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1964年生，籍贯山东威海，历史学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孟菲斯大学（硕士，博士在读）、多伦多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密西西比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区域（侧重江南和华北）的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及其近现代变迁。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Journal of 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校译英译中专著2部，还承担多篇英译中、中译英论文工作，发表学术札记、随笔多篇，另有1部英文专著即将付梓。
历史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记忆的处理和表达有不同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做明清江南史的硕士论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价值析评论纲》。如在“内容提要”中所云，该课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凡，解析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评估其历史价值”。十几年后我做博士论文，矢志从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小见大，当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结构”性的整体分析。这种重视大一统国家力量的思路，其实与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所倡言的“政治经济”并无二致。而在我后来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的部分转向中，这种以政治—经济的全国结构性分析为旨归的理路一以贯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北美为中心的中国研究，经历了问题、热点、范式的多次转换。冷战时代，置于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持续受到青睐，所以左右中国现代命运的农村是研究的重心。而冷战后，城市史研究崛起，开埠以来的上海等东南通商口岸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形成了另一种中国形象。
受到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做城市史，但区域不再是研究成果丰硕的江南——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区域是社会史学者着力的重地。我沿循自己所称的“走出江南”（beyond Jiangnan）的航线，指向北方，指向内地，指向前现代。
虽然选择济宁有偶然性的因缘成分，但济宁作为一座大运河港埠城市，其重要性的确远远逾出了城市本身和其所在区域的藩篱，对其的观察有必要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构架内；而作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有力地介入地方生活，也为观察国家与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并且，从较长时段考察济宁城市的历程，包括明清易代、近现代转型在内，还可以深究社会形态的延续与变革。
但即便研究对象自身具备“重要性”，也并不等于研究本身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要性。济宁虽然曾经声名远播，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知名的地方不计其数，那么，研究济宁的特殊意义何在？我试图从不同的层次论证该课题研究的意义（significance）：第一，从史学（historiographical）上看，长期以来，不仅济宁地区，即便开埠前的帝制时期整个山东的地方史，有分量的研究唯有罗仑、景甦先生在1950年代做过的“经营地主”课题和后来许檀教授以临清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我的选题案例具有某些填补空白的作用；第二，从方法论（methodological）上看，我将济宁商业化、城市化的动因归结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大运河为杠杆考稽济宁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沉浮，从而认为其地方特性和城市认同并不尽然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这正是如临清、天津、德州、张秋等因运河而勃兴的北方城市或城镇的共同经验；第三，在思想（intellectual）层次上，济宁的商业化、城市化途径及其兴衰命运反映出国家权力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在具有国家层面战略重要性的北方运河地区所普遍呈现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丰富和深化了“国家—社会”在中华帝国里错综复杂的互动表现和实质所在，也蕴含着来自现实的人文主义关怀。
总之这是在为一个中国城市或地方立传，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意义，一如题目所示：“City， State， and the Grand Canal: 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1289—1937”（《城市、国家和大运河：济宁的身份认同与转型，1289—1937》）。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我根据几个不同侧重点拆解出若干篇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历史杂志》）、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又名《清史问题》）、《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
这次整理成书稿，为凝练主题我做了进一步压缩。明清时代，抑或中华帝国晚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依然故我，但某些可被称为“进步”的新气象出现在发达地区，尤其是“空气使人自由”的城市和城镇。在那里，地方精英势力相对庞大，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积极作为不但主导了地方特性，如城市的性格和潜在走向，还影响到了国家范围的某些结构性变化。所以在这部围绕着济宁地方认同（identity）或属性的专著中，我聚焦于城市精英——是他们在“经营地方”。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与随着大运河通航以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依然广泛涉及物质、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组织、政治力量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仍被定位为一项综合研究。
如稍后在“导论”所言，这项综合研究运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美欧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崛起的一个机缘，正是为了纠正中华帝国的整体史与宏大叙事的缺陷，即长期以来对“国家—社会”中社会一方的忽视。而我本人所理解和认可的社会史侧重综合，特别是与自己比较擅长的社会经济史的方法融合，并最后归结为整体性政治经济的分析。
社会史提倡眼光向下。而“社会”在基层的代表就是地方精英，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士绅为主体，纵然士绅的合法身份、地位本身来自国家。士绅无疑是地方社会的发言人，但其代表性的程度如何，也因时、因地而异。在北方中等规模城市中，济宁的“精英能动性”（elite activism）及其激扬起的“地方主义”颇为鹤立鸡群。
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个著名的问题：“底层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但实现它的一项技术性困难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是以精英为主的知识人写的，如何通过他们的笔端发现普通大众，不仅要从数量相对稀少的资料信息里挖掘，还要转换观察的视角。
社会史的方法也影响到本书的资料甄选和使用。在本书中，不少资料是笔者首次发掘，但在很多地方也使用了一般性的材料。这么做一是为了叙事的完整，二是正如赵世瑜教授所提到的海外研究路数的一个特点：不必大段引征经籍典章，“常识”性的材料也可用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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