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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悄悄是归来的笙箫 : 徐志摩传

書城自編碼: 384311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文学家
作者: 晓松溪月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2693579
出版社: 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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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张幼仪:说不定我最爱他
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
林徽因: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

多情才子 心比天高
纯真性情 浪漫理想
激情澎湃 围城之困

悄悄是归来的生箫,只为佳人难再得
內容簡介:
徐志摩因其诗文之绮丽、爱情之炽烈、交游之广泛等诸多因素而被世人所熟知。其三十余年人生,短暂而传奇。本书基于大量史料和文集,呈现了徐志摩的人生历程,包括徐志摩的童年生活,游学生涯,诗歌创作成就,诗人与罗素、狄更生、哈代、曼斯菲尔德、泰戈尔等世界文化名流交游以及徐志摩在域外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好友的交往情况,以及徐志摩去世后部分亲人、生前好友的部分纪念、回忆徐志摩相关逸事的文章,等等,力图呈现诗人交游之宽泛与真情,以及徐志摩在处世、待人、治学、创作等方面的情况。该书既展现徐志摩在诗词创作方面的才华和成就,又展现其作为普通人生活的点滴,还原了一个率性的徐志摩,一个至纯至真、至情至性的徐志摩,一个追求浪漫、富有理想、激情澎湃的徐志摩。
關於作者:
晓松溪月 本名刘松,作家、编剧。历史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已出版《竹林七贤传》《孔子传》《纳兰容若全传》《晚安,张爱玲》《爱自己,一切都是自由的》等作品多部。
目錄
第一章:星河里的硖石
第一节:没有记忆的童年
第二节:少年心比天高
第三节:婚姻与留学
第四节:他乡逢情变
第五节:曾经沧海难为水
第二章:一个诗人的诞生
第一节:追寻那灵魂的自由
第二节:蜕变诗人
第三节: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第四节:走上神坛
第五节:诗论争端
第三章:向青草更青处寻梦
第一节:一场笔战
第二节:泰戈尔的访华
第三节:懵懂的心跳
第四节:幸有你来,不悔初见
第五节:来自《晨报》的呐喊
第四章:起造一座墙
第一节:永结同心
第二节:困顿的上海岁月
第三节:新月创办的风雨
第四节:两个月亮
第五节:心灵的救赎
第五章: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一节:从此跳出了轮回
第二节:痴定了的心
第三节:再休怪我的脸沉
第四节:一星弱火
第五节: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六章 只为佳人难再得
第一节?张幼仪:说不定我最爱他
第二节?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
第三节?林徽因: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
第四节?“八宝箱”风波
第五节?他不曾白来了一世
內容試閱
徐志摩的一生短暂却精彩纷呈。他是一位伟大而传奇的诗人,生前既结交过泰戈尔、蔓殊菲儿、罗素、胡适、梁启超等师友,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求过学。归国以后,他更是在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任过教,还从事过报刊的编辑工作。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参与和创办了新月诗派,为我国乃至世界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人们提起徐志摩,一定绕不开他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故事。徐志摩去世以后,他的这些爱人、朋友、知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怀缅他。徐志摩去世后,因为有朋友、爱人、知己、亲人等的不断追忆,从而给了我们更多了解他的窗口。
从张幼仪“说不定我最爱他”,到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再到林徽因“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他不曾白来了一世。
第一节 张幼仪: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罹难的前一天,张幼仪曾见过他最后一面。张幼仪回忆,那天徐志摩到她的店里跟张嘉铸打过招呼,并告诉张幼仪,希望裁缝师为他做几件衬衫。
这天下午,徐志摩非常焦急,称要马上赶回北京。张幼仪很不理解,就问他为何不等第二天再回去。因为担心徐志摩的安全,张幼仪还提醒他,最好不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就算免费也不要坐,徐志摩扬了扬手,大笑着说他不会有事。
第二天夜里,张幼仪在一个朋友家里打了几圈麻将,很晚才回家。深夜一两点钟,她还在半睡半醒中,一个佣人过来说,一位中国银行来的先生在门口等着她,说是有一封电报要亲手交给她。张幼仪看了电报才知道,徐志摩遇难了。得知这个消息,她穿着长袍,呆呆地站在玄关,良久不敢置信。
徐志摩的遗体安放在济南时,中国银行曾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祭和丧礼。看到儿子的尸骸,年迈的徐申如极为哀恸,亲自为爱子作了一副挽联: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上联中,“沉湘”是指楚国诗人屈原因为君王不信任自己而沉入湘江支流汨罗江自尽一事;“捉月”是指唐代诗人李白醉酒后想抓住水中的月亮的倒影,不幸跌入水里淹死一事。屈原和李白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都死于非命。徐申如将这两个典故用于儿子的挽联,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下联,徐申如从徐志摩襁褓时起笔,言及求学从师、娶妻生子、母亲亡故、死于非命诸事,几乎浓缩了徐志摩的一生。
张幼仪本想在丧礼上说些话,可由于自己身份特殊,再加上也不知怎样起头,所以迟迟不知如何表达。张君劢的朋友以张幼仪的名义,为徐志摩作了一首挽联:
万里快鹏飞,独撼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张幼仪后来回忆:“其中(上述挽联)提到济南地区的候鸟大鹏,这种鸟的背非常宽大,每年都会迁徙到天池。”也许,张幼仪希望借大鹏之名来传达对徐志摩的深深缅怀吧。
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记述了上海公祭那日发生的一件事:
虽然我连去参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没有,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里电话铃响了。
“你一定要来一趟。”一个朋友说。
我问为什么。
“你来就是了。”他说。于是我去了公祭礼堂一趟。徐志摩的灵柩已经打开,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脸被黑丝袍衬得十分惨白浮肿,一点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他致敬。他才三十五岁,这么年轻,又这么有才气。
我从灵柩旁走开以后,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出现在我身边。他强调说:“你一定要帮忙,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她也不喜欢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国银行的协助下,帮徐志摩用传统的寿板订制了一口棺材。这种棺材有一面是圆的,形状很像树干,而不是长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遗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想法,教我觉得恶心;把他的寿衣换掉也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说:“就算他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现在也一切难改了,何况他是在这种意外状况下死的……”
我不想见陆小曼,也不想跟她说话,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个结语说:“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以防万一陆小曼出现。后来我听说他们还是让徐志摩穿着中国寿衣躺在中国棺材里。我搞不懂陆小曼,难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时候穿西服吗?我可不这么想。
在张幼仪看来,无论徐志摩的思想多么西化和进步,他都是中国人。既然是中国人,就该遵循中国人的传统和礼俗。说到底,张幼仪还是深爱着徐志摩的。她有些怨愤地说过,徐志摩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
多年后,张幼仪读到徐志摩死前写给陆小曼的信,心里也酸痛无比。她发现徐志摩从未跟陆小曼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拒绝搬回北京,因为住在上海比较容易买到鸦片。
为了供养陆小曼,徐志摩总是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穿梭。尤其读到徐志摩最后的生活困境时,张幼仪自觉十分难过,她如是评价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
人家说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陆小曼爱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他的遗体),我不认为那叫爱。一个人怎么可以拒绝照顾另一半?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
而且,他们两人没有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的鸦片瘾把徐志摩弄得一穷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贷。他也会跟我借钱。可是如果我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给他,我就会说:“这是你爹的钱。”
徐志摩本人并没有恶习。他不喝酒,也不吸鸦片,甚至一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开始抽香烟。他有一种极好的个性,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
相比陆小曼的不负责,张幼仪觉得自己尽到了一切该尽的责任。即便是跟徐志摩离了婚,她依然选择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家人和儿子。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是一个责任感极强的人。徐志摩在世时,徐申如每个月都会给他三百元生活费。后来徐志摩去世了,他便把每月的三百元给了陆小曼。因为在他看来,照顾陆小曼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当然,徐申如不想看到陆小曼,就把钱存入陆小曼的银行账户,这样便能避免双方相见。
徐志摩死后,徐申如又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他一直跟张幼仪生活在一起。每个月,徐申如都会帮陆小曼的忙,即便得知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也从未转变过。
回想起陆小曼与翁瑞午不可言说的事,即便时隔多年,张幼仪依然十分慨叹:“翁先生与陆小曼无名无分地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于1961年去世为止。他比陆小曼早死六年。而这期间,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为他太太和女儿难过。”
虽说张幼仪对陆小曼深恶痛绝,可每当想到身上的责任,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她。1944年徐申如去世以后,张幼仪继续每个月把三百元钱汇入陆小曼的户头。这时候的张幼仪认为,供养陆小曼是她儿子的责任。身为人母,她愿意为自己的儿子负责。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四五年,直到有一天,翁瑞午过来说,他卖了好几吨茶叶,现在的财产足以供养陆小曼和他自己了。自那而后,张幼仪不再给陆小曼寄钱。张幼仪与陆小曼的恩恩怨怨,至此也算告一段落。
不过,一直让张幼仪耿耿于怀的不只陆小曼,还有徐志摩深深爱过的林徽因。张幼仪曾这样说道:“你晓得徐志摩为什么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吗?他要赶回北京,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他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女朋友跟我离婚的,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从住沙士顿的时候起,经过他们与泰戈尔同游,甚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飞机在山东撞毁的时候,梁思成正巧到山东,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队里的第一批人员。”过去的一些事,一直让张幼仪非常记挂。原因无他,在张幼仪的心中,徐志摩最爱的女人恐怕就是林徽因了。
因为林徽因,徐志摩跟她离婚;又因为林徽因,徐志摩意外死亡。这种种的命中注定,早已让张幼仪无法释怀。1947年林徽因在住院期间,曾经见过一次张幼仪。那幅特殊的画面,张幼仪记忆犹新:
我1947年的时候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我到北京参加一场婚礼,有个朋友过来跟我说,林徽因住在医院,不久以前才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大手术,可能不久于人世;连她丈夫都从他任教的耶鲁大学被召回。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吗要见我,可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后来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才死于肺结核。我想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但如果她爱徐志摩的话,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在张幼仪看来,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必定有过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谁也不知道,林徽因患病之际为何要见张幼仪。也许真如张幼仪所揣测的那般,她是因为想到了徐志摩。
1953年,张幼仪决定嫁给一位苏医生。这位苏医生有四个十来岁的小孩,就住在张幼仪香港家里的楼下,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苏医生求婚那日,张幼仪犹豫不决,先给哥哥们写了一封信,后又给儿子也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们的意见。兄长们对张幼仪再嫁的问题想法不一,张幼仪也一时拿不定主意。直到她拿到阿欢的回信时,心里才有一个坚定的答案。阿欢在信上写道:
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张幼仪曾说,阿欢迁居美国后从事土木工程师的工作。虽是远居海外,但他写下的这封文言书信,无论拿给谁看,都说能看出来是徐志摩的儿子的手笔。
有了儿子的支持,张幼仪答应了与苏医生结婚。只不过,有一个问题总是横亘在张幼仪的心里,久久挥散不去。她不停地问自己,究竟爱不爱苏医生。多年后,她心里终于有了一个声音:“那我爱不爱他呢?这我没办法讲。我嫁他的时候,心里这么想:我能不能为这个人做什么?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他成功?”
人近半百,大抵是要寻一个相扶余生的伴儿吧。伴儿之所以是伴儿,也许暗含着陪伴和长相厮守之意。可这里面有没有爱呢?谁也说不清楚。
庆幸的是,张幼仪与苏医生的相处还算温和。他们几无大的争吵,互相之间扶持和帮助,走过了种种风雨。然而,在张幼仪的心里,徐志摩这个名字,永远也割舍不掉。
1967年的时候,我甚至和苏医生一起回到康桥、柏林所有我住过的地方。他大半生都在日本度过,从不曾到西方旅行,我就带他去看看。他和我坐在康河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到沙士顿。我只是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么年轻。
我们到柏林以后,看到整座城市都不一样了,很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我连要走去布兰登堡大门或者菩提树下大街都没办法,因为那儿正好在柏林墙后面。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站在一两栋建筑外头看到了我以前和彼得、朵拉住过的家。
走访过这些地方以后,我决定要让我的孙子们知道徐志摩。这很重要。所以,我请一位学者,也是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同事梁实秋先生,把徐志摩全部的著作编成一套文集。我提供了一些我的信件,由阿欢带去台湾见梁实秋。我希望留一些纪念徐志摩的东西给我儿子和孙子。
张幼仪对徐志摩有着非常深刻的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被大时代裹挟着,一点点成为她心中久久的惦念。1972年,苏医生因患肠癌去世后,张幼仪开始了漫长的独居生活。后来张邦梅去采访张幼仪,问起她是否深爱过徐志摩,她如此回答: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1988年,张幼仪以八十八岁高龄逝世于纽约。
第二节 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
徐志摩去世以后,陆小曼悲痛欲绝,从此素服不出,写下许多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尤其是她为徐志摩写下的那副挽联,叫人不忍品读:
多少前尘成巫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那段时间里,陆小曼的生活跌入无尽的黑暗,经济上也遇到了困难,不得不求助于朋友们。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生前无以对他,只得死后来振一振我这一口将死的气,做一些他在时盼我做的事吧。希望天可怜我,给我些精力,不要再叫病魔成天地缠我……我这种终日因在病魔中的人本无多日偷生,我只盼你能将我一二年内的生活费好好与我安排一下,让我在这个时间将志摩与我的未了心愿做就,留下些不死的东西,不负他爱我之情与朋友盼我之意,我即去天边寻我的摩,永远地相亲相爱,那时想象朋辈一定不能再有怨我之处了,只是这二年内我再不能受经济的痛苦了。”
通过这封信不难看出,陆小曼当时的生活应该十分困难,不然也不会写下如此情真意切的字句,并希望胡适能管她一两年的生活费用。原信中还提到,那两年间,胡适与陆小曼之间有些意见相左,也许是闹得不甚愉快。陆小曼害怕胡适因此不管自己,于是便说“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么?”这些话已有恳求之意。
不过,陆小曼始终没有忘记要为徐志摩编纂文集的事。她在信中这样提道:“志摩还有不少信、日记在京,请你带下,不要随便与人家看,等我看过再发表,我想他的信、日记,以后由我自己编,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有二本出版,可是亦望你好好地帮我一下,洵美之意也愿意他的东西一起由我自编,最好你能早来海上多等些日子,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地做一下,我还想通知各好友处,如他的信愿意发表的,也寄给我,他的诗和散文如有,我看请你同他编一下,因为我一人怕来不及,我还想写一本我所知道的志摩,不过我近年于学识是荒废得可怕,我日内即好好地用一下死功……我昨天寻了一天也不见志摩上次在外国给我的那一百封信,真气得我半死……他信虽不少,可是英文的多,最美的还是英文,不知可以发表否?”
这个时候的陆小曼一心扑在为徐志摩编文集的事业上,当然她也知道,徐志摩的文存体量庞大,只她一人难以胜任。所以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希望胡适可以承担编写她与徐志摩的日记和信件的任务。
为了把信件标记清楚,陆小曼还在每封信的后面加了小注,以期不至有纰漏。遇到一些编辑上的难题,陆小曼还时常与胡适探讨,两人合力推进文集的出版任务。
不过,陆小曼也有自己的要求。她希望文集编辑完成后,一定要先拿给她看完,再付印。尤其是她和徐志摩的日记,甚至用了“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这样的字眼。
那一段时间里,陆小曼也在想方设法地筹钱用于生活。一方面,她需要家人和朋友们的接济,另一方面又向曾向徐志摩借过钱的人要账。
徐志摩在世时,她一切的吃穿用度全由徐志摩掌管。徐志摩离世后,她终于体会到一个人生活的难处,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咳,金钱太可恶了,他要不是为经济,许还不至于死,我真恨,恨一切,从此再没有我喜欢的东西了。”身体上的苦难和精神上的苦难,一重一重地打击着陆小曼,几乎让她艰于呼吸。
1933年清明时节,陆小曼回到了硖石。看到长满荒草的徐志摩的墓地,一时百感交集,写下一首扫墓诗:
肠断人琴感未消,
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
写到湖山总寂寥。
这首诗的末尾,陆小曼还写有一段小言:“癸酉清明回硖石为志摩扫墓,心有所感,因提此博伯父大人一笑,侄媳敬赠”。这里的伯父大人是指徐志摩的大伯徐蓉初。由此可见,当时陆小曼是与徐蓉初一起去扫墓。一家人说起徐志摩生前的旧事,必是一番慨叹。
1940年4月出版的《良友》画报第157期刊登了一篇陆小曼的文章,名字叫《泰戈尔在我家》,这篇文章生动地叙述了她、徐志摩和泰戈尔的交往逸事。
陆小曼写道:“本来我同泰戈尔是很生疏的,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还未曾遇见志摩;虽然后来志摩同我认识之后,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同我说此去见着泰戈尔一定要介绍给你,还叫我送一张照片给他,可是我脑子里一点感想也没有。”
徐志摩出国拜访了泰戈尔,并把他和陆小曼的照片拿给泰戈尔看过以后,泰戈尔竟然对陆小曼的为人、脾气、性情等全都说了个遍,甚至清清楚楚,仿佛亲眼看到她的真人一般。这些事,后来被徐志摩写成信件告知陆小曼,她那时才得知了泰戈尔的为人。
最让陆小曼记忆犹新的,当是她和徐志摩新婚不久,泰戈尔发来电报称要在他们家下榻。这下可忙坏了这对新婚夫妻。他们的房子不大,也没有富丽堂皇的装修,更无称心如意的家具。一共三间半的屋子,如果泰戈尔带来的人太多,只怕是住不下。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俩人一起去码头迎接泰戈尔,陆小曼回忆道:“一到码头,船已经到了。我们只见码头上站满了人,五颜六色的人头,在阳光下耀得我眼睛都觉得发花!我奇怪得直叫起来:‘怎么今天这儿尽是印度人呀!他们来开会么?’志摩说:‘你真糊涂,这不是来接老人家的么?’我这才明白过来,心里不由地暗中发笑,志摩怎么喜欢同印度人交朋友。”看到泰戈尔时,陆小曼发现这位老诗人跟自己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泰戈尔的目光并不凶狠,脸色也不黑,说话自带一种不可言喻的美,就像是出谷的黄莺在婉转娇啼。他笑眯眯地盯着陆小曼看,陆小曼就像失去知觉一样,呆立在原地良久。
三人谈了半天,陆小曼说起,他们家太小不能见人。泰戈尔反而说,房间愈小他愈喜欢。到达家中时,陆小曼和徐志摩原本希望泰戈尔住在两个人为他精心准备的一间小印度房间里。谁知泰戈尔并不要,反倒选中了他们睡的一张破床。
泰戈尔一行人在徐志摩家中住了一个星期,也算是让陆小曼见识了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起居情况。陆小曼这样回忆道:“那时情况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志摩是更乐得忘乎所以,一天到夜跟着老头子转。虽然住的时间不长,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热了。这个时候志摩才答应他到八十岁的那年一定亲去祝寿。谁知道志摩就在去的第二年遭难。老头子这时候听到这种霹雳似的恶信,一定不知怎样的痛惜的吧。本来也难怪志摩对他老人家特别地敬爱,他对志摩的亲挚也是异乎平常,不用说别的,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都叫我在摩故后全部遗失了,现在想起来也还痛惜!因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一切身外之物连问都不问,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现在所存的,就是附印在这里泰戈尔为我们两人所作的一首小诗和那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
一些往事,一点点在陆小曼的世界里翻涌。尤其在徐志摩去世以后,她的怀念一刻也未停息过。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志摩日记》中,陆小曼写过一段序文,而今读来仍叫人黯然神伤:
飞一般的日子又带走了整整的十个年头儿,志摩也变了五十岁的人了。若是他还在的话,我敢说十年决老不了他——他还是会一样的孩子气,一样的天真,就是样子也不会变。可是再我们,这十年中所经历的,实在是混乱残酷得使人难以忘怀,一切都边得太两样了,活的受到苦难损失,却不去说它,连死的都连带着遭到了不幸。《志摩全集》的出版计划,也因此搁到今天还不见影踪。
十年前当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时,有一次我在梦中好像见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全集”绝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绝不会实现。我醒后,真不信他的话,我屈指算来,“全集”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谁知后来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年一年地过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
陆小曼的余生都在为编辑《徐志摩全集》而活,尽管几次重病在身,甚至到了病死的险地,可她仍在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我要活,我只是希望未死前能再看到他的作品出版,可以永远地在世界上流传下去。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的灵魂,决不能让它永远泯灭!我怀着这个愿望活着,每天在盼望它的复活。”
《徐志摩全集》的出版历经了二十六年的风风雨雨,这中间波折不断,也最让陆小曼费心。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伤心过度,加之身染顽疾,卧床一年之久。那段时间里,她几无心力去编辑书稿。病好以后,赵家璧找到她商量出版《徐志摩全集》事宜,陆小曼非常高兴,两人展开了搜寻徐志摩稿件的工作。
他们除了收集已出版的单行本书籍,还去收集了散留在各大刊物上的文章。经各方搜集,两人编出了十本书。陆小曼把这些稿件打包,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并且签订了出版合同。商务印书馆把书籍编排好后,曾去信询问陆小曼要不要自己校对。由于那时处在抗战期间,陆小曼又卧病在床,于是提出等病好后再去看排样。谁知几日后,炮弹便从她的头顶飞来飞去,淞沪会战爆发。
受战争影响,《徐志摩全集》的出版陷入僵局。陆小曼除了要与病魔做斗争,还担心徐志摩的全集毁于战火。一年年过去了,陆小曼渐渐与商务印书馆失去了联系。抗战结束后,商务印书馆迁回了上海。陆小曼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立即去询问《徐志摩全集》的下落。那边的人回应,由于战乱的影响,他们先迁往了香港,随后辗转到了重庆,抗战结束后才迁回上海。这期间,他们一直在出抗战类的刊物,从未想过出版徐志摩的书籍。现在虽然迁回来了,但并不知道徐志摩的全集稿件落在了何处。也许在香港,也许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后,陆小曼只觉浑身冰冷,几乎连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了。她活着的意义,就是完成《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而今书稿弄丢了,她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心力?
就在万般无奈之际,陆小曼找到了徐志摩昔日的好友朱经农,刚好此人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经理。在朱经农的帮助之下,终于查到《徐志摩全集》的稿件并未遗失,还在香港。只不过,这些稿件并未找回来。
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陆小曼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盼来书稿。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的上海处于混乱时期,陆小曼又被疾病缠身,面对无望的未来,她只得对着苍天苦笑。直到1954年的春天,陆小曼才盼来一个确切的消息——《徐志摩全集》稿件已经寻到,因为不合时代性,所以暂时不能出版。双方取消了合同,稿件也送还了陆小曼。
再度拿到徐志摩的心血,陆小曼感慨万千。每当想起徐志摩的理想,陆小曼的心里就如同点燃了一把火:“说起来,志摩真是一个不大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地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他不满现实,他也是一个爱国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他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问不闻,专心致志在爱情里面,他想在恋爱中寻找真正的快乐。说起来也怪惨的,他所寻找了许多时候的‘理想的快乐’,也只不过像昙花一现,在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就消灭了。这是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我同他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的理想快乐生活也只是在婚后实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其间的因素,他从来不谈,我也从来不说,只有我们二人互相了解,其余是没有人能明白的。我记得很清楚,有时他在十分烦闷的情况下,常常同我谈起中外的成名诗人的遭遇。他认为诗人中间很少寻得出一个圆满快乐的人,有的甚至于一生不得志。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谈起就寄予无限的同情与悲悯。’他的这种议论无形中给我一种对飞机的恐惧心,所以我一直不许他坐飞机,谁知道他终于还是瞒了我愉快地去坐飞机而丧失了生命。”陆小曼的这些话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徐志摩。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轻松快乐,仿佛一切忧愁都与他无关,可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徐志摩的内心深处,实际上郁结着复杂的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始终未实现,一直横亘心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奢望。
为了纾解理想主义寻而不得的精神困境,他只好希望从爱情里寻找到快乐。他一次又一次在情海里跌跌撞撞,最终成就了那个多情的诗人形象,但却终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这种夙愿,徐志摩没有实现,许许多多的理想主义者也难以实现。也许正因为是理想主义,所以无数人才在无限接近的路上匍匐前进,直到生命的尽头。
如果说,徐志摩的三个女人中,谁最清楚他的精神围城,大概是陆小曼。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临终前,她把徐志摩文稿的全部清样和纸型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保藏。陆小曼去世时,碍于当时的时势,只能葬在苏州的一处陵园,无法与徐志摩合葬。陆小曼的葬礼也极为简单,她的灵堂上唯一一副挽联是由王亦令撰文、乐亶写的: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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