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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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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学术界诸多奖项的政治传播学作品拓宽学科领域的创新之作，详细剖析西方政治舞台的四大风格从马基雅维利到卡夫卡，揭示古今权力运作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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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政治舞台上，政客的举手投足会透露出何种信息？从官僚的刻板行事中，我们能否一窥权力运作的玄机？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获奖作品中，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哈里曼教授以独具洞察力的修辞学观点，重新定义了政治研究的边界，从崭新的角度启发我们对政治事务的思考。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卡普钦斯基的《皇帝》、西塞罗的书信集、卡夫卡的《城堡》等一系列经典文本，识别出西方文化中的四种政治风格：充满权谋的现实主义、关注礼仪的宫廷主义、强调说服的共和主义、程序优先的官僚主义。作者不仅深入研究古代的政治艺术，还深刻剖析了现代政治家的成功之道。他探讨每种风格的特征与危机，以及它们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对文学理论以及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应错过这本突破学科边界的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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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罗伯特·哈里曼（Robert Haiman），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修辞学、公共文化、传媒研究等，近期研究重点是政治判断、公共文化、修辞史以及摄影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著有《公共影像》（The Public Image）、《无需字幕》（No Caption Needed）《权力与风格》（Political Style）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中文和法文等。
译者
覃万历，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与西方古典传统、古希腊哲学、修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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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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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并非表面的吸引和装饰：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风格中的现代性发明
第三章 这里没人负责：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对宫廷主义风格的剖析
第四章 演讲如生活：西塞罗共和主义风格中的公民表演
第五章 自家的寄宿者：弗兰兹·卡夫卡关于官僚主义风格的寓言
第六章 结论
人名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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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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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情况下，一本书会持续再现它的语境。经典作品可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书随时间推移而褪色，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十年。有些书则可能具有一种更加不确定的时间性：永远无法融入时代，但仍然存在。与其说它们是经典，不如说它们是“孤儿”。它们必须被领养——并且能适应——才能茁壮成长。它们可以超越原初语境，因为它们从未有过家，但若要完全实现，一定需要被陌生人重新阅读。
《权力与风格》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孤儿，因此我特别感谢它现在有了中文版。希望这本书不仅对阅读它的人有益，也能在应用上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本书从未打算提出一套政治学说，而是为理论认识和公民决断阐明社会经验的隐性维度。每一章都是分析性的，但这种分析可能更多是一种视角而非方法；它关注表象，但也关联人类交流和社会解释的深层问题；它是形式主义的，但也考虑集体交往的必然性和政治表现的悖论。即使这本书没有定义它的读者，但它大概也能找到。
时间的推移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本书一开始就是“孤儿”，它缺乏稳定的解释语境。首先它的写作并不局限在传播学。正如几位学科同事所言，它是一部出人意料之作，无法将其视为先前研究项目的拓展。尽管在该学科内对这本书的认可是直接而慷慨的，但应用上还存在很大挑战。这些尝试强调个人技巧而不是勾画全部技艺，或专注于特定的劝说效果而不是处理复杂的关系，所以它表达的是一种简化的修辞艺术概念。同样，它还可能没有注意每种风格特有的问题或在当代话语和媒体环境中的反响。这些疏忽可能是由于理论上的阻滞：政治风格研究没有充分考虑支撑学科性学术的传统假设。
这应该不足为奇，因为这本书完全是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中——介于它们之间——写成的。分析古典、早期现代、当代的不同体裁的文本，代表了一种从微小互动扩至经典作品的批评实践。它借鉴了思想史、哲学解释学、政治或社会理论、文学研究，但显然又不单独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而且，它直接针对现代主义知识中的一个重要边界状况开展工作：学院学术中美学与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古典和早期现代修辞学中，人类经验的这些基本模式的相互交织是一种程式，但现代性的推进和现代学科的发展打破了这一传统，将其分散到整个系统中。修辞学被降格为不关心真理的胡言乱语或言语操控——并在多个领域被用作学科自我定义时的便利陪衬，美学和政治则被划归为不同门类。二者的这种分离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在法西斯的宣传中被融为一体。人们假定，自由民主和学科学术的合法性取决于把“政治”和“风格”分开，以免它们的融合在世界上释放危险的能量。
幸运的是，这个框架正在崩溃，它的崩溃表明《权力与风格》是“孤儿”的另一原因。本书写作之时，美国人文科学正经历范式转换，之后速度越来越快。许多相对独立的学科项目被批判性文化研究中全面的跨学科运动取代。例如取代了政治学的政治研究和语言系的文学研究，或者哲学中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之间的区别（和地位差异），或高等与低等艺术以及西方与非西方的等级划分。学术研究得以改造，包括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作家，女权主义、黑人和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以及许多相关的倡议在范围和水平上不断扩展。现在这种转换已经定型，尽管它永远不会彻底，而且引起自身的诸多问题，但关于融合的顾虑多少已经消除。
因为是在转换期间出现的，《权力与风格》在任何一边都缺乏稳定的基础。这本书是朝向过去的，也是朝向未来的，它无法被任一时代定义。说它朝向未来，因为它挑战了旧秩序的构成边界——或者尝试阐明旧秩序的一个重要盲点。说它朝向过去，因为它试图从旧秩序中挣脱出来，恢复被压制的分析资源。有人可能会说，这本书是写给老一辈读者的，它旨在阐述一些最终被后来的读者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同时它还挑战了有关政治和研究的主流假定，但其重点仍然是后来被忽视的思想和行动的诸多维度。它坚持认为，社会表现和审美反应是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核心，但它并不关注大众文化，而是以独特的文学成就为特色。它并不关注社会等级对物质财富和主体性的不同影响，而是提出一种可以流通的关于劝说技艺的构想，因为它们具有形式上的连贯性和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由于浓厚的形式主义，它与历史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背道而驰，既不与之合作，也不与之对立，同时还把行为表现和审美反应用作批判和想象的资源。它感兴趣的更多是理解，而不是揭露，它超越实现启蒙主义价值观的计划，提出一种可以在现代性解体时温和地发挥作用的人文主义。
但那是以前。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新阅读这本书。可能要进行的一个调整是，区分核心项目和当时为建构项目所用的不那么重要的材料。核心部分主要由第二至五章组成，每一章就一标志性文本来阐述一种特定的风格。这一实质性项目还包括导论中有关认识论和规范性假设的一些关键理论主张，以及最后一章关于持续的挑战和可能的发展路径的一些提议。
那么，什么是不重要的？这当然取决于读者，但我的回应也许具有指示性。在我看来，可能不需要摆脱美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艺术性具有内在危险而非理性和道德真理所谓的纯真等标准假定。或者，那些反对意见可能会继续存在，现在则处于不同的地方或进入研究的不同阶段。人们也许发现，我们会不自觉地寻找某种风格，因为它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到处传播，但随后，一旦在离我们较近的地方找到它，就会搬出常规性怀疑和遏制性策略。即便如此，思考艺术、设计、展示、表现或吸引力等概念现在何以出乎意料地得到发展，仍然是有益的。
因此，政治风格研究的初始设定更多的不是敌对，而是靠近，这同样适用于考虑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对项目进行跨学科调整。坦率来讲，最后一章概述的一些研究项目现在看来是不重要的。它们已经过时，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大多数研究日渐式微。有些项目如今可视为后续其他项目的候补，这些项目可能更加精密。无论如何，我不会用最后一章概述的一些观点来衡量政治风格研究的性质和范围。这是一次尝试，即使不能说是为这项工作找到一个“家”，至少也是找到一个邻里，从那以后，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变化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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