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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代汉学宗师、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代表作
对欧、美、日汉学研究有深远影响的史学名著
研究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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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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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并阐明其特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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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京都学派缔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他的主要著作被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共十四卷。
译者简介：
夏应元，1929年10月生，辽宁沈阳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在周一良先生指导下从事亚洲史的教学与研究。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8年评为研究员，曾任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担任过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1994-201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讲学。著有《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上下册（合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合著）（获奖）等，编有《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等，译著有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合译）。
钱婉约，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文学部、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代表作有专著《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等。译著有内藤湖南等《中国访书记》、桑原隲藏《东洋史说苑》、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主编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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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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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再版前言 夏应元?
编者前言 夏应元?
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 周一良?
致中国读者 谷川道雄?
中国上古史
绪?言
章?三皇五帝
中国民族的历史觉悟和传说、记录的编纂
传说的形成
关于盘古的传说
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说
五帝说
第二章?尧?舜
对尧舜二典的批判
尧舜传说的构成
古代的地理知识
尧舜传说中出现的人物
洪水的传说
第三章?夏殷时代
……
第四章?西周时代
……
第五章?春秋时代
……
第六章?战国时代
……
第七章?秦楚时代
……
第八章?前汉时代（上）
……
第九章?前汉时代（中）
……
第十章?前汉时代（下）
……
第十一章?后汉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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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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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谷川道雄
日本的中国史学，自从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在世界的史学界中，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日本的历史学家们，既具有汉学（中国学）的修养，又熟习近代历史学的方法，因而创造出一些先进的成就，奠定了日本中国史学的基础。在这些前辈大师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学者，当推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
这些前辈大师们所创造的优秀业绩当中，随着经过百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有不少到现在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价值，不为人所注意。但内藤湖南所创立的中国史体系，直到今天仍旧存在，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例如，二次大战后，在日本史学界，就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站在唯物史观立场的学者们，批评京都学派的分期学说，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成为这场争论的起因。经过约二十年争论的结果，对于京都学派持批判态度的一方，由于其学说在理论和史实上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自然失去史学界的支持。与此相反，京都学派的说法，时至今日，仍继续保持其生命力。而创造这一分期法的鼻祖就是内藤湖南。
不仅日本国内，而且欧美的史学界也十分关注内藤湖南的分期说，把它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他的分期理论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谓唐宋变革说。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成为欧美学术界议论的话题。总之，不论如何，湖南的学说经历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继续存在于世界的学术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使人惊异之点。而其原因何在呢？
过去站在京都学派对立面的人之所以失去人们的支持，并非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误谬，而是由于其理论与史实上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换言之，是由于从外部引入的理论，不能准确地适用于中国史的内容。与此不同，湖南的说法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因而他的理论体系是不可动摇的。
湖南之所以采取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汉学功底。但他又不只是一位汉学大师而已。与此同时，他又是把中国史的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具有近代历史学的观点。可以说，湖南的中国史学是从中国史内部构筑起来的近代历史学。
我认为，今天中国史这一学科重要的课题是，用中国史内在的理论来说明中国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可是，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工作。即使日本的史学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史的研究也只局限于个别的问题上，具有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我推测，不仅是在日本史学界，即使是中国史学界恐怕也有突破这一局限的必要。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这一工作恐怕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史学界需要共同合作的事业。
我每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就必然要向前辈宗师的业绩中寻找答案。这里所谓前辈宗师，决不仅限于本国的范围。我们日本学者在战后一直把中国尊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也当作我们的导师。陈先生著名的关陇集团说，今天已为日本很多专攻中国史的学生所熟知。如果中国史学界让我从日本史学界中推举一位前辈大师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推举内藤湖南先生。当然，此外值得推荐的学者还很多。例如宫崎市定那样卓越的学者，但他学问的渊源也出之于内藤湖南。
但是，内藤湖南的著作迄今为止向中国史学界介绍的工作还太少。以他的全集多达十四卷的庞大数量来比，真可谓不过九牛一毛。这次，由对内藤湖南的学问造诣很深的夏应元教授选编和监译之下，翻译出版了他从上古直到清代的中国通史性论著，比之过去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划时代的大事业。作为出之于内藤先生学问系统中的一员，我由衷感到喜之不尽。
本书中所收载的内容，全部是内藤湖南在大学讲课的笔记，其翻译工作十分不易。各位译者想必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此谨向夏教授以及各位译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内藤湖南一生一贯热爱中国文化。当他六次访问中国之际，曾与严复、刘鹗、文廷式、罗振玉等文人、学者当面交谈，与胡适交换资料。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来日本时，曾与他结下深交。总之，他很喜欢与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交往。现在把他的一部分著作翻译出来，提供给今天中国的学界人士阅读，我想这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中古贵族与中国文化的根本
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晋初的社会如刘毅所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状况逐渐促成了贵族的产生。衣冠之族皆为豪门望族，此外皆为庶人。这种贵族当时称作士人，士人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不过，沈约的《上疏》中称：“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这也许不是正确的数字，但可以想象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是南朝梁代的情况。自汉末开始，由于生活贵族化和门第传承的结果，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带有向贵族转变的倾向。仲长统写过一篇《乐志论》，其中提到汉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跋涉的辛劳。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劳动。供养双亲时有美味膳食。妻子儿女都不用劳动。朋友来聚会，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猪羊牺牲。在属于自己的田园树林中悠闲地漫步游玩，戏清水，追凉风，钓游鲤，猎飞鸟，在自己的宅第中过着安闲的生活，生活在与得道的仙人一样的境遇中。与得道的贤哲达者们论道讲书，观察天地，评论古往今来的人物。悠闲风雅地弹着琴，逍遥自在地畅想人间的事。不受当时之责（即不出去担任工作），并且健康长寿。如果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以上就是普通有识阶层的标准的贵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当时的贵族却实现了这样的理想生活。
六朝时期对氏族的重视，在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有详细的记述。贵族从一开始，其出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在晋代，许多贵族在年轻时就成为散骑侍郎，还有的当上了秘书郎和著作郎，这已是常例。后两种官职是由会写作的人担任的。贵族初就被任命为这种官职，证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可以称之为等外的官职，有七等。像上述那样的望族当然是与望族通婚，而不与卑贱者通婚。但是，即便是在当时，贵族的傲慢自负也未被认为是件好事。其中有些人虽身为贵族，但不依仗门阀，他们善待那些身份低的官吏，并亲身担任小官吏，以此为盛德。不过，大部分人因品位不同而官职也不同，特别是下品的家族，不敢争门第，即便有好的官职，也坚决辞而不受。刘宋时期，王俭出身名门，有学问，是当时的名人。王敬则的出身门第不高。两人同时就开府仪同之职时，有个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可是王俭却说，此意非也。王敬则听说此事后说，我过去是一名小官吏，现在侥幸与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复有何憾乎。该书中还提到，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触犯了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的女儿，并把这门婚事视为很大的荣誉。要成为士人，并不取决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在无所限制的状态下，贵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门第并决定哪个家族是贵族。所以，并不是什么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前面已提到过纪僧真到江敩家求情的例子。据说更为过分的是，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坐榻也拿去烧掉了。梁武帝时，侯景从北齐降梁，他是个很粗暴的人，却想当贵族。当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门贵族王、谢两家联姻时，梁武帝回答说，王、谢家的门第太高了，你还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结亲吧。贵族家都编造了谱牒，以此来确定门第等级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时，曾对谱牒做过调查。博陵的崔氏是流的（崔氏有很多，但博陵的崔氏地位），太宗的门第是第三流的，这时候，所有门阀被分为九等，凡293姓，1654家。这些门直延续到了唐代。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级也有从平民中选拔的，但婚姻是按门阀的等级施行。太宗那样的一代英王，也曾设想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门阀势力，不过实行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这一贵族社会在唐代末期至五代之间，完全解体了。以上大致记述了到中国中世纪形成为止的历史，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
贵族政治的崩溃
唐朝的灭亡即是贵族政治的崩溃。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军队制度。不过，这不是出自太宗制定的府兵制度，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府兵制度衰败了，节度使即藩镇，在其领地建立自己的势力，不如数向朝廷纳税。造成武人的跋扈，是贵族政治崩溃的原因。起初，太宗采取府兵制，实行兵农一体的政策，有战事时招民为军。但是，要让这样的府兵有效地战斗，不是非凡的军事天才很难做到。
太宗本人是军事天才，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是军事天才，所以，每有战事，就从百姓中征兵，甚至曾对高句丽进行了征伐。一旦战乱较为复杂，并由于防御夷狄入侵的需要，不能没有一支习惯军队生活的常备军。为此，从盛唐时期开始就建立了节度使制度。
这初是由于防御夷狄入侵，后来为了平定内乱，使其拥有地方兵马的全权。从安禄山叛乱时开始，节度使制度渐渐固定下来。安禄山本来也是夷狄出身，由于在平定夷狄中有功当上节度使。安禄山叛乱，也非节度使不能平定。这次战乱持续很长时间，节度使率领的士兵长期处于战斗状态，变成了职业士兵，府兵制度被废除了。假如完成平叛任务后，立即罢免节度使，可能不会出现大问题，可事实并没有如此，这就使节度使在其领地统揽了兵权和财权。节度使一掌握财权，地方向朝廷纳税减少了。并且，在注重军事上的随机应变的机制下，任免所属部下文武官员的权力全都一任节度使处理，致使地方官吏和士兵几乎都成了节度使的家臣。所以，如节度使死亡，其部下不愿听从新来的官吏的指挥。如前任节度使的儿子有能力，就上奏朝廷允许其子继任；如无子，或有子却无能，常常上奏朝廷准许从其部下中挑选。在任命尚未下来这段时间里，暂时代理者叫作“留后”，朝廷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认可这个“留后”。这样一来，朝廷姑息政策越来越多，严重时，出现了地方官吏占有大片领地拒绝向朝廷纳税，以至于叛离朝廷，自封为帝的情况。
以上就是后导致地方官僚独揽兵权以至财权的过程。频繁的战乱使权力渐渐下移，即下移到实际干事的人手里。军队跋扈至极，成为节度使后继人者，不是由于其实际能力强于他人，而是由于他能维护军队的利益，受到军队的拥戴，所以，用威力压服军队是做不到的。后任节度使如果与军队发生矛盾，轻者被赶走，重者遭杀害。唐朝末年，军队十分傲慢，甚至可以把文官出身的节度使视同玩物。曾有节度使与士兵同席喝酒，喝醉时拍着士兵的背给他唱歌的事。如果掌管军队的人没有全权，难以保障对军队的控制；即使有全权，如果能力不强，下属的势力也会不断膨胀。士兵不是来自贵族之家，贵族子弟不当兵，当兵的都是平民百姓家的人，造成平民得势。也就是说，节度使制度使唐代贵族政治从内部开始瓦解，实权终转到士兵即平民出身的军人手里。
这样，节度使中也有从低阶层升上来的人了。这些节度使，不仅平民出身的人，即使朝廷任命的人，也在地方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力。唐朝末期，节度使的人数增加了，而非常有势力的却变少了，加剧了地方上的分裂。有统一能力的人，自然就能统治广阔地域。由于这种统一力已经衰落，自然使地方分裂更为盛行。地方分裂的局势增强，割据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方上的费用比统一时需要量更大，士兵的饷额支出也大了，因而向朝廷纳的税渐渐减少，由三分之一变成四分之一。藩镇几乎成了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士兵变得傲慢，而傲慢的士兵在实战中就成了没有战斗力的弱兵。这种涣散的状态即是造成唐末动乱的原因。
晚清的政治
由于地方官的无责任心，对政治上的事务从不尽心尽力，结果导致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民间暴乱，前后持续了九年不能平定。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由于地方官的无责任心，他们不是派兵去征讨起义军，而只想纠集、驱使地方上的人民去与起义军作战。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骚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地方上的人民期盼朝廷的军队，却迟迟不见平定叛乱，就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后以自己的力量平定了这场大骚乱。由此，汉人产生了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有咸丰到同治的长发贼之乱，这时朝廷派来的军队也几乎不起作用，而平定他们的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因为这些人率领了民间的义勇兵作战，所以平定了长期的骚乱。地方上的人民组织义勇兵，一开始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曾国藩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证明了地方义勇兵作为民间力量，不仅可维护地方，还有平定其他地方骚乱的余力。
本来初是义勇兵，后来任命了特别的官吏专门管理，于是派往全国，守卫各个要地，而外交则由李鸿章承担，这样，清朝政府就把国家大事中的军事和外交权全部交给了汉人掌管，自己不加过问。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问，如西太后就是相当英明的人，保持着充分的约束力，但李鸿章的意见对中央政府非常具有影响力，当然李鸿章也有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左右中央政府的时候。但总之，在影响中央政府方面，满洲朝廷下的汉人是呈现出自己的实力来了。
到后来，先是对法国战败，接着败给日本，又有北清事变的大骚乱，终于显出土崩瓦解的态势。这时，清朝也先后出现改革的论凋，日清战争以后更盛。李鸿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发现，外国人是不可信任的，就设法防御他们，但实际效果是失败了。因此，就不得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康有为成为这种改革的先锋，随着改革的渐渐推进，发现改革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的。特别是像清朝这样一开始就有满汉二重机构的，现在又加上与外国的事务，这就必须在原来的政治机构之外又加上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原来的政治机构并不废弃，又不得不多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就有了双重、三重的政治机构，这是非常需要钱的。据光绪十九年、二十年间的统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约在七八千万两，而到光绪末年、宣统时，没有三亿两无论如何不能进行正常的政治运作。这样庞大的财政开支，即使是在日本这样工业发达，又与外国有很多贸易往来的国家也会承受不了。不仅如此，还无节制地增长行政费，其他的事务就更无法进展，负担不了。
西太后死了，光绪帝死了，到了醇亲王时代，那些重要的大臣，即使是重用他们，也不能取得自己所期盼的成绩。大家都在时机好时就做点事，在有危难时就逃避，这样怎么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就渐渐成了一家一族的东西。这样，又促使它走向灭亡。清朝政治也可说是亲族政治，到处都是亲族担任。这样就只有一家一族承担责任。一旦出现大骚乱，这家族就像“平家”的没落一样，延续了二百数十年的清朝就不得不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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