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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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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各章叙述中，主线清晰，问题意识突出，始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以实践原则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才能超越以往的主观外在反思，提示出世界历史的开创是由物质劳动而非世界精神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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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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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四个部分详细阐释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首先，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二律背反”误读进行了解读，认为其忽视了马克思历史道路中具体化的内在要求。其次，辩证阐述了黑格尔建构起的历史道路理论，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整个思辨体系实际上指向超历史的理论终局。再次，详细阐释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发展，揭示出“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法，以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法。最后，对马克思历史道理理论的具体建构进行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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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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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哲学教研部副主任。1987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2009年进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并师从吴晓明教授，2015年获博士学位、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著述有《马克思的20个瞬间》《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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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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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 1
导 言 ／ 1
一、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研究意义 ／ 1
二、关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研究状况 ／ 5
三、理论创新、主要内容与基本结构 ／10
第一章 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二律背反”误读 ／15
第一节 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中的“二律背反”表征／16
一、正题：历史道路的普遍形式 ／ 16
二、反题：历史道路的具体内容 ／ 19
第二节 “二律背反”误读的思想根源／ 22
一、从“历史对象”到“历史原则” ／ 22
二、历史的内容与形式在近代哲学中的对立 ／ 25
第三节 “普遍历史”思想的近代发展／ 30
一、前康德时期的近代历史观念 ／ 30
二、康德的“自然意图说”与历史理性原则 ／ 36
三、赫尔德与席勒 ／ 40
第二章 黑格尔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超历史”终局 ／ 44
第一节 黑格尔历史道路理论的存在论基础 ／ 46
一、黑格尔的“两种辩证法” ／ 48
二、意识经验的生成 ／ 53
三、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 ／ 57
四、“社会现实”的发现 ／ 63
第二节 黑格尔历史道路理论的具体建构 ／ 67
一、自由与热情：历史的目的与实现 ／ 68
二、市民社会与自由国家 ／ 72
三、民族精神建构的具体历史道路 ／ 78
第三节 黑格尔历史道路理论的“超历史”终局 ／ 86
一、黑格尔“超历史”的历史存在论 ／ 87
二、历史是“上帝自己的作品” ／ 90
第三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道路理论的批判 ／ 95
第一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政治学批判 ／ 97
一、柏林大学时期的自我意识原则 ／ 97
二、《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 100
三、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 ／ 104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批判 ／ 107
一、“感性—对象性”原则开启的存在论革命 ／ 108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论题的批判 ／ 114
三、“实践”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 118
第三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拯救 ／ 121
一、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清算 ／ 122
二、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 126
三、历史与逻辑是何种意义上的辩证统一 ／ 129
第四节 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132
一、叙述与研究的辩证法 ／ 133
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谱系学 ／ 137
三、“具体—抽象—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 142
第四章 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具体建构 ／ 147
第一节 资本主义打开的“世界历史”／ 149
一、“劳动—资本”的辩证结构 ／ 149
二、横向：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 ／ 155
三、纵向：“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 161
第二节 东方社会历史道路 ／ 170
一、论“鸦片战争” ／ 170
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 177
三、论“卡夫丁峡谷” ／ 184
第三节 古代社会历史道路 ／ 188
一、马克思晚年的“转向” ／ 188
二、人类学笔记 ／ 191
三、历史学笔记 ／ 193
结 语 ／ 199
参考文献 ／ 210
后 记 一／ 219
后 记 二／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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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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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吴晓明
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而历史道路理论——中，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克服了黑格尔最终使历史收摄到绝对精神中去的辨神论和逻辑图式主义，而且使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成为荒谬和陈腐透顶的。只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掩盖，由于理智形而上学在知识界中的支配地位，才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原则的超越被如此广泛地理解为向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倒退。由于历史—辩证法原则确定无疑地具有其本质重要的具体化承诺，因而这一承诺的去留可以成为历史原则存亡的试金石。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原则的具体化起源于“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差别，那么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具体化只能从“人民生活”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差别中获得其基础定向。我们可以从“差别”——特别是“差别的内在发生”——的原理中最为清晰地把握到历史原则的具体化。马克思写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①很明显，既然构成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么取消差别就意味着取消历史发展本身，历史原则的具体化承诺首先就在于捍卫现实的差别。同样明显的是，既然外部反思的活动方式就是把一般原则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那么这种方式的主旨就是取消一切差别。外部反思只有在彻底消除历史原则及其具体化承诺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使其一般原则成为非历史或超历史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外部反思的观点总已先行地将其一般原则想象为“一般人类规律”或“永恒的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总是“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例如，“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①。在这里，所谓 “永恒自然规律”的实质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即一般历史哲学公式的对等物；而在外部反思中，它们还往往只是其较为粗陋的对等物。 就历史道路理论而言，外部反思的观点决不会因为它们涉及历史道路的主题就自发地成为历史的。在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理解和阐释中，只要我们将之当作外部反思的一般原则，亦即当作某种意义上的先验图式，那就必错无疑；因为这将使此一理论先行丧失历史原则及其具体化承诺。在这里， “三阶段论”和“五阶段论”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不管是几阶段论，只要它们是仅仅作为外部反思的抽象原则或先验图式，就已经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正基础了。如果有人以为“三阶段论”较之于“五阶段论”更适合于作为一般原则被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那么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三阶段论”有什么优越性，而仅意味着由之进行外部反思的优越性。对此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中，不同的阶段划分是在不同的主题和领域中起作用的，本身并无什么优劣之分——问题的真正核心不在这里。全部问题的核心在于：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根基处来阐明其所有原理及观点的基本性质。那么，马克思关于历史道路诸阶段的概述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回答是：和其所有关于历史的基本原理及其概述一样，它们是一些抽象，确切些说，是一些在特定条件下的“科学的抽象”。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 关于历史的原理只能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加以揭示，那么其基本原理的各种概说总是首先表现为一些抽象，亦即使得“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成为可能的一些抽象。“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这一 说法清楚地指证出马克思关于历史道路之概述的基本性质。它们是一些抽象或抽象之结果的概括，因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公式。此种情形，正如马克思在谈论“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时所说的那样，“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 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历史道路的大体概述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样的概述仅仅被当作外部反思的抽象原则来加以理解或使用，那么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是以最坚决的历史原则为基础的，而这样的历史原则必然伴随着——确切些说，同时就是——最彻底的具体化承诺。由于马克思同黑格尔历史原则的批判性脱离，因而其具体化进程绝不表现为精神活动的自我展开，而是相反地表现为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易言之，这一具体化不能由思辨的逻辑而来，只能向现实的生活而去。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上述的那些抽象之成为“科学抽象”的前提是：把对现实生活本身的研究作为其具体化承诺来加以充分的实现。离开了这一具体化的实现，那些抽象就立即成为恶劣的教条，也就是说，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生活本身进行研究的具体化，必然成为唯物史观的“绝对命令”。如果说，马克思关于历史道路的概述乃是一些抽象，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那么， 它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承诺通过其具体研究而深入到现实的对象中去。这样的对象可以是凯撒时代的罗马，也可以是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可以是整个西欧的历史进程，也可以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在对这样一些现实对象的研究中，仅凭一些稀薄的抽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正是在对现实对象的研究中，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种困难对于外部反思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具体化承诺最关本质地要求着对植根于生活本身的现实对象的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实际地排除其必然遭遇到的种种困难——这里的困难由现实本身的差别而来，它们是不可能被稀薄的抽象或绝对的思辨所溶解的。 马克思关于历史道路的一般概述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依循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作为基本定向，从而为唯物主义地阐述历史道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历史本身已经形成了的世界史枢轴为出发点，从而为站在时代焦点上把握历史道路提供了可能。但所有这一切，必须以其历史道路理论之具体化承诺的实施为后盾；离开了这一后盾，关于历史道路的一般概述就无可挽回地转变为外部反思的抽象公式，因而就既不可能是唯物主义的，也不可能具有时代的高度。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马克思本人从未把这样的概述当作可用于任何内容之上的先验公式。例如，当查苏里奇向马克思询问俄国革命的道路时，马克思不仅慎之又慎，而且实际上只是根据他对俄国现实的了解就其现实的可能性——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示了若干指引，而将实体性的答案让渡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本身。马克思甚至没有设想德国会走英、法的道路①；即便在 １８６７ 年，当马克思对德国读者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时，其用意也只在于揭明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必然性，而决不意味着德国在发展道路上与英国的齐一性。在这里出现的正是不同类型和尺度的差别，是唯有通过具体化承诺所引导的研究方才能够真正把握和揭示的东西。谁遗忘了这些差别，谁也就在不同的类型和尺度上陷入到抽象的外部反思中。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具有一个坚决的——事实上是性命攸关的——具体化承诺，那么这还意味着具体化必须在一切本质差别的领域中全面地展开。因为只要任何一个本质向度的具体化被忽略或掩盖，整个具体化的实施也就被中止了。有一种非常普遍、但实际上却误入歧途的观点认为，在对世界历史的阐释中，黑格尔具体化纲领的主导线索是民族（世界历史性的民族），而马克思具体化纲领的主导线索是阶级（仿佛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因此马克思是用阶级的具体化取代了民族的具体化。伊林·费彻尔就持这种观点。②但这样的观点是皮相的和没有根据的。如果说黑格尔由于其历史原则疏隔于物质生活过程因而其具体化方案中未曾本质重要地出现阶级的规定，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民族的具体化线索固然要求被置放在生产方式及其阶级关系之具体化的基础之上，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怠忽这样的具体化并使之湮没无闻。这里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在于马克思是否更多地关注阶级关系，或者是否晚年又开始对历史学或民族学发生兴趣；关注或兴趣程度等对于理论的实质来说是偶然的，而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实质在于：它必然包含民族的具体化在自身之内。进而言之，对于确定任何一个现实对象的历史道路而言， 不仅阶级、民族定向的具体化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意识形态定向的具体化也是非常必要的。只要我们对意识形态不是采取如柯尔施所说的“先验的蔑视”态度，我们就能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其在“道路”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范围和意义。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法国历史进程时，不仅要求把握其阶级和社会状况，而且要求考察其观念的领域——传统的观念、“拿破仑观念”等等。而在 １８４３ 年探讨德国的历史道路时，马克思甚至明确要求联系“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而不是“原本”（德国的现状［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本身）来作出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ａｌ ｐａｒｉ）上的德国历史。”①从前述的整个讨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实质上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之诸阶段的若干概说；其二是一个必须贯彻始终的具体化承诺。前者是一些必要的抽象，后者是对具体对象开展出深入于现实本身的研究要求，是使这些抽象成为科学之“指引”的根本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两者在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中是内在关联、不可须臾相失的
要件，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就像没有科学抽象作为“指引”的历史研究会沉没到“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②中去一样，脱离具体化承诺的抽象必将沦为用主观思想去强制历史内容的外部反思。因此，比如说，为了真正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借重于某些科学抽象，即一定意义上的一般规定或共同之点。但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仅凭这样的规定根本不足以理解和把握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有我们同时能够依循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具体化承诺，在本质重要的差别之点上最坚决地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并通过这种深入以实现整个研究的具体化，所谓“中国道路”的历史真相才有可能被揭示而前来同我们照面。
（参看吴晓明：《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承诺》，《哲学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７ 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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