲁瓦宗教会议废止了这些做法。与会者得知圣殿骑士自始至终站着做礼拜之后，便告诉他们说，礼拜过程中的某些时候应当坐着和跪着。《团规》还明确废除了以前规定的在一位修士去世后，于复活节和教会其他一些重大节日里进行的所有祭祀之举，称唯一的供奉应当是在一位修士死后，向一名穷人施舍相当于一位修士40天的饮食。
圣殿骑士团《团规》的基调，与所谓的《圣奥古斯丁守则》(Rule of St Augustine)的风格无异；后者是中世纪的医院与神职人员群体通常奉循的集体生活规范，其中的成员并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高墙深院里，而是经常接触到外界。《团规》遵循的主题也与《圣奥古斯丁守则》相同：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修士们一起做祷告，衣着朴素、饮食简单，避免与异性成员亲密接触，避免争吵。然而，其中还增添了一些内容。总计72条规定中，有30条是逐字逐句摘抄自《圣本笃会规》（Rule of St Benedict）这部最著名的修道戒律。《团规》中也含有骑士团修士们自己的正式决定。禁止仆役与侍从着白色袍服的那条规定声称，该决定是“经由骑士团全体教士会议做出的”(consilio communis capitula)，由此说明这种正式的管理会议程序在1129年之前就已存在。
修道守则并非一种永久性的文件，而是在持续地修改和发展着，以便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圣殿骑士团的《团规》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圣殿骑士都从骑士和其他战士中招募而来，大多没有学过拉丁语，所以《团规》必须翻译成圣殿骑士们实际所说的语言才行。拉丁语《团规》的法语译本(参见图11)不但重新组织了其中的条款、将类似的主题归到了一起，而且对一些条款进行了改述和修正。于是，拉丁语《团规》中规定新入会的修士应有一个察看期，可法语版《团规》中没有提及这一点；拉丁语《团规》告诫修士们不得接触已被逐出教会的骑士，法语译本却吩咐他们把这种骑士找出来，并且应当努力将其招募到圣殿骑士团里。法语译本中增添了一份圣殿骑士应当奉守的斋戒和节日名单，还说这些都是奉教皇英诺森(Pope Innocent)在比萨(Pisa)教会会议上的谕令添加的。这次会议当指1135年5月30日召开的比萨教会会议。拉丁语《团规》中的第4条和法语译本中的第64条都暗示，圣殿骑士团里的神父当时只是暂时性地为骑士团服务；而教皇英诺森二世(Pope Innocent Ⅱ)在1139年3月29日颁布的谕旨《各样美善恩赐》(Omne datum optimum)中，却允准了圣殿骑士团招募司铎修士——因此，《团规》的法语译本必定出现于《各样美善恩赐》这份谕旨颁布之前。由此可知，《团规》的法语译本是在1135年6月—1139年3月完成的。
为了应对特殊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情况，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团规》进行增补；这些保存下来的增补规章，主要是用法语写成的，还有一些则是拉丁语、盎格鲁—诺曼法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同样，圣殿骑士团解散之后，这些规章可能就没有用处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只有4份法语抄本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语言的抄本都仅有一些片段存世。由于这些增补的规章制度或者条例(retrais)全都没有标注日期，所以对于它们的编纂时间，学者们观点不一。约亨·伯格托夫(Jochen Burgtorf)已经概括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就是：规定圣殿骑士团里高级官吏职责的所谓“等级律令”可以追溯到1139年之前或者1191年之后——也就是1187年耶路撒冷落入苏丹萨拉丁(Sultan Saladin)之手、耶路撒冷王国的都城迁往阿卡(Acre)之后；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是在1165年前后制定的。描述修道生活的条例可能与1187年以前耶路撒冷王国的情况最为相符，但规定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遴选方法的律令似乎与1179—1180年间发生的事件有关；关于召开全体教士会议的律令中提到了“朝圣者城堡”［Castle Pilgrim，即阿特利特堡(Atlit)］，因此它们必定出现于1218年这座城堡建成之后。有两套关于苦修的规定：较早的一套似乎属于较早的增补条例，因此很可能制定于1187年之前；后来的那一套更加详细，其中虽然提到了1257年蒙古人的入侵，因此必定制定于那一年之后，却又没有提到加斯顿(Gaston)城堡［即巴格拉斯(Baghras)］陷落一事。如今存世的最新规章是用加泰罗尼亚语写就的，必定完成于1268年以后，因为其中描述了那一年加斯顿城堡向苏丹拜巴尔斯(Sultan Baybars)投降的过程。加泰罗尼亚语版的规章已经调整得更加连贯，将类似事项归拢到了一起。在1309年或1310年圣殿骑士团受审期间，有位外人提到过一些新的规章制度；阿莱恩·德穆尔格(Alain Demurger)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最后一任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曾经试图改革这个骑士团，但记录这些最后的改革措施的手稿无一保存下来。
法语版的入会条例，要求负责接纳新成员的修士把那些会导致他们被逐出骑士团的过错告知新成员，其中包括对另一名基督徒或者修士使用暴力，以及接触女性——但修士生病之时可以雇用女性来照料自己。还有一些规定，比如：修士应该穿着内衣睡觉、应该用什么样的铺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膳食和就餐后到礼拜堂里做感恩祷告的安排，白天在礼拜堂里应做的其他礼拜，以及每天要做的祷告。加泰罗尼亚语条例用一种不同的次序阐述了这些规定，称团长首先应当说明每日要做的祷告和膳食情况，然后是回避女性的规定，明确指出修士们甚至不得从女性那里取水洗手，并且吩咐新入会者不得接触被逐出了教会的人，不得当教父，不得替世俗之人送信，除非是了解信件的内容。然后，团长应当列出那些会导致修士们被逐出骑士团的过错。苏格兰的两名圣殿骑士曾经回忆起关于睡觉时应当穿什么衣服和应当回避女性的规定——其中一条明确指出，他们不得从女性那里取水洗手——他们还被告知了骑士团里的禁食(jejuniis ac rationibus)、斋戒规定和种种规程。在法国，索瓦松(Soisson)主教区的助祭修士兼摩埃斯(Moissy)的统领让·德·科尔梅耶斯(Jean de Cormeilles)修士曾在1311年2月回忆说，入会之时他被告知，应当维护骑士团的良好习俗与传统(bonas usus et bonas consuetudines)，应当穿着衬衫就寝，必须做的祷告以及他在骑士团里应当如何行事的具体指令。因此，修士们显然是按照条例中的规定获准入会的。
然而，入会之后，圣殿骑士个人接触《团规》各卷和条例规章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在1310年针对圣殿骑士团的诉讼中，英格兰坎特伯雷教省（the province of Canterbury）的一些圣殿骑士曾经否认他们了解骑士团规章簿册中的内容；不过，他们有可能只是试图逃避针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罢了。西蒙内塔·塞里尼认为，圣殿骑士团的修士在13世纪下半叶就不再直接阅读《团规》，而是全凭他们在入会仪式上口头背诵的概要了。当然，规范着修道生活的条例中规定，未经修会(即骑士团总部的高级修士们)允许，任何修士都不得持有(tenir)《团规》或条例的副本：修会一直禁止修士们保有这些东西，因为曾经有侍从发现并阅读了，然后透露给了世俗之人。这样做有可能危及我们这个骑士团。尽管如此，加泰罗尼亚语版的条例中却提及了一个例子，称一位修士确实可以接触到条例：一位德国修士离开了朝圣者城堡的会所，后来他的所有物品都被找到了，唯独他保有的那部增补条例除外。22没过多久，那位修士回来并且请求重新获准加入圣殿骑士团；但是，由于他持有的那部条例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这个例子说明圣殿骑士团中的个别成员平时确实持有条例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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