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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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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杠杆和国家调控两种机制实现绿色发展的尝试，最终无法跳出资本自我增殖的恶无限，在实践中异化为“漂绿”与“资本积累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融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双重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因此具有了落地生根的现实基础，新时代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就是明证。借鉴和超越生态资本主义，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是人与人同一和人与自然同一的发展，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中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即马克思意义上“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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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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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珍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辩证法研究。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专著《辩证逻辑：资本批判的利器》由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获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上海市哲社课题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一项，担任第一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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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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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生态资本主义及其实现机制
第一节生态资本主义的诞生
一、 《自然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 对《自然资本主义》的批评
第二节生态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
一、 生态现代化理论
二、 绿色国家理论
三、 环境公民权理论
四、 环境全球管治理论
第三节生态市场主义的实现机制
一、 “给污染定价”：以减少有害物质排放为例
二、 环境成本内化：以油砂生产的生命周期评价为例
三、 “许可证交易制度”：以碳交易为例
第四节生态凯恩斯主义的实现机制
一、 以潜在的政策工具形式发出生态指令
二、 超越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方法的努力
三、 绿党的政策主张及实践
第二章生态市场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机制
第一节超越市场神话与消费社会的机制
一、 “市场神话”及其解构
二、 消费社会的逻辑及其批判
第二节超越“波兰尼困境”的机制
一、 “双重动向论”
二、 “波兰尼困境”
三、 “波兰尼困境”的超越机制
第三节建构对应于市场经济的两种类型的绿色发展机制
一、 市场经济的两种类型
二、 绿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三、 对应于市场经济两种类型的绿色发展机制
第四节建构作为经济结构升级动力源的绿色发展机制
一、 绿色发展的两种动机
二、 经济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与环境压力
三、 绿色发展何以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三章生态凯恩斯主义与宏观调控下的绿色发展机制
第一节加尔布雷思遗憾与突破生态市场主义局限的机制
一、 传统智慧与丰裕社会
二、 丰裕与贫乏并存的悖论
三、 突破生态市场主义局限的机制
第二节宏观调控的制度差异与生态凯恩斯主义的瓶颈
一、 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
二、 宏观调控的制度差异与生态凯恩斯主义的瓶颈
第三节新时代宏观调控下的绿色发展机制
一、 党的全面领导与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 以人民至上破解利润至上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新模式
第四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生态资本主义的超越
第一节自然观的革命
一、 “阿卡狄亚式态度”的自然观
二、 “帝国”传统的自然观
三、 马克思的“生活自然观”
第二节由剩余价值生产到全面生产
一、 全面生产的失落
二、 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全面生产
第三节由异化需要的扬弃、需要结构的变革到自由生产
一、 剩余价值生产与需要的异化
二、 需要的人化与自由生产
第五章政府与市场关系：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实现机制
第一节新中国70多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历程与启示
一、 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奠基期（1949—1978年）
二、 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摸索期（1978—2012年）
三、 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成功实践期（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四、 新中国70多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启示
第二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
二、 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深层逻辑与价值旨归
三、 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的绿色发展实现机制
第三节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变革
一、 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的唯物史观基础
二、 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的现实借鉴
三、 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的深刻内涵
第四节绿色价值观的建构
一、 由消费型文化范式向生存型文化范式转型
二、 由“理性经济人”向“自然生态人”转型
结语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与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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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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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要落到实处，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其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说明绿色发展任重道远。因此，借鉴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污染许可证、碳排放税、有机食物、循环经济等经验和做法，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国内学界一方面误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仅仅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关联，排斥了上述种种生态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另一方面对于生态资本主义把资本由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误当作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没有从批判角度全面认识。很显然，这对建立绿色发展的实现机制是不利的，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美丽中国建设”的“两步走”战略也是不利的。有鉴于此，在求真务实的“历史科学”视野中辩证地分析生态资本主义的实质与措施、可行性与局限性，探讨其对于当代中国绿色发展实现机制的启示，在这个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生态危机，以及受世纪疫情影响全球动荡的时代，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 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面对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走向“绿化”，兼顾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绿色政治、绿色经济更是作为资本自我救赎的新方式而走红。但由于“红”“绿”运动未能达成一致，如何实现绿色发展依然是国际学术界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难题。而在波谲云诡的现实面前，绿色发展的实践更是令人剪不断理还乱。小布什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政府抛弃了由美国主导的气候协议，2022年，欧洲多国调整既定能源政策重启煤电，丹麦放弃2025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德国放弃203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电目标。如此出尔反尔的做法更加让人疑惑，难道生态资本主义所谓的“保护生态环境”仅仅是一层“绿色”面纱，可以随心所欲地蒙上或者撕下？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
（一） 国外研究动态
第一，关于“生态资本主义”的含义及派别。杰罗米·罗斯曾经指出，生态资本主义的盛行与保罗·霍肯、艾莫里·洛文斯、亨特·洛文斯的畅销书《自然资本主义》的影响分不开。《自然资本主义》反对罗马俱乐部1972年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资本增长会由于资源枯竭、废弃物排放、治理成本超额而停止的观点，认为自然的资本化能够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它一方面主张赋予自然资源以价格，把环境成本内化到生产中去，使企业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合成核算，让污染者支付污染价格，以此来约束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把自然界本身视为资本，以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帮助企业获取利润，当保护环境能够获取经济利益的时候，企业自然会具备保护环境的动机。概言之，环境保护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顺应新一轮“绿色革命”，不但不会多花钱，反而能够从中赚钱，这是不可错过的“绿色商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环境问题更加被政治家、媒体塑造成“经济机遇”，凯拉·廷哈拉把这一阶段形形色色的经济和环境政策建议划分成“绿色新政”“绿色刺激”“绿色经济”三个类别。它们都是生态资本主义的变体，都幻想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内部实行变革，以便从环境保护中继续利润榨取，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复杂问题。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其中国家干预程度的多寡而已。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认为，生态资本主义是被预设取代危机四伏的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希望通过绿色与经济融合的创新战略，修复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一方面重启经济引擎，另一方面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只不过这一愿景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强大的政府政治驾驭能力，以及多边环境协议形式的国际合作。缺乏上述前提，绿色动力机制的建立就是可疑的。由于发达国家流行的“奢靡生活方式”的排他性，使得绿色资本主义不但无法在全球普及，反而需要持续排斥后来的新加入者，这一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无尽的摩擦、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可见，不管是理论设想方面，还是实践推行方面，绿色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都必须引起关注。萨拉·萨卡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把生态资本主义分为两个派别：生态市场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依照希瑟·罗杰斯的说法，生态市场主义的主张是“用市场杠杆修复被破坏的环境”，通过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实现企业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重底线”的统一，从而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市场主义与传统的市场至上主义不同，其中包含了许多政府作用，因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定价只能由政府干预解决，这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市场至上主义的弊端，又能发挥市场的能动作用。生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环境保护是宏观经济问题，局部的市场作用并不能合成总体的环保效果，而且很多时候，环境保护并不能即刻产生企业利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难以协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难以协调。同时，就业问题也不容忽视，生存尚无着落的大批失业人员无暇顾及环境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一箭双雕，在解决环境难题的同时解决就业问题，为此要采取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既减少资源消耗，又增加人力投入；既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又打造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吸收成千上万的失业者。
第二，对生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希瑟·罗杰斯指出，生态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商品化的建议听起来无比华丽，但根本无法实施。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分工复杂的系统整体，不可能分割成一个个部分进行定价后再合计成系统总价，局部正确的做法，不一定对整体而言也正确，溢出效应、无法计量、不确定性等问题都存在。萨卡指出，生态资本主义的要害，是幻想可以实现利润和生态，甚至就业的统一。单个企业之所以能够从生态的市场化中获取利润，正是由于其他企业的亏损；“所有企业都环保”和“所有企业都盈利”两个目标不可兼得。生态不是单个企业的事，也不是单个国家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把资本家的利益建立在全人类利益之上，把个体私利作为根本驱动力谋划生态效益，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只要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设想生态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生态问题要获得彻底解决，只有放弃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从而推论出“两个必然”，这只是资本生产与资本周转之间的矛盾。如果再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新的矛盾类型，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辟的研究领域。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资本主义“第一类矛盾”不同，迫使企业把生态成本纳入全部生产成本中，会导致从供给方面挤压利润，形成生产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第二类矛盾”。福利社会政策从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出发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资本主义将从供给方面加剧矛盾，把资本主义推回到毁灭轨道，这体现了社会总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卡沃尔指出，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问题不同，当代的生态灾难是“消费社会”发展的结果，而“消费社会”是由“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人为制造出来的；要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以满足群众需要的生产方式代替利润至上主义的生产方式，用“使用价值的生产”代替“交换价值的生产”。不再单纯以数量衡量发展，而重视发展的质量，确立生态中心的价值取向。
第三，对生态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生态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维度与“绿色”维度是不相容的。维克托·沃利斯引用《资本论》中的论述，指出，压榨工人和滥用自然是企业利润的两个来源，因此自然的崩溃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蕴含着的、必然的结果；生态危机属于非周期性的问题，同凯恩斯主义能够解决的1929年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要求对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重新进行顶层设计，而不是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博弈关系”的框架中零打碎敲。理查德·史密斯指出，建立在碳排放税、绿色市场化、“非物质化”等政策基础上的可持续资本主义方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导。CEO们和董事会向股东负责，因此只有环境保护与利润目标一致，才值得考虑；但拯救世界需要利润目标全面服从于生态考虑，甚至为此关闭企业也在所不惜，更不要说盈利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杰罗米·罗斯借用电影《盗梦空间》中的形象，说明生态资本主义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对人们的毒害；认为从后物质反文化运动中释放出的环保主义批评，被整合进可持续发展、公司的社会责任、三重底线等空洞的概念中，以至于“绿色”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地位确认和道德优越感的符号，一种借以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上立足的公司无形资产；必须尽快摆脱“绿色资本主义”的迷梦，正视冷酷的现实，以便开始艰难的自我拯救之旅。大卫·哈维指出，生态资本主义把自然变成“资本积累策略”，把环境生态计划与经济社会计划组合起来，从自然和资本在这个系统中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相对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而言，这是思考问题的正确方式。问题在于，如此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人类福祉，还是利润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往往是后者战胜前者，绿色变成了伪装，永远不变的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环境政治也罢，环保组织也罢，最终都往往选择做做表面文章，走向异化。因为“支撑各种环保哲学的自然观，与资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而必须加诸世界的自然观，根本是互相矛盾的”。归根到底，自然的问题并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
显然，国外对生态资本主义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或者信奉推崇，或者批判置疑，其中都不乏令人深思之处，两者在加以扬弃后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实现机制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 国内研究动态
在萨拉·萨卡的名著《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译成中文以前，国内学者多关注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少关注生态资本主义。萨著中译本出版后，国内学者开始据其零星地介绍生态资本主义。只有郇庆治先生对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专门的研究，认为生态资本主义的主旨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到自然界，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能够解决或者缓和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他介绍了生态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概况，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全球环境管治理论等；分析评论了其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如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等等。解保军则认为，生态资本主义的概念和价值主张“体现了人们从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新认识，一种新的‘生态包装’。它反映了在生态环境危机状态下，资本主义经历的一场‘生态救赎’运动”。他对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技术处理、法律法规限制等手段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对生态资本主义仍然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及其处理生态一般问题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迄今为止，国内对生态资本主义的研究以介绍和批判为主，尚未见到从借鉴生态资本主义的角度考察建立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机制的研究成果。
孤立地看，生态资本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有道理；但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会发现各自的结论都有特定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可惜由于缺乏马克思《资本论》辩证逻辑的宏大视野，研究者往往对这些条件和范围缺乏辩证分析的意识。例如，很多人忽视了《资本论》的“否定性”维度，居然赞扬《自然资本主义》把资本由人与人的关系扩展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译本甚至用《自然资本论》作为译名。运用辩证逻辑来考察生态资本主义，可以凸显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判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从而以扬弃的方式应用到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中去，特别是生态市场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和生态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调控手段的运用，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书致力于应用《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国绿色发展实现机制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揭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蓬勃生机的深层依据。
（三） 研究意义
1. 学术价值。以辩证逻辑分析可以看到，生态资本主义陷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满足于外部批判，都没有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角度看待生态资本主义。本研究运用《资本论》辩证逻辑这一资本批判利器，揭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生产，对利润的无节制追逐导致消费社会，进而造成资源浪费升级。但全球化过程中，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生态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有其独到价值，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难以突破制度瓶颈而无法落实。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可以借助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协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杠杆的作用，借鉴生态资本主义关于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并落到实处，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两个和解”。本研究有助于阐明生态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借鉴意义，探索与这一实践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有助于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唯物史观内在一致的科学性。
2. 应用价值。生态资本主义的观点在利润至上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是错误的，但其具体做法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中却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旨在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突破“波兰尼困境”，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并探索经济结构升级、社会机制转型、政治文明创新的新路径，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研究对生态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助于抓住这种历史机遇，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探讨建立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机制的实现途径。
二、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内容
（一） 基本思路
本研究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
1. 导论部分提出问题。总问题：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能否以及如何吸收生态资本主义的成果？细分为三个问题：第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相容，在哪种意义上相容？第二，当代生态危机与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方面有何不同特点？第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绿色发展的逻辑联系与现实区别何在？
2. 主体部分分析问题。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生存需要优先于发展需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物质需要的满足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瓶颈；但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物质需要的满足成为满足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良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条件，后一类“发展需要”的满足就成为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机制转型的动力。从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单纯对立，而是走向“人自身的自然”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一致。本研究主体部分应用《资本论》辩证逻辑研究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化，为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找到借鉴生态资本主义具体做法的中介环节，同时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3. 结语部分解决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结果，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外在否定。虽然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同样必须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找到成果转化的中介。
（二） 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绿色发展实现机制的途径。这一机制的建立首先表现为传统资本主义向生态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其次表现为生态资本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最终表现为生态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同一。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过剩经济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存在，但都没有危及人类生存。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既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由这种全球化导致的生产力发展又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但是，要从契机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过剩经济。生态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到，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利润至上必然导致消费社会，进而造成资源浪费，这才是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要求放弃利润至上主义和唯GDP主义。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一套绿色发展的制度设计。为此必须对“需要结构”的生产进行研究，在确保个人需要、物质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制度前提下，实现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既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又可以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机制转型，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具体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引出问题，阐发研究生态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机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并进行分析评价，介绍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内容、重点难点、研究思路、研究的创新点等。
第一章“生态资本主义及其实现机制”，围绕生态资本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理论流派、两种类型实现绿色发展的机制展开分析，拂去生态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揭示其深层本质。生态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的产物，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一方面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引发了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生态资本主义属于这场运动中的浅绿阵营，主张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通过生态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危机。这种温和性、包容性，以及对新技术的推崇使其赢得众多信众。《自然资本主义》（中文版书名为《自然资本论》）这本书树立起了生态资本主义的形象，书中包含了许多有代表性的生态资本主义观点。生态资本主义的主要流派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环境全球管治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兴起的“绿色旋风”包含“绿色新政”“绿色刺激”“绿色经济”三个类别，呈现了生态资本主义在新时期多变的样态。从其绿色发展的实现机制来看，上述流派和类别可分为两种类型：生态市场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前者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后者立足于宏观经济学。生态市场主义实现绿色发展的机制包括：“给污染定价”“环境成本内化”“许可证交易制度”，体现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奉；生态凯恩斯主义的实现机制包括：以潜在的政策工具形式发出生态指令、通过超越传统GDP评估方法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绿党推行生态优先、社会正义、草根民主、世界和平等政策主张的实践，表现出对国家宏观调控的依赖。
第二章“生态市场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机制”，分析生态市场主义的“能”与“不能”，在对照中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取其长补其短，将绿色发展变成现实。生态市场主义对自由市场的信奉有其历史渊源，围绕市场构筑的神话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大众化的产物，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阶级。历史已经证实，“市场均衡论”总是被现实的“市场失灵”击得粉碎，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措施更是为了掩盖其“掠夺式积累”的真面目，最终带来的是愈加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生态危机和生态帝国主义。消费社会的产生与过度生产密不可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正是自由市场和消费社会引发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讨超越“市场神话”和消费社会的机制由此成为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波兰尼对自律性市场机制的揭示和“双重动向论”可以给予我们若干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两方面的优势，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超越自由市场和消费社会的机制。从亚当·斯密论及的市场经济两种类型看，生态市场主义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最终无法跳出资本自我增殖的恶循环，只能在环境问题上修修补补。当代中国的绿色发展产生背景是过剩经济，按照唯物史观，这是在生产力发展为理想社会创造了必要物质条件基础上，为扬弃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而实行的重大战略，其深刻内涵表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创见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机制，是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吐故纳新日益完善的革新之路，也包含着社会全面进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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