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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历史专业学者写给大众的历史普及丛书《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册；2.通俗而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语言浅白，书写严谨；3.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资料涉及传世文献、学术论著、考古文物等；4.图文并茂，本书配有150多幅精美插图，起到以图佐史和图文互证的作用。
1.著名学者，专业可靠：作者余蔚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为国内宋史学界的青年才俊，他精研宋史多年，长于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为过去史学界一些“主流”观点所束缚，具有广阔视野，新颖的视角，不仅为本书在史实和文献方面提供了专业保障，还推陈出新，为本书的创新观点提供了充分条件。
2.偏重政治，个性鲜明：本书描绘了宋代的政治变迁、制度设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以政治史为主，将宋代历史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全书十一章，有关政治部分的书写就达到了九章，这也代表着作者眼中的宋史样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3.重回历史，客观真实：在本书之中，作者对许多宋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重新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同情之理解。比如，对于宋辽宋金和议、熙丰变法、高宗收兵权杀岳飞等事件，作者没有站在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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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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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宋代政治史的书写为主干，将两宋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详细梳理了宋代政治演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宋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每个时期的政治状况、军事形势等皆有精到的分析和概述。同时，该书还简要叙述了宋朝周边的辽、西夏、金、蒙古等古代兄弟民族政权的兴衰，以及彼此之间战争与和平、分歧与合作的关系。另外，该书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与文化也有简明扼要的介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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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之一李学勤（1933—2019）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中国古史寻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多部。
主编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出版界称为“学者型编辑”。曾担任文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荣获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和“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策划了《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主编了《贤哲自述丛书》《香港全纪录》《澳门全纪录》，并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学论稿》、《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陈雪良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陈雪良合著）等。
著者余蔚
1974年生，浙江宁波人。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以宋辽金史、历史政治地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出版有《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监察体系运作机制研究》《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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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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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言 / 001
第一章?大唐的遗产
五代的形势 / 009
契丹踏入中原 / 012
幽云十六州 / 016
第二章?兴起：太祖、太宗朝
从夹马营到陈桥驿 / 024
杯酒释兵权 / 029
未完成的统一进程 / 032
太祖的兄弟关系及末年迁都之争 / 036
烛影斧声 / 042
终结十国与宋辽开战 / 048
“抑武”的制度保障 / 052
文治与科举、学校 / 056
第三章?守成：真宗、仁宗、英宗朝
对峙的巩固与鼎立的酝酿 / 063
东封西祀 / 068
宋夏战争 / 073
关南誓书与宋辽夏三边关系 / 078
宋的南疆政策与侬智高之乱 / 082
仁宗朝的军事形势与财政状况 / 086
第四章?争执：神宗、哲宗朝
因忧患而思变 / 095
“理财为方今先急”——新政的主要内容 / 099
“三不足”与“一道德” / 105
整饬军政与开边 / 111
翻云覆雨 / 118
第五章?突变：徽宗、钦宗朝
“端王轻佻” / 126
开边的新成果与宋的幽云情结之泛起 / 131
辽的统治格局及其危机的产生 / 133
辽金战争与“海上之盟” / 138
北伐幽云 / 140
盟邦反目 / 144
第一次围城和城下之盟 / 147
北宋灭亡 / 152
第六章?中兴：高宗朝
逃亡 / 160
防线的重建与政权的重建 / 164
宋与伪齐的战争 / 172
和战之间 / 176
和议与收兵权 / 179
达成和议的外部环境——“恢复”的困境 / 184
秦桧专权 / 190
完颜亮南侵与高宗之退位 / 195
第七章?僵持：孝宗、光宗、宁宗朝
隆兴北伐与和议 / 204
金的政局动荡 / 208
“独断”与“近习”用事 / 212
两宫不睦与光宗“禅位” / 216
庆元党禁 / 224
开禧北伐 / 229
史弥远专权与理宗之立 / 235
蒙古侵金与宋金混战 / 238
第八章?沉沦：理宗、度宗、恭帝朝
理宗的身份危机 / 248
李全之叛及宋失山东 / 252
宋蒙联合灭金 / 255
端平入洛与宋蒙战争的爆发 / 259
理宗朝的宋蒙战争 / 262
贾似道的时代 / 267
襄阳失守与宋之灭亡 / 273
厓山海战 / 277
第九章?宋代政治体制概说
中央的权力架构与权力平衡 / 287
地方行政 / 291
财政 / 295
科举 / 301
第十章?宋代的经济与社会
工商经济与城市网络 / 311
城市生活——以开封为例 / 316
海外贸易 / 323
社会救济 / 329
第十一章?宋代的文化
理学 / 338
史学 / 344
宋词 / 350
科技 / 352
结束语 / 357
主要参考书目 / 361
附录一：宋代大事记 / 365
附录二：宋代皇帝世系表 / 372
重版后记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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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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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北宋灭亡
太原沦陷之时，北宋灭亡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假如金军没有重大失误的话。原因有三：第一，宋中枢的抵抗意志已完全崩溃，一州一县的分散抵抗不可能扭转局势；第二，太原已失，河北诸州基本上也不可能抵抗东路金军的进攻，开封北面失去坚实屏障；第三，救太原的过程中，宋已消耗大量兵力，种师中、姚古的陕西部队溃散，真定府守将刘韐率领的数万河北兵也同样被击溃，加上其他多支援军及河东本地军队，损失不下三十万，而要将陕西剩余军队都集结起来，时间已来不及。
比起上次围城，此时的形势要恶劣得多。宋军甚至在人数上已没有优势了。金军两路统帅小心翼翼地协同步调，部分宋境重镇，甚至过而不攻——若在开封城下诱宋军来援，以金人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比起围攻坚城岂非省力得多？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二十四日，完颜宗望率东路金军到达开封城下；闰十一月初二，完颜宗翰也率西路军从太原一路赶到开封城下。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开封军民倾力血战，以御十万金军。但困守孤城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金军尽克周边诸城，以十余年来习得的各种攻城方式施于开封，而宋军技穷，乃以“神人”郭京的“六甲神兵”出城应战，为金人掩击溃回，金军遂尾随而入。苦守二十五日之后，开封外城沦陷。
钦宗最后一次表现他的所谓勇气，亲自来到金军营地请和。金人扣留了钦宗，又挟“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公主驸马都尉等出宫”至营地。此时请和当然已无可能，亡国之势已成。金军统帅不顾百官万民“存立赵氏”之请求，要求众人另举异姓为帝。众人遂推举前宰相张邦昌，劝他暂时“接受”帝位，以安金人之心，俟其退军，另作他图。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同月，搜罗府库所余财物、皇家各种礼器，劫持两任宋帝及在开封的所有宗室、宫人、内侍、工匠，部分官吏，尽皆北迁，意图令赵氏无法复国。
一位轻佻的君主，在百年难遇的变局面前，将国家步步导向灭亡，这给后人以极恶劣的印象。从宋、金结盟，议共同灭辽而分其地，到金攻陷开封、灭北宋，其中的每一步，宋人似乎都犯了错。整个过程，当然被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亡国前夕，即有人公开批评徽宗的政策，南宋时更有人在朝堂之上提出，从一开始，想要回幽云之地，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若非我们主动想得到土地，也就不至于在攻燕时泄露虚实，也不至于因为平州而背约，更不至于再次撕毁城下之盟而拒不割河北三镇，最后就不至于南渡了。但是，我们若是把海上之盟，当作宋人在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四次北伐的延续，当作澶渊之盟一百多年以后，大一统情结的反弹，那么徽宗的动机，未必应受谴责。在这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里，宋在军事上明显是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地理形势上，处于河北平原的边境不适于防御，辽人就曾尖锐地指出，白沟这道防线，一苇可渡。故而，若有更往北的幽云形胜之地作为边疆，那么不管北方是辽是金还是别的什么政权，宋的防御就有利得多。而宋对于平、营、滦三州的执着，其实是出于同一原因，即获得平州境内的榆关，东北境即能构成完整的防线。金灭辽的大变局可遇不可求，借此以重构防御体系，符合宋政权的利益。
只能说，唯一可以确定的错误就是兵力如此之弱而不自省，神宗以来对于革新成果的高估，不仅在此后成为一种惯例，且在徽宗朝臻于极致，更在此基础上豪掷兵财、轻开战端，完全失去了仁宗朝以前与国家的实力相匹配的理性。等到发现自己缺乏实力后盾之时，超迈祖宗、成就伟业的幻想，令徽宗无法在挫折面前止住步伐，希望靠“谋略”——实际上是取巧——来实现战略意图。不过，缺乏武力的支持，谋略同样行不通。更不幸的是，这些“谋略”是建立在违约行为之上的。军事失败所体现的无能，违背盟约所体现的无信，令金人对徽宗的态度急剧转变。如金初势力最大的将领完颜宗翰，原先对“赵皇”颇怀敬意，对宋的国力不乏畏惮，认为宋既立国百余年，必有强大国力保障方可。不过两国交往数年，深悉宋的真实情形之后，完颜宗翰变成了对宋最强硬者。而钦宗和他的大臣们在签订城下之盟后，立即毁诺，更使宋金关系走向绝路。那些声称自己是为国家和祖宗着想的朝士，并没有考虑到，本国有没有能力偿付违约的成本。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徽宗没有区别。若宋方不是数度毁约，金是否会兴师灭宋？宋之富庶与无力，必会引起金之觊觎，然而金人未必会直接进行攻击，更不致灭之而后快。证据何在？在于金先后立伪楚、伪齐政权，而并未立即将所得宋地直接并入本国疆域。直至十年之后，对本国的疆域有了新的构想，才再度兴兵攻取了淮河以北。可以说，“靖康之耻”的发生，主要是徽宗于政治道德、政治智慧的双重缺失所致，也是北宋后期六十年的革新事业日益畸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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