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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我的欲望必须被规训，那么谁来规训？
如果我的欲望拒绝被规训，那么我会经历什么？
?重塑关于性的政治批判，犀利声张21世纪女性权利
?《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 《纽约时报》《卫报》《新共和》等权威媒体一致力荐
?女性主义哲学家对我们基本伦理观念的反思与解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性？我们应该如何谈论性？要怎样才能让性真正自由？
※现如今，网络色情内容几乎塑造了绝大多数当代年轻人对性的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下，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最新浮出水面的有关性权利的探讨？我们是否可以否认，性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商品”，同时又坚持认为女性有权出售它？
※本书着眼于一些影响人们亲密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复杂问题——比如性权利、性骚扰、色情文化，具有很强的当下性与现实意义。
※以令人着迷的思维过程对道德观念进行解读，把性、性别、阶层、年龄、社会正义等议题交叉起来进行思考，提出了提问“性”与“女权主义”的一些新思路，为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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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性？
我们应该如何谈论性？
要怎样才能让性真正自由？
关于性的现实充斥着关于女性的谎言，却讲述了关于男人的真相。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是牛津大学学术新星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处女作，尖锐但极具人性地颠覆了我们讨论或避免讨论性问题和性政治的方式，追溯了性在我们世界中的意义，以色情、权力、欲望为表征，对当代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阐释、拆解、质疑、思考和深化。这些文章讨论的是这个世界的性政治与伦理，而使它们得以成文的，是对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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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
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及政治理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理论和认识论。其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纽约客》《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媒体。她目前是《伦敦书评》的特约编辑。
杨晓琼
自由译者，另译有《想象共和国》《扳手》《中亚行纪》《维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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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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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针对男人的阴谋
色情的力量
性权利
尾声：欲望的政治
教与学的伦理
性、监狱主义与资本主义
致 谢
注 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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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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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女权主义不是一门哲学、一套理论，甚或一种观点。女权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为的是改变这无从辨认的世界。它追问的是：要用什么去结束女性在政治、社会、性、经济、心理和生理上的从属地位？它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不妨且试且看。
女权主义始于一名女性认识到，她属于这样一个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基于所谓的“性”（sex）而被分配到一个低等的社会地位；而“性”据称是一种天然的、前政治的（pre-political）事物，一项客观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
我们检视“性”这一所谓天然的事物时，却发现，它已然被赋予意义。在出生之际，身体就被按照“男性”或“女性”分类，尽管许多身体必须经受改造，才能符合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类别，而许多身体将在之后反对彼时的决定。这一追根溯源的划分决定了一个身体将被指派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其中一些身体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身体，喂养另一些身体，为其清洗、穿衣（出于爱，而非责任），让另一些身体感觉良好，拥有完整感和掌控感，让另一些身体感到自由。因此，性是一件冒充天然的文化造物。女权主义者们教会我们区分性与性别（gender），但“性”本身已经是变相的性别。
“性”这个词还有另一重含义：性是我们的有性身体所做的事。有些身体是供另一些身体进行性行为的。有些身体为了另一些身体的快感、占有、消费而存在，为了崇拜、服务后者，证明后者的价值而存在。这第二重意义上的“性”据说也是天然的事，存在于政治之外。女权主义表明这也是一种虚构，一种服务于某些利益的虚构。我们认为，性是最隐私的行为，而实际上，性是一件公共的事。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所感受的情绪—谁给予，谁索要，谁要求，谁服务，谁渴望，谁被渴望，谁获益，谁受损—这一切早在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被制定。
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对我说，他反对女权主义者对性的批判，因为只有在做爱时，他才能感到真正对政治置身事外，他才能感到自由。我问他，他的妻子对此会怎么说（我没法问她本人，因为那顿晚宴她没有受邀）。不是说性不可能自由。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在梦想性自由。他们拒绝接受的是假的性自由——所谓的性自由，并不因为性的平等，而因为其无处不在。在这个世界，性自由不是既定事实，而是一件有待实现的事，且它总是无法完全实现。西蒙娜·德·波伏娃梦想实现更自由的性，她在《第二性》中写道：
毫无疑问，女人的自主性虽然免去了男人的许多麻烦，但也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性冒险将会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也会从明天的世界上消失掉。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缺乏想象力只能导致消灭未来……我们目前无法构思的肉体与情感的新型关系将在两性之间出现……认为男女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堕落、销魂和激情，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使肉体与精神、瞬间与时间、内在的昏厥与超越的挑战、绝对的快感与虚无的忘怀相对抗的种种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紧张、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胜利，将永远会在性行为中得到具体表现……相反，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
要怎样才能让性真正自由？我们还不知道，不妨且试且看。
这些文章讨论的是这个世界的性政治与伦理，使它们得以成文的，是对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的期盼。它们回归到了更早期的女权主义传统，不惧怕将性作为政治现象，作为明确处于社会批判范围之内的事物来思考。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到贝尔·胡克斯、奥德雷·洛德、凯瑟琳·麦金农和艾德里安娜·里奇，这一传统当中的女性鼓励我们越过狭窄的“性同意”界限去思考性伦理。她们逼我们追问一个女人的同意背后存在什么力量；这揭示了关于性——这一必须征得同意的行为——的什么真相；我们怎么会把如此多精神、文化和法律的分量寄托于“性同意”这一无法支撑它的概念上。她们邀请我们加入，去梦想一种更自由的性。
与此同时，这些文章试图为21世纪重塑关于性的政治批判：严肃审视性与种族、阶级、残疾状况、国籍和种姓的复杂关系；思考性在互联网时代所变化出的形态；追问引入资本主义与监狱国家（carceral state）的力量来解决性问题意味着什么。
这些文章主要回应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对印度也有一些关注。这部分是我自身背景的反映，但也是我有意的选择。这些文章对许多主流英语女权思想与实践提出了批判，后者数十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能被看到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形式。（当然，在英语主流范围之外活动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她们自己或她们的社群，从来不是不被看到，或者“边缘”。）我很高兴能够在此写下：这种主导地位近来正在消退，主要是因为近年最振奋人心的女权能量的表达都来自英语环境之外。在此略举几个例子：在波兰，右翼联合政府在对堕胎实施进一步的法律限制，女权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起义，500多个城市和城镇发生了抗议活动；在阿根廷，女权主义者在“Ni una Menos”（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下，进行了五年的大规模游行，迫使国会将堕胎合法化，与此同时，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女权主义者，在堕胎基本仍属非法的情况下，正在组织效仿；在苏丹，女性领导了革命抗议活动，推翻了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的独裁政权，正是一位刚过20岁的年轻苏丹女权主义者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确保妇女、抵抗团体和宗教少数群体可以在平等条件下进入苏丹过渡政府。
在某些问题上——性工作者的权利、监狱政治的危害、当代的性（sexuality）病症——这些文章立场坚定；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它们保持着矛盾、模糊的态度，不愿将内涵细密的难题简化。女权主义必须不懈地求真，尤其是对自己。正如劳工历史学家戴维·勒迪格（David Roediger）所写的，一场“坦诚面对自己”的激进运动比“‘对权力说出真相’远更重要”。女权主义不能沉浸在各种利益总能趋于一致的幻想当中，认为我们的计划不会造成意想不到、非我等所愿的后果，认为政治是舒适之所。
女权学者和活动家伯尼斯·约翰逊·里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在20世纪曾谈到这个问题，她警告我们，一场真正激进的政治运动——也就是结盟政治（coalitional politics）——不可能是其成员的家：
结盟工作不是你在家里做的工作。结盟得上街……你不该期待舒适。有些人会达成结盟，然后按照达成结盟时是否感觉良好来给结盟的成功度打分。他们要的不是结盟，他们要的是家！他们找的是一个灌了奶、带奶嘴的奶瓶，这在结盟中是不可能的。
在里根看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政治应该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家——一个完全拥有归属感的地方，如她所言，一个“子宫”——导致了许多女权主义的排他性矛盾。被构想为“家”的女权主义坚持共性应被置于事实之前，将所有扰乱其内部田园牧歌的人推到一边。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是不舒服、不安全的。
在这些文章中，我试图于必要之处，在不舒服与矛盾中停留。这些文章无法给人一个家，但我希望它们能够为一些人提供一处用于辨认的所在。写作时，我设想它们可被放在一起，也可单篇阅读。这些文章无意说服某人或让人确信某事，不过如有此效果，我也不会不开心。相反，我只是努力将许多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已然知晓的东西诉诸语言，这些文章是这一努力的呈现。这一直以来都是女权主义的方式：女性集体协作，表述未被言明的、此前不可说的经验。最好的女权理论来自女性独处时的所思所想，她们在纠察线与装配线上、在街角与卧室跟彼此说的话，她们试了千百次想跟丈夫、父亲、儿子、老板和当选的行政官员说的话。最好的女权理论是揭开隐藏在女性的斗争背后的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拉近这些可能性。但很多时候，女权理论脱离了女性生活的细节，只高屋建瓴地告诉她们，她们生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样的虚势对许多女性来说派不上用场。她们有太多活儿要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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