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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选题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学文化转换创新变异现象的研究，是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越南汉文小说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书稿的写作有诸多思考价值：一是在此视域下尝试读解越南文学文化自身的建构问题；二是对中国文学文化对东南亚影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从创变之中揭示人类优秀文化互相借鉴，融合发展的历史规律；三是可以从文学文化视角为“现代性”提供反思——探讨“现代性”区域话语建构的文化机制。
编辑推荐
本书聚焦越南汉文小说，以文本细读、比较等方式，深入分析了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者对中国小说原作的模仿、变异与创新，并将之归纳为“幻”“化”“借”“代”“糅”等五种方式。在考察研究中越文学文化的发生、流传与变异，以及越南汉文小说生成衍变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同时，探究越南本土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文学文本生成的源流，发现越南汉文小说发生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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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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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越南汉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越南汉文小说的拟效模式进行考察，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古代越南汉文小说发生与衍变的基本路径包括将中国古文献记载进行想象性创造、借用中国历史演义的模式、整体移植个别置换地分解化用、与本土传说故事相糅合等。本书尝试揭示中越文化在交流中融会相生的生命力所在，考察越南文学的发生、流传与变异，及其历史文化语境，探究越南本土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文学文本生成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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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志峰，男，1972年生，广西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等研究，主持一项部级项目，参与两项国家级项目和一项省级项目。
庞希云，女，1958年生，广西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广西社科项目和教育bu社科项目，出版著作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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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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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中国汉文化与越南
第二节越南汉文文学的发展
第三节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现状及问题
第一章 幻：将中国古文献记载进行想象性创造
第一节中国古籍中的“翁仲”和“阮翁仲”
第二节越南传说中的李翁仲及其记述
第三节从“李翁仲”到“阮翁仲”：中越传递的变异
第四节从“翁仲”到“李翁仲”：中越文化传递中的“不正确理解”
第五节文化传递中的想象与重构
第二章 化：化用整合重构 85
第一节 化三合一
一、《龙庭对讼录》与《水宫庆会录》《柳氏传》《柳毅传》
二、《翠绡传》与《翠翠传》《昆仑奴》
三、《伞圆祠判事录》与《令狐生冥梦录》《永州野庙记》《修文舍人传》96
四、《金龟传》与《龟化城》《交州外域记》
第二节 化一为三
一、《牡丹灯记》
二、《木棉树传》与《牡丹灯记》
三、《陶氏业冤记》与《牡丹灯记》
四、昌江妖怪录》与《牡丹灯记》
第三节 一对一的拟效改写
一、《东华门古庙》与“孟姜女哭长城”
二、《瞒子》与“嫦娥奔月”
三、《金鑁水神记》与《韦秀庄》
四、《无头佳》与“苍梧贾雍”
五、《山洞》与《桃花源记》
六、《快州义妇传》与《爱卿传》
第三章 借：借用中国历史演义的模式书写民族历史
第一节 体裁形式的借用
一、对章回体小说形式的借用
二、对明清小说评点形式的借鉴模仿
第二节 故事构思模式的借用
一、故事框架的构思
二、创作思想的构思
三、战争场面的构思
第三节 人物形象模式的借用
一、黎利与刘备
二、黎善与孔明
三、张辅与曹操、周瑜
第四章 代：整体移植，个别置换
第一节 彰显民族色彩之置换
第二节 因袭式移植
一、《华园奇遇集》与《寻芳雅集》
二、《麻姑山》与“麻姑”
第五章 糅：与本土故事传说相糅合
第一节 与本土传说人物的糅合：《状元甲海传》的本土化流变
一、《白水素女》与《状元甲海传》
二、《状元甲海传》与《甲状元》
三、“甲海传”与汉文化在越南的兴衰
第二节 与地理标志物的糅合：《越井传》的本土化变异
一、折射中国民间文化的独脚神
二、反映越南本土崇拜的猖狂神
第六章 越南汉文小说生成及其衍变发展的文化语境
第一节 中越文化交流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形态
一、中国书籍的传入
二、使臣的传播媒介
第二节 越南民族文化与汉文化抵牾、融合的文化形态
第三节 汉文小说创作主体的“认知形态”
一、中国龙的内涵品性与形态
二、越南龙的内涵品性与形态
结语
主要征引书目与参考文献
附录一：书中所涉越南汉文小说篇目成书或刊行年表
附录二：越南所在区域的历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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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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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由中国的视界：越南汉文小说的演进及其现代贡献（节选）
走近越南汉文小说，只是一个偶然。虽然在意识中知道，中国与周边国家从古至今就有着极为深远和丰厚的文学、文化交流渊源，并形成了特有的“汉文化圈”。但这样一个延伸，是如同水墨画中收笔之时未加控制的线末，是晕染开来的墨色，还是新展开的一幅画卷？这个阅读所带来的想象开始之后，便成了想象本身的绘图，带来一个又一个问题和新的想象：这样的“延伸线或墨晕”的意义在哪儿？或者还会接着追问，它真的有意义吗？如果成了一幅新画，那么新与旧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假设再在上面叠加一幅油画，它们是否截然不同？抑或是这不再是异同的问题，而是关于“文化生命”的创造问题？……诸如此类，延伸的想象成了问题，问题又成了想象——于是，想象与提问也就成了同构。
中越文学、文化长时间地交往与传受，过往的研究陈述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学、文化现象，即文学、文化的交互影响，涉及文化适应、文化移入与文化拒斥等内容。与此同时，这给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并为一些新的质的特性研究延伸出新的空间：这样的交互在共时性与历 时性上呈现出什么特性和文化转译策略？在区域与民族文学自身建构过程中又呈现出什么特征？在关于“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讨论纷争而不决的新时代，这种规律性是否可以提供新的镜鉴？……这一系列问题既与文学交往、文学传受等问题相关，又与当下新时代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紧密相关，深化其研究，对一些悬而未决的文学、文化问题都将产生具有开拓性的认识。
一、钩沉与稽弘：中越文学、文化的历史与当下
越南古代社会与文学、文化发展有深厚的中国渊源，越南汉文小说作为越南古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对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模仿与变异特征。越南汉文文学发端于公元 10～12世纪，兴盛于 13～ 14世纪，繁荣于 15～ 18世纪中叶， 18世纪后期至 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后从鼎盛走向式微。“进入 20世纪，西方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日益渗透，但在这里没有吹走东风，而是在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们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的精华。 ”在越南文学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这种渊源对其近现代文学、文化的转向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中越文学、文化关系的重要载体，“越南汉文小说”以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走入学术界的视野。这里所谓的“小说”并非现代意义的小说，而是“想象性的抒情或叙事书写”。
在中国大陆对越南汉文文献进行系统化收集整理之前，中国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已进行了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 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更早地走出这一步，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研究的特殊视角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新识。钩沉史料，道古稽今，言远合近，让我们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进程的联系与认知有了新的孔径。
汉文文献在越南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日益突显其重要作用。越南汉喃研究院近十年来对汉喃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译出版日益增多。
二、出走与往返：模仿与变异中的开拓
在保存、出版越南汉文文献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展开较为广泛的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研究，以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最为显著。
越南汉文小说，是“由长期深受中国汉文化濡染的越南人民用汉字创作的，主要反映越南的民族精神和风土人情的小说作品” 。越南汉文小说是汉文化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越南文人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深受汉文化浸染，极大程度地沿袭着汉文化思想观念，同时又具备百越民族的本土特色。因此，在越南汉文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古典小说的模式，同时又有文人的改编和创新，呈现出异国特色。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在总体上呈现出挖掘越南汉文小说中汉文化观念的蕴涵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模仿、创新的研究状态，并涉及一些越南本土特色的显现。
起初，研究者的注意力从汉文乃至汉文化的影响开始，侧重于对汉文化渊源的研究。越南汉文小说受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在作品中的蕴涵，研究者关注越南汉文地方文化展现出的中国文学意识；二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在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上，如小说的叙事方法、题材的借用等直接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模仿和继承。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意识到越南汉文小说虽然深受汉文化影响，但也具备一些民族特色。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探讨越南民族特色时，大多是在汉文化的语境下提出它具备的民族特色，单独对小说中越南本国民族特色的研究较少。正是出于模仿和继承的原因，然会避开某些越南人所不熟悉的中国文化，而融入一些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风俗，以迎合越南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实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还看到了文学所蕴藉的由民族文化上升至普遍情感的现象，而这种感情不受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一方面这意味着作为文学的普遍适用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讲述了中越文学、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世界性”特征——如何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可能。
从以上的文献保存、出版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现状来看，尽管有不少成果，但也有许多新的深化研究的可能：一是当下研究者所言之“小说”，多以西学自 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文体观念为蓝本，以往众多学者又常以此限制中国古代文学之研究，已是流毒匪浅。二是对越南汉文小说的研究中，不论中国，还是越南的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难免陷入韦勒克的言筌：以草率的比较扼杀了文学传统的多样性，并强加上某种统一性，从而武断地表达本民族文学的优越感。一旦将本民族文学与“他者文学”作具体的比较研究，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立场，有意无意地将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置于比较优越的位置上。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研究方向上一方面集中于研究影响在于“中国文化渊源”这一立场，或将此延伸到“西方政权的进逼，是导致东亚汉文圈写作和汉文文献衰落的主要因素” ，强调了影响的作用，而忽视了越南民族性的发展与建构。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局，成为当下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由此，整个越南汉文小说的发展兴衰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与中国古代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的联系，有同时期所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横向关系，亦有整个发展过程中历史的纵向影响；二是从影响的文类及故事内容看，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南方与越南临近的影响，而是与中国整体地域的故事发生广泛的关联；三是这样的影响并非只显示了越南古代文学发展的被动性，而是同时显示了其变异创新的基础与潜力。
三、越南汉文小说的现代贡献
作为“古代”越南文学重要内容之一的越南汉文小说（另一重要内容则为汉文诗歌），如何走向近代与现代，也构成研究与探讨越南汉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对于走向的探讨，则必然涉及什么是“现代”的。关于“现代越南”的认知，美国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历史学教授克里斯多佛 ·高夏（ Christopher Goscha）在其 2016年出版的《现代越南》（又译《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中认为，“透过这种断代做法，订定时空框架，将越南的一切现代化成就归功于西方殖民主义，会带来某些重大问题。首先，这么做等于将越南从历史上一分为二，一是‘殖民前’或‘法国统治前’的越南，一是更加详尽得多、走向‘现代化’的‘十九到二十世纪的越南’。其次，认定现代越南因法国在一八五八年入侵而揭开序幕，我们将见不到早在法国入侵以前已经存在的复杂历史现象，见不到造成一连串‘新越南’、变化多端的‘失落的现代’或‘多元化现代’ ”。在高夏看来，儒家观念及其衍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是中国、韩国与越南现代化的重要成分。
与高夏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里，谈及一个有趣并充满悖论的现实：日本人对欧洲中世纪的阅读兴趣是以对欧洲近现代的印象为媒介的，而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却与中国的近现代毫不相关。沟口雄三引述了同时代的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引述竹内好在《中国近代与日本近代》里谈及的两条近现代化的路径：转向型与回心型，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如何基于自身的“构造”去转向。围绕这一“构造”所展开的问题意识涵盖了“继承与现代”之间的各种关联。
“现代”或“现代性”的概念可以说充满了争议。从以往对“现代”相关的争论或拷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本身的争议与概念建构，从一国一民族所涉古今和内外两个重要因素去考量其进步性和建构意义，大抵意味着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去探讨“现代性”：一个向度是以本民族或国家自身发展为观照对象——“现代性无时不在”——从时间因素上看其自身的进步特征；另一向度是以本民族或国家与世界的关联性为对象——“现代性无处不在”——从空间因素上看其文化个性特征的生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那么，依据这两个向度，越南汉文小说透过拟效模式的文学、文化演进过程无时无刻不在显现为一种进步的特征，并为走向“现代”而发挥其历史作用：从传承到仿效再到创新，从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到成为越南自己的文学，从作为民族的文学艺术到作为越南文学代表性作品走向国际……这一切，越南汉文小说都作为一个积极的在场者，在显现其作为历史与现代关联的存在的同时，亦显现了它对现代的渗透与贡献。
因此，对于近现代越南文学与文化，如若不回到越南古代文学的范畴，或不在其从古至今盘根错节的近现代越南文学、文化里探寻中国线索，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文化的、历史的文学问题。如果说文学的发展始终与社会为之创造的条件和背景密切联系，越南汉文小说就揭示了中越两国的“文学史与文学实践的互动过程”。经由“中国的视界”或探究“中国的线索”，就使得越南汉文小说拟效模式所带来丰富性与多元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发生与衍变研究，不仅是对古代中国与越南文学互动的发现过程，也是越南文学之本质的显现，同时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参与世界文学进程的一个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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