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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虞云国导读，周一良、熊德基、邓小南盛赞推荐；
2.炉火纯青地将史学论著的严谨与文学传记的优美融为一体；
3.以史家笔法展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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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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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范仲淹的生平为线索，宋仁宗、李太后、吕夷简、韩琦等关键人物逐个登场，既勾画了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风骨，同时又映照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变幻。作者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行文“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达到了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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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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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镠（1916—1994），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受学于顾颉刚、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吴晗等诸师。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话》《范仲淹传》《流金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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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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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少有大志1
二、登进士第6
三、海角逢春12
四、“梅福官卑数上书”19
五、由秘阁校理出为通判23
六、皇太后之死与皇后之废29
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35
八、朋党之灾42
九、三出专城48
一○、两浙之行55
一一、“大范老子”和“小范老子”64
一二、青涧城和好水川72
一三、降官、让官79
一四、大顺城86
一五、“西贼闻之惊破胆”91
一六、宋夏和议与政局变化98
一七、得人则治，失人则乱104
一八、庆历新政111
一九、辩诬121
二○、宣抚河东129
二一、“退者道之止”136
二二、“步随芳草远”142
二三、死生师友150
二四、“忧事浑祛乐事还”156
二五、重到杭州162
二六、最后的日子170
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177
参考书目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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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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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先生与他的《范仲淹传》
虞云国
程应镠先生（1916—1994），笔名流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者，他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与宋史研究，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与《流金集》等。
这册《范仲淹传》（下称《范传》）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010年收入该社印行的《程应镠史学文存》，2016年该社列为“名家名传”再出新版。如今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名家名传书系”之一本再次推出，足见其郁勃的生命力。
付梓在即，承蒙雅意，命撰小文，对这部名传作些评介。作为受业弟子，深致谢忱之余，自然义不容辞。
一
因为《岳阳楼记》篇末的名句，范仲淹的名字是颇为世人所知的。作为历史人物，范仲淹在宋代就获得崇高的评价。新儒学大师朱熹赞许道：“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学者吕中推重说：“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都肯定他以自身光风霁月的精神典范开出高山仰止的宋儒气象。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称扬他，“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晚明李贽推扬他，“宋亡，范公终不亡也”，也都意在表彰其高尚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永恒影响犹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对《范传》的撰著情况，流金师《自序》已有叙述；我仅据当年所见，结合后出书函，略作补充或说明。
《自序》交代作传缘起说：1937年借读武汉大学，泛览名人传记，“二十多年后，被迫离弃学问，也没有钱买书，偶然得读《陆游传》，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一本传记的念头。”流金师“被迫离弃学问”是因1957年那次运动，偶然得读的即朱东润的《陆游传》，该书1960年8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初版。这年9月底，流金师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有诗明志寄友人云：“未尽涓埃伤往事，宁思安乐惧长途？”尽管历经坎坷，仍思涓埃报国，灼然可见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感召。大约次年，他有《读朱东润作〈陆游传〉两首》，据此似可推定他起念作传的年份。但大环境仍不容许他自由做学问，只能念想而已。
据《程应镠自述》说：“1971年点校《宋史》，宋事知道得多了，对范仲淹这个人也了解得多，也更有感情了。1979年便决定为他写传。”当时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流金师刚复出，忙得不亦乐乎；更不幸的是，1982年春，他查出癌症，后虽经治愈，但卧病有时，进度受阻。大约是年起，出版社已指派资深编辑顾孟武接洽编辑事宜，但流金师正忙于为他与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最后定稿。这年8月，他致函顾孟武要求宽限：“年余忙于《大词典》宋史分册，《范仲淹传》还未执笔。希望明年三月分册交稿后，即开始写此传，争取在冬天交稿。”但即便养病期间，他仍“天天抄录已经阅读过的有关范仲淹的材料，依年代顺序，誊满了两本笔记本”（《程应镠自述》）。
次年3月，流金师函告编辑进度说：“病中屡承存问，亦所心感。《范传》拟先作平生事迹著作编年，已作到庆历四年，还差八年未作，过两天将继续作下去。估计七月可动手写传，国庆前可写完。做编年的工作量较大，七九年开始，时断时续，这回集中工作了五个月，后三个月每日工作时间都在六小时以上，大约算起来也有三年了。”时隔一月，他在致老友天蓝信里说：“近准备写《范仲淹传》，已作生平事迹著作编年长编，本月内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动笔写。”
这年暑假，《范传》开笔，但开学后又因冗务缠身被迫中断写作。1984年3月，他驰函顾孟武大叹苦经：“《范传》还是去年暑中写了五万多字，秋后即为所中及过去承担下来的工作所扰。续写恐须待夏秋了。十分抱歉！”由于只能时断时续地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范传》撰著竟历时两年。
1985年7月底，书稿终于杀青，8月2日为作《自序》。8月7日，函告顾孟武：“《范仲淹传》已写毕，共十五万字。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来舍间一叙，顺便可携去。还有一些工作要出版社请人做的：两幅图片和两幅地图。”8月19日，顾孟武取走书稿；25日，流金师给编辑“寄范仲淹画像及手迹有关材料。”12月19日，致函顾孟武说：“昨日奉手书，知《范传》已发稿，很高兴，希望明年能和读者见面。北图宋本范集，亦已托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图联系，估计必可速为摄寄也。”凡此都见他对这册《范传》的重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缕述从前期资料准备到后期执笔完稿的曲折细节，旨在强调两层意思。
其一，《范传》是流金师复出后在其一生最繁剧的岁月里身罹痼疾后抱病奋力完成的，整个成稿过程真说得上“看似平易实艰辛”。据我所知，他在这一期间既要主持历史系日常系务，又要忙于创建古籍研究所，筹划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申报市重点学科，还要亲自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专业课；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新时期史学界诸多的兴革大事，例如受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与《宋史卷》主编，受命筹备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与邓广铭先生等共创中国宋史研究会，并以秘书长身份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我因亲见那几年里流金师夙兴夜寐的忙碌身影，故特别披露这部仅十余万字的《范传》为何竟前后费时六年的真实内情。
其二，即便在公务鞅掌、百事丛脞的情况下，流金师仍然挂念心系着《范传》的进度，这种感情在致函编辑时发自肺腑而溢于言表。借助《范传》摹写出由衷钦慕的范仲淹，他深感这是表达自己人格追求与价值操守的史家使命。这点他的《自序》已有夫子自道，这里再引他在其他场合的心声，阐明他执念为范仲淹立传的原因。《范传》起笔前，他致函友人天蓝说：
想为范作传已经很多年了，我要从他和人的关系中来写他，搜集材料，在这方面花的力气也最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继承。这是很高尚的，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忧乐观的发展，要大力阐述与宣传。（拙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第459—460页）
而在《范传》出版后，他给友人去信说：
我为范仲淹作传，用了不少心血。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思想上不守汉唐注疏，政治上梦想三代，有很全面的文化修养，远非明清可比。（同上第551—552页）
流金师为历史人物作传应受朱东润的影响，但他的两部名传都选宋贤为传主，就不能仅以他谙熟宋史作为唯一的解释，关键在于他意欲寄托精神上的崇仰。《范传》脱稿不久，他致函友人说：“正准备为司马光作传，对这些人，我总有点偏爱。”显然，他正是以范仲淹与司马光这样的宋儒先贤作为终生向往的人格典范，也希望以自己的史笔让这种风范永远感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二
对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与方法，流金师发表过《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而《范传》正是依据其论文阐述的思想方法，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人物传记的撰著，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创新。
《范传》的特色之一，是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去研究，去描写时，主要不是袭用正面大段论述时代背景的老套做法，而是通过着力研究和勾勒传主与他同时代人的关系来加以展示的。流金师曾自道作法说：“我以为要认识一个人，要从他对待各种关系中去认识；要写一个人，要从他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去写。”惟其如此，他对范仲淹与宋仁宗、刘太后、吕夷简、韩琦、富弼、尹洙、滕宗谅等人的关系，着墨最多，用力尤深；对当时历史舞台上一大批风云人物，例如晏殊、孙复、胡瑗、林逋、梅尧臣、欧阳修、李觏、石介、张载、王曾、杜衍、庞籍、范雍、蔡襄、种世衡、狄青……，也以健笔逐一写出范仲淹与他们的公谊或私交。即使是那些正史无传的小人物，在钩稽传主与他们关系时，流金师也力图小中见大，既烘托出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又映照出范仲淹人格中闪光的金子般的东西，传主与姚嗣宗关系的刻画就是这样的例证（86—87页）。粗略估计一下，《范传》涉及与范仲淹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人物不下百余人。正是由于这种另辟蹊径的历史人物个体和群体关系的研究，使得对传主的个体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向读者展现了11世纪前半叶北宋历史的长卷。乍一看，似乎正面渲染、论述传主的篇幅被压缩了，但范仲淹的高风亮节因有他与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反而更显得主体凸现、光彩照人。
《范传》的特色之二，是把历史人物放到文化传统发展的长过程中去考察，去勾画，从而使这部传记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以天下为己任”，是范仲淹思想行事中的精华；他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范。在这些方面，范仲淹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的，既有时代惠赐与自己建树的东西，也有传统积淀与历史赋予的成分。文化学研究中把具有不可选择性的文化传统称为文化的前结构，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史人物）的研究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与探索。流金师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把握，从更广的视野上剖析了这一问题，指出“阅古儆今，在仲淹思想中是很突出的”（168页）。流金师向来主张道德、文化的继承是具体的，《范传》作为个案研究表明了这点。孟子以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种思想对范仲淹的直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53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也与六经之首的《易》有关，但北宋人对《易》的理解要深刻得多（113页）。此外，羊祜的遗爱在民（145页），狄仁杰的忠孝刚正（56页），八司马的勇于改革（57页），寇准的忠于谋国（14页），乃至伯夷的独立特行（173页），范蠡的功成身退（61页），都对范仲淹的思想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甚至范仲淹三年苦读长白山，唐代王薄在这里揭竿而起的故事，或许也减少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成见（4、107—108页）。对范仲淹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或推进了传统道德，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范传》所注重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对历史人物，尤其文化史上人物的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迪的。
《范传》的特色之三，是对历史人物全面的研究与刻画。作者认为：“人是复杂的，对一个人的了解，要全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写起来就有血有肉。”（《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像范仲淹这样的历史人物，既是政治改革家，又是边防名帅；既是后人推崇的道德典范，又是为时称颂的诗文名家；既曾贵为执政大臣，位尊权重，也曾黜为州郡牧守，政闲权微，更具有复杂性。《范传》在着重写出传主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要的那些部分的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爱好、行事的其他侧面也钩隐索微，作了全面研究和描写。范仲淹兴学主张与办学事迹（20、117—118页），论文见解（18、153页）与诗词风格（59、72、157页），喜爱音乐与雅好书法（7—8、172—173页），谪守饶州时与僧道的往还（52页），安抚河东时对江南的思慕（133页），都一一书入《范传》。像许多传统士大夫一样，范仲淹思想中也兼有道家消极思想的成分，起过“不问通塞”、“退者道止”的念头（53、57、136页）。流金师对此也并不隐讳否认，但认为只不过是“一时兴来的梦想”（57页），不是其思想的主流，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其思想中本质的东西。由于这样的评价是产生在对传主的全面研究之后，就更有说服力。
《范传》的特色之四，是炉火纯青地将史学论著的严谨与文学传记的优美融为一体。流金师是宋史专家，在网罗史料考订辩证的基础上，先作成详尽的传记长编，然后提炼出十余万字的正文。这种采用司马光著《通鉴》的方法，使《范传》具有史学著作的实证性。有些行文，看似寥寥数行，却蕴含着他多年来研究宋史的独到见解。例如，对宋真宗“神道设教”的评论（9页），对范仲淹新政思想的探源（21—22页），对作为庆历新政核心的整顿吏治之所以首择官长的论述（109—110页），对林逋这位遗落世事的隐士之所以备受执着用世的北宋仕宦倾慕的分析（17页），对梅尧臣与范仲淹关系渐疏的探讨（50—51、176页），对范雍客观公允的评骘（66、70、150页），都别有新见。而对范仲淹仅在少年时代到过一次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考证，也可使文史学界省去那些无谓的争论。至于对宋夏战事与庆历新政的论述，其分量与见地犹如两篇研究有得的专题论文。传记文学的写作，任何作者都不可能绝对地超然物外，流金师更是笔端时带感情，加之他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文字隽丽凝炼，因此文情并茂的段落随处可见。范仲淹谪守睦州凝睇富春江（35—36页）和幼过洞庭、老撰名篇（2—3、151—152页）等章节，都是写得情深韵长的，完全称得上诗人写史。流金师对古典诗文有着精湛的素养，不时恰到好处地征引范仲淹的诗文，既作为形象、可靠的史料，又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学趣味。在具体写法上，流金师继承了自司马迁以来我国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遵信“论从史出”的原则，行文“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夹叙夹议也尽量避免”，而是“着力于叙事”（《自序》），取得了他所预期的“其论自见”的效果，达到了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范传》作为一部学术价值颇高的传记著作，既是当年宋史学界的一项新成果，同时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范仲淹研究的新水平，对整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启示良多。
三
在《范传》问世之前，对范仲淹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国大陆唯有《中国历史小丛书》里一册薄薄的《范仲淹》，印刷字数仅一万八千字，这未免是史学界巨大的缺憾。由此足以表明，《范传》无愧为大陆学术界第一部有分量的范仲淹传记，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尽管在《范传》初版以后的数十年间，范仲淹研究已成为宋史研究的亮点之一，范仲淹的传记也佳作迭出，但这些并不能湮没流金师《范传》的神韵与光彩。
《范传》作为流金师重获自由从事研究后的第一册专著，更兼倾注了自己的偏爱，他分赠学界的名家与挚友，同时关注各种反馈的意见。我编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有幸获见流金师的藏札，现将其中熊德基与周一良的评语转引如下，以见《范传》的学术价值。
1987年2月，熊德基来函云：
病中惟一消遣，即读大作《范仲淹新传》。范氏为我生平钦佩之先圣。……今读大作，写得极好，对他生平事迹，多来【引】其诗文。……吾兄写此英杰，用文学笔墨，写平生交游，态度客观。洵是炉火纯青之作。
1987年3月，周一良来函说：
尊著深入浅出，无一事无依据，而文字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尤其穿插大量诗句，而叙友朋关系，烘托传主，更觉形象丰满。书中论到县专人选及办学等条，今日读之，也大有现实意义。
网上流传有1987年岁末流金师致顾孟武函，其中说：
书出后，周一良、邓广民（铭）都有信来，颇为赞赏，以为材料确实，不独文笔见长也。
流金藏札未见邓函，周函录文即上所引；看来，流金师对《范传》的史实有证与文笔可读还是自感欣慰的。
流金师去世不久，王钟翰致函师母深表悼念说：
《范仲淹新传·序》有言：“文如其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啻夫子自道，流金兄可以不朽矣！
王钟翰是清史大家，他与流金师在燕京大学时是同窗兼好友。应该纠正的是，他所引的话并非出于《范仲淹新传·自序》，而是来自流金师的《谈历史人物的研究》，但这一误引恰恰印证他读《范传》之际，留下了此书不啻是流金师夫子自道的真切印象。
历史函档的这些评说应该远胜于我的絮絮叨叨。但写小文时，我重读一遍《范仲淹传》，不禁再次涌起“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仰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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